被遗忘的泣血历史：19世纪美国的排华战争_风闻
秋枫谷-2020-11-25 21:09
将《驱逐：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译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部血泪史，震撼人心，又是一部抗争史，令人振奋。原书全名DrivenOut：TheForgottenWarAgainstChineseAmericans，副标题既可以直译为“被遗忘的排华战争”，又可以意译为“美国19世纪排华史”，但考虑到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取向，我们最后决定选用更加震撼人心的直译。如此，书名遂译为《驱逐：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
这是一部巨著。作者用三四十年的学术积累，经过七八年的现场踏勘和资料钩沉，又花五六年的访谈和笔耕，终于拂去尘埃、揭开真相，被人有意掩盖的一段丑陋历史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一、梦断金山
1848年2月2日，战败的墨西哥被迫签署条约，割让近一半的国土给美国，含新墨西哥、亚利桑纳、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那天，墨西哥人浑然不觉，就在9天前，在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山脚下，在一条小溪的锯木厂里，有人发现了天然的纯金块。一年之内，世界各地的淘金人涌入加利福尼亚，墨西哥人当然来了，其他拉美人来了，欧洲人来了，远在亚洲的华人也来了。
然而，僧多粥少，难免抢夺，而且，这些移民中，罕有心善的“僧人”，不乏冒险的赌徒。其中的白种人自视优越，天生高人一等。即使在淘金潮的初期，为了霸占财富，利欲熏心的种族主义者也狠心地驱逐墨西哥人、拉美人、印第安人和华人。10年之后，金矿基本耗尽，淘金的和筑路的华工失业，进入林场、农场和牧场。和白人比较，华工的优势明显，他们勤劳刻苦、优质高效，在有限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招人忌恨。二三十年后，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来袭，排华暴行恶浪滔天。华人成为白人矿工梦断金山的替罪羊，成为种族主义者、失业老兵、欧洲移民的共同打击对象。对华人的围攻、偷袭、驱赶、杀戮一浪接一浪。
二、血腥的种族战争
19世纪40年代抢夺了加利福尼亚以后，美国政府用种族灭绝政策对付印第安人，用战争的暴力征剿他们，用高压和欺骗的手法和他们签订条约，把他们赶进难以生存的“保留地”，押上了“血泪之旅”。如此，原住民的加利福尼亚竟成了“无主地”，大片的土地被授予大公司，小块的土地被馈赠与自由白人。
西部的“无主地”吸引了成千上万“冒险”“拓荒”的白人，也吸引了中国南方大批穷困潦倒的“淘金客”。
旋即，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调转枪口，对准华人，酿成排挤、驱赶、屠杀华人的暴行和惨剧。
旅美华工十余万人，他们修铁路、开矿山、种庄稼、栽果蔬、小本经商，为数以百计的西部城镇提供给养，为美国西部大开发立下汗马功劳。
跨洲铁路贯通以后，残忍的大公司解散华工，让其自生自灭。但开矿务农的华工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苦干精神，令白种工人感到“威胁”。经商华人的吃苦耐劳，挑战白人商家的统治地位。嫉妒、忌恨加仇恨对准华人，政客、奸商、暴民对华人发动冷战和热战，华人被驱赶、屠杀和遣返。美国政府用“狗牌法”歧视华人，强迫华人佩戴有头像的“身份证”。美国国会1882年颁布《排华法案》，用法律形式使这场肮脏的“种族战争”“合法化”。
从1849年到1906年，美国大约有250个城镇发生过暴力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人被强制赶出家园，放逐他乡，驱离美国，甚至被残害致死。
三、黑色记录
本书前六章总体上扫描半个世纪的排华暴行，第七章撷取最猖獗的80年代予以介绍，
这一章题名“19世纪80年代的黑色记录”，38页，2.1万字，沉甸甸、字字血、声声泪，作者的感情却藏而不露，使读者更加震惊。
琼・菲尔泽态度严肃、严谨、冷静、客观。为了突出沉重而严肃的主题，她采用了异乎寻常的三种手法：
（1）用黑纸白字，仿照悼念亡灵的黑纱和白花。
（2）用编年体，分六节，只白描、记录、罗列，不铺陈，不修饰。第一节“导语：我为何选择实录”，其余5节依次是：1880―1881，1882―1883，1884―1885，1886，1887―1890。
（3）每节都按6个专题编排：围攻与清洗，凶杀与残害，就业歧视与工作时遭遇的暴力，排华游行与集会，政府立法与司法判决，华人的抗争与坚持。
作者承认，“本章的分类记述尚不完全。有一些清洗从来就不曾记录下来，有一些围攻我未能绝对准确地查证清楚，杯葛运动湮没在历史中，大屠杀在集体记忆中被抹掉了。很可能，为实现‘白人纯洁性’而发动的暴力运动泛滥成灾，远远超出我们所知道的范围。”（P255）
