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喜哥，再见_风闻

　　“大喜哥”消失了。

　　媒体、互联网、流量，让曾经隐于世的“大喜哥”，真真切切地红过，很多“热心”的人，也不乏真诚地想帮他过上“正常的生活”。

　　熙熙攘攘的人们围观、拍照、提供帮助，可“大喜哥”需要的是，一个能懂自己的人，一个能包容自己的社会，一份安静的、不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打扰的生活——这太奢侈了。

　　“孤独吗？我太懂孤独了……”

　　“大喜哥”不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懂他。

　　最近从福州回到北方后，他消失了，就像从没红过、从没来过。

　　“大喜哥”在告别，告别格格不入的人群、告别哗众取宠的流量，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往。

　　从今往后，很大概率上，“大喜哥”不会再红了。而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大喜哥，再见。

　　前段时间，“大喜哥”从福州回到了青岛，那座他此前生活了60多年的岛城。

　　回到青岛后，“大喜哥”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接下来如何生活。这座海边城市的冬天再次来临，而他生命里的春天，却似乎从未来过。

　　2012年，“大喜哥”因一则老房子起火的新闻，从青岛红到全国。在新闻中，年逾五十的他穿着艳丽的女装，化着浓厚的妆容，极为狼狈地出现在镜头前——发生火情的正是他的住所。

　　那一次，虽然电视台仅给了他几秒钟的镜头，但“大喜哥”还是因男扮女装成为了整段新闻的焦点。最后，主持人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节目：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问的不仅仅是火灾。”

　　以此为开端，接下来人们开始用猎奇的眼光看待有关“大喜哥”的一切，很多“传说”也随之诞生。

　　姓名、出生地、婚姻，甚至是性别，讨论与传言以不同角度塑造出很多个“大喜哥”，好奇的人们试图寻找到他与众不同的理由。

　　或悲或喜，或好或坏，“大喜哥”的经历开始被标记，并被赋予了一些深远的话题。但现实却是，他的故事远比“标签”丰富。

　　“大喜哥”刘培麟

　　01

　　名字、工作、残疾

　　误会从“大喜哥”的名字便开始了。

　　在日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他的真实姓名被写作“刘佩鳞”或“刘佩麟”，但在身份证上它被写成“刘培麟”。

　　“大喜哥”刘培麟的证件

　　除了姓氏，他的名字被外界几经变更。这不是谁的错误，毕竟就连“大喜哥”本人对于这个姓名都知之甚少。

　　刘培麟似乎注定是一个没有“来处”的人。在那些他亲笔写下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最初来到人间的经历：

　　父亲酗酒家暴，母亲一气之下投井自尽。父亲为此心灰意冷，将儿女尽数送人后便没了音信，而自己则是被包着棉被扔到了火车站。

　　与亲生父母分开时，刘培麟尚在襁褓，所以这些“过往”全部来自道听途说，真实性不详，却是他与故人仅有的“联系”。

　　刘培麟对于“家”的理解全部来自养母。多年前，这个善良的女人在火车站发现了他。虽然家中已有7个儿子，但她还是决定将婴儿抱回去，“本以为养不活，没想到还是长大成人了”。

　　在刘培麟成长的年代，贫穷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生存成了头等大事，于是他勉强念完初中便被推向了社会。“我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想起这件事刘培麟总觉得甜蜜蜜的。

　　离开学校后，刘培麟被分配到一家服务站“做苦力”。后来那里变成了服装十九厂，他的工作内容却没有发生变化，“拉车、搬重物”贯穿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在当时这样的经历平平无奇。

　　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平淡的故事有了转折——刘培麟，下岗了。

　　“没想到，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他连续使用三个“没想到”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意外、无奈和遗憾。时至今日，这样的复杂情绪仍影响着他，“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想穿女装的”。

