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集体主义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个体主义是西方特色，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_风闻

【本文来自《马丁·雅克：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西方的国家，扎根于不同的历史土壤。这个历史土壤就是：基督教日耳曼文明是政教二元分立体系，政不具教的职责。因此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国家不具有伦理性，只是单纯的暴力机器、效率工具，是冷冰冰的。国家至上必然是可怕的，是被人厌恶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具有共同的看法。

      但基督教这套教化体系，却构成一个温情脉脉的伦理世界。伦理教化的职能、社会公益救助的职能由教会执行。从历史上看，随着罗马帝国的毁灭，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起诸多王国的日耳曼蛮族限于文化水平的极端低下和技术手段的欠缺，使得建立起来的正式的政治国家极端不成熟和不完备，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这使得教会乘虚而入，攫取了相当大的政治治理权，如具有收税，司法裁判以及对属区教民进行日常管理的权力，从而教会也具有政的功能。组织严密的教会实际上构成一个准国家，它与正式的政治国家形成相互竞争而又互补的关系。因此在维系基督教日耳曼文明共同体的作用上，基督教会的分量高于政治国家。而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中，正式的政治国家地位不高的历史原因。教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是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的政治传统。到了近代，这种教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又演变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基督教，其实就是所谓市民社会的源头。

      所以，西方市民社会，虽然带有伦理的温情，却也继承了教会的传统，是前台政治国家幕后的隐形准国家，是有组织的，高度政治性的统治机器，决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自发性、松散性的民间存在。然而，它又有别于直接出现在前台的国家暴力机器。市民社会，以媒体、非政府组织为触角，对日常生活和思想实行柔性控制，其实就是今天人们常提到deep state。

      说集体主义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个体主义是西方的文化特色，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是基督教会这类超越血缘关系、有着严密组织管理的团体之产物。西方引以为傲的理性、自律，实为集体长期规制的内化。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集体主义成为西方习焉不察的底色，才需要个人主义来中和。可以说，没有这种组织化的集体主义，就没有个人主义。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也正因为有市民社会在幕后的日常高度警惕的护持这个保险，前台的暴力国家在自由主义中的地位，就不需要很突出，它只需做最后危机时刻的后备军就可以了。现代西方体系，实质上是一个二元国家体系构成的双保险，而非像人们通常在表面上所看到的，仅仅只有单一的弱国家所构成。

      因此，非西方国家之所以依葫芦画瓢、移植自由主义的弱国家，却不能保证和西方国家相同的政治稳定，绝不是什么文化或人性的不同，而是因为它们还缺失了(也不知道)有组织的市民社会这样一种幕后的隐形国家的实际力量来维稳。可谓只得其形，不得其神。

      因此我们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决不可教条化照搬西方理论，受其误导。中国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仁，仁是源自内在生命的感知力。正是以这种感知力为媒介，才打通自我与外在世界的隔阂，消除外在世界的异己性，鲜活地体验到并达到内外一体。这是不同而和、化成天下的源泉。

      因此，仁，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性。教，即是人类依据自然准则，对自身人性的自觉修饰，也即对自身内在潜在生命力的自觉开发。这开发的结果就是德性。德性，是带有理性色彩的行动之源，而人是以行动构成自己生命的内容的。

      因此，教是文明的基础，任何文明都有一套独特的教化体系。宗教无非是一种披着神的外衣的教化体系。政和教，是维持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两根支柱。

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自秦始皇一统中国，就在技术上建成了中央集权制，这是成熟完备的国家形态，也是西方在十六世纪以来，孜孜以求达到的现代目标。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吸取秦政失败教训，给秦代留传下来的国家机器补充了伦理教化的职能，从而构建了阴阳平衡，政教一统的完善体系，教配合政而行，政治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内在合一。如果说礼主异，主敬是政治秩序的代表；乐则代表了伦理世界，主同，主爱，激发仁，消除特殊性，回归共同的本源。从而天下一体、所以中华文明才叫礼乐文明，国家是温情而伦理的。

     中国的国家，历来是政治和伦理教化的双肩挑，无论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总之德治是它的基本原则，而不纯用讲求效率，冰冷无情的法治。相反，远离国家的江湖世界才是赤裸裸、朝夕不保的丛林世界。

     因此，不同于西方世界以市民社会（教会的变种）为安身立命之处；一个大一统的强国家，才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根基。而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其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它的国家有某种微妙的不足性。------因为与西方文化上更有亲缘关系的俄罗斯国家制度，效仿的是纯粹工具性的前台政治国家体制，缺乏类似中国的这样一种历史传统和内涵，即深厚而又成熟的伦理教化功能，没有深入人心，滋润人心的力量。如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定义是一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实际上是西方绝对主义工具国家的传统，美国维持社会秩序，执行暴力的机构的表现同样如此，把号称民主的美国的警察和中国的民警在人民的面前，各自有什么样的表现作个比较，即可一叶知秋，了解中西国家的不同特点。而毛泽东则指出专政不单是暴力镇压，也包括对敌人的改造。这种说法则是植根于另一个不同的历史传统。

     再来看市场经济和依托市场经济所建立的现代西方社会。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市场，不过是对一种自由放任和人与人相互竞争状态的命名罢了。这个市场虽然西方的政治国家不予干预，但市民社会则在暗中予以规范，使之符合市民阶级的整体统治利益。而在中国，市场如果不受国家限制，就别无其它力量加以控制了。那么市场的原生态所呈现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冷酷的、甚至血腥的江湖世界。

     明了了中国何以不同于西方。就明了了中国推进国家建设的方向。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公有制经济的恰当定位。就是要协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制约市场，以公有制经济作为“国家”发挥社会作用、伦理功能的帮手，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机器。

     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是在承认国家的前提下，限制国家；那么，我国政治学的重点，就是如何建设以民主集中制为框架的，为社会、为广大人民服务，排忧解难的，强调伦理教化作用的强国家。并在承认经济上一定范围内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限制资本利益集团对国家的绑架和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