如此“浅层”的记叙或许会招致批评，为此，作者做了这样的解释：
“要呈现排华狂潮和暴行的全景实在不可能，任何语言都不足以捕捉住那一幕幕暴行。”（P254）
“在搜寻一种形式来描绘这一场场‘演出’时，我拜读了非裔美国人反私刑运动的领袖艾达・威尔斯（IdaB.Wells）的著作，又请教了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设计师林璎（MayaYingLin）。两个女人都有力而简明地列出遇难者的名字。”（P254）
四、不屈的抗争
《驱逐》并不仅仅是一本描述仇恨和绝望的书：它还是一部非凡的抗争史。琼・菲尔泽证实，“中国人并没有安静地离开”。在许多城镇，他们购买武器自卫，宁死不屈。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针对华人的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罪行。在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商人的积极介入下，他们通过诉讼要求对受损财物进行赔偿，迫使法庭下令禁止警察的野蛮行径。在第一部《排华方案》实施后的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们一共提起了700多次法律诉讼。
华人在加利福尼亚各地组织大罢工。铁路华工罢工，争取与白人同工同酬。华人菜农组织杯葛运动，不给排华的旅馆和白人家庭妇女提供食物。
华人利用国际法和国内法，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捍卫自己生命权、居住区和财产权。他们援引中美两国相对平等的《蒲安臣条约》、1870年的《民权法案》、1870年和1871年保护黑人民权的《强制执行法案》《惩治三K党法案》和联邦宪法《第十四号修正案》，捍卫自己的一切合法权益。
在这场斗争中，亦有正直、善良、主持正义、同情华人的美国白人，惜不在多数。白人律师弗雷德里克・毕（FrederickBee，1825―1892，汉名傅列秘）竭尽全力，协助中国政府，帮助华人大公司，难能可贵。1877年，他代表所有被驱逐的华人居民提告普莱瑟县，就“强制驱离”中被毁房舍和店铺的损失以及个人财物的损失进行索赔。傅列秘时年49岁，在普莱瑟维尔经商，他铺设了大陆电报线、修路、创办驿马快信业务，是少数愿意代表白人的华人律师之一。他参加了1877年国会联合委员会在旧金山举行的听证会。后来他被特聘为中国驻旧金山领事，1879年首任领事，为期三年，后来又续任两届。他为华人首创了独特的违犯国际协定的索赔案。傅列秘以白人律师和中国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据理力争，几次打赢官司，事迹感人。
五、外交博弈，弱者难胜
1868年，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互为最惠国。条约规定，两国国民有自由迁徙、经商、居住和“观光”的权利；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视。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否决了华人的上述权利。1892年国会通过《吉尔里法》，羞辱、排挤华人。
1879年，加州的第二部宪法塞进了排挤华人就业、不保护华人移民的条款，中国领事立即交涉抗议。
1877年12月，罗克林镇的400华人被清洗，中国领事提出抗议。
1885年，特拉基驱逐所有华人，中国政府和中国领事馆感到震惊，提出抗议。
1885年，尤里卡镇赶走全体华人，25岁的华商永兴状告尤里卡镇，代表52个华人打官司索赔，是为“永兴诉尤里卡案”。中国政府、中国领事馆和中华总会馆予以支持。
1885年，石泉城惨案发生，中国政府派出以公使郑藻如为首的调查团奔赴怀俄明州的石泉城现场，展开调查、严正交涉，成功迫使美国政府赔偿。
在这场外交博弈中，我们看到，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哪有公理可言。中国政府和中国外交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可收效甚微，往往不得不妥协、让步。
以“狗牌法”为例，中国政府、中国领事馆和中华总会馆据理批驳后，却不得不一再退让，直至被迫接受；美国的国内法压倒甚至推翻了它应该遵守的国际条约。
起初，中华总会馆向全美华人发布通告，用华工易懂的语言发出命令：不接受《吉尔里法》：“《吉尔里法》不公正，华人都不得服从。它贬低华人。如果服从，华人将被贬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该法残酷不仁。只要看看它，就知道它对我华人多么不仁。它想使我们华人低贱可鄙。我们不想华人服从它。我们不相信，华人会服从它。美国制定这条恶法，违背了中美两国的条约……我们华人要团结一心抗拒这条恶法。”（P291）
中国政府感到震惊。5月底，中国照会美国国务院，如果美国政府根据《吉尔里法》采取任何行动强迫华人佩戴身份证，美国的一切对华关系包括外交和商务关系就会断绝。一切在华的美国人将被迫离境，贸易就会终止。（P305）
最后，美国国会做出妥协，通过缓和“狗牌法”刚性的“麦克雷里修正案”；为了维护中美两国的贸易，中国政府默许了这个修正案。（P319）
1894年1月20日，中华总会馆改变立场，发布通告，以一句认输的话结尾：“我们劝告所有的劳工遵守这一法律。”
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1892年制定的《吉尔里法》又把《排华法案》延长10年。1895年，美国国会拨款5万美元执行新的《排华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实用主义的美国需要盟国，才废除了敌视华人的《排华法案》。2012年，美国国会才正式为《排华法案》对华人致歉，表示遗憾（regret）。
菲尔泽考证，为了反击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中国政府叫停进行了十余年的“中国学童留美教育计划”。不过，这只是该计划终止的解释之一，另一种解释是：清政府内的保守势力担心学童失去中华文化根基，认为该计划失败，必须终止。
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中，有五个中国外交官值得一说：两个美国人、三个华人。
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极富传奇色彩。他是美国律师、政治家、外交家、美国驻华公使，1861年被林肯总统任命为美国第13任驻华公使。他主张各国平等相待、合作，深得中国政府信任。中国政府打破惯例，任命他为特命全权大使，代表中国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参与签署条约，是为世界外交史上罕有之特例。1870年，蒲安臣死于出使俄国任上。
弗雷德里克・毕（FrederickBee，1825―1892），嫉恶如仇、张扬正义，人称毕少校，汉名傅列秘。他是美国律师、企业家，却担任中国外交官，为期十年；1878年至1887年出任中国驻旧金山领事，为旅美华人争民权、打官司，是为数不多主持公道的美国律师之一。他维护美中互为最惠国的《蒲安臣条约》，反对1882年的《排华法案》。19世纪80年代，他奔走西部各地，几次代表华人打官司，就奇科、丹佛、石泉城、尤利卡、特拉基、沙斯塔等地驱逐华人的凶杀、纵火等案件提出索赔，要求惩处民团和地方官，创造了独特的违犯国际协定的索赔。
郑藻如（1824―1894），清廷内阁中书，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理洋务、外交。任驻美大使期间，保护华工及维护华侨利益。1882年，向美国总统抗议《排华法案》，要求否决这一议案，最终迫使美国政府做出三点让步：（1）华工返国所需证明可由中国领事馆签发，以便华工仍可回美；（2）准许往返古巴的华工经美国过境；（3）中国在纽约设立领事馆。1885年9月，美国怀俄明州的石泉城矿区发生凶杀华人的惨案，郑率队奔赴现场调查，正式照会美国政府，要求偿命、惩凶、赔款，结果美政府不得不照数赔偿。
陈兰彬（1816―1895），晚清大臣、学者、首任驻美公使，历任兵部、礼部侍郎及会试阅卷大臣等职。1880年12月31日，丹佛城大批暴民横扫唐人街，袭击华人，残害一人。陈兰彬照会美国政府要求赔偿。1885年9月，怀俄明州的石泉城爆发惨案，他随郑藻如奔赴现场调查，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华人、进行赔偿，最终如愿。
崔国因（1831―1909），晚清外交官，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1889年至1893年任中国驻美公使和全权大使，著有《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16卷。就《吉尔里法》向美方抗议，认为宣告该法否定华人劳工的人身保护权，宣告其“不符合中国、美国和上帝治下的世界各地最根本的原则之一”。他说，《吉尔里法》赋予税务官无限的权力，违背了中美两国的条约。（P326）他痛斥美国人出尔反尔、虚与委蛇，迫害华人，却要求中国保护美国商人和传教士：“1892年的《吉尔里法》是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一切公义、平等、理性和公平原则的破坏。”（P327）
在19世纪的中美外交博弈中，在保护华人华侨的权益中，中国政府、中国领事馆据理斗争，却不得不一再妥协退让，直至被迫接受不公平的现实。美国不断用国内法《排华法案》和《吉尔里法》抗拒中美互为最惠国的《蒲安臣条约》。至今，它仍然经常用国内法压倒甚至推翻它应该遵守的国际条约，搞单边主义。平等互惠的国际新秩序、公平正义，谈何容易，各国人民，尚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