　　离开服装厂时，刘培麟不到40岁，仍算得上是“青壮劳动力”。所以他去了建筑工地，预备继续做苦力谋生，但仅是几个月后，他便被绊倒在讨薪的路上。

　　为了要回工资刘培麟挨了不少打。最初约定一起讨说法的工友因看不到希望都放弃了，唯独他还在坚持。

　　后来“争论”变成了“群殴”，他还是没要到一分钱，伤痛成了这份工作中他唯一的“报酬”。

　　做苦力没希望了，刘培麟又去送报纸、摆地摊、当服务生，全都失败后他开始送煤气，终究没能绕过凭力气吃饭。

　　送煤气时他的代步工具是一辆破旧的摩托车，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他时常将车骑得飞快，意外发生了。

　　一个深夜，刘培麟遭遇了车祸。他撞上了一辆同样飞驰的公交车，虽然大难不死，却也落下了终生的残疾，一种所有男人都难以启齿的残疾。

　　“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一分赔偿也没有得到。”

　　“我怎么提起呢？我无法提起啊。”

　　刘培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受到孤独的。

　　02

　　养母、兄弟、房子

　　刘培麟上面有7个哥哥，全部都是养母亲生的。他的岁数最小，一直住在家里。“7+1”的兄弟组成让他们自小便没什么共同话题，各自成家后更是老死不相往来。

　　养母重病时，刘培麟也找过几个哥哥。可兄长们死的死，老的老，还有几个失踪了，没有选择，他独自负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

　　养母患的是胰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医生询问治还是不治，他想了想，最后点了头。从入院治疗到护理，具体花了多少钱他没统计过，只记得医院要，他便给，兜里没有了便借，然后一步步地走到了卖房子的地步。

　　2000年之前，刘培麟住在青岛老街上的一栋老楼里，他们一家拥有其中的20平米。过去大人小孩挤在里面，那里并不体面，却也实实在在承载了一些家庭温暖，可如今都已烟消云散。

　　“你以为我想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还是决定（把房子）卖了。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了。”

　　因为着急用钱，刘培麟给旧屋的定价并不高，可即使如此，在正式出售时这个数字还是被一压再压到了20万。因为买主是朋友介绍的，他答应了议价，这算“尽了孝道”，即使他深知这些钱改变不了什么，很多都是“早晚的事”。

　　办理房屋过户那天，刘培麟收到了买主的10万元，他问剩下的钱呢？对方谎称办完手续就给，结果从此不见了踪影。他也想过要用诉讼手段维权，可没有收条，没有合同，全凭一张嘴的买卖连证据都谈不上，想到这里他又放弃了。

　　往后几十年里，刘培麟时常会到老宅看看。

　　那里房价涨了，住宅也变成了景区，很多人会在这间房子前留影，他怕吓到游客，所以很少走近。大多时候他只是隔着马路静静地望着那个曾经的家，从不说话，也从不流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刘培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证据。

　　刘培麟偶尔会“回家”看看

　　借了钱，卖了房，刘培麟拼尽全力也只延续了养母四个半月的生命，那个给了他“家”的女人还是走了。

　　之前杳无音信的几位哥哥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一个接一个地找上刘培麟。他们责怪弟弟卖了房子，质问他家里的钱去哪儿了，他解释了好些时日，但“兄弟们还是为此反目成仇”。

　　有人问他值得吗？他回答“值不值得，我都尽力了。”说到这些他总会流泪，不是心疼房子和钱，只觉得“挺不孝的”。

　　母亲不在了，刘培麟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格外孤独，于是他便琢磨着成家，期盼着有个人嘘寒问暖。

　　03

　　“傻妻”、女装、矛盾

　　刘培麟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仅维持了半年便草草收场。

　　当时，刘培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单亲母亲。因为智力上有些缺陷，女人说话和自理能力都有问题。

　　得知这些时刘培麟很犹豫，但后来他发现“对方不要彩礼，也不要房、车，就是想找个人照顾她”，这正合自己的心意——实际上，他也只是想找个伴儿罢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刘培麟和女人结婚了。两人相差十岁，领证时刚好一个40岁，一个30岁，刘培麟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结婚后，刘培麟带着媳妇去过几家医院。他惦记着把她的病治好，然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寻了几家医院都说“没得治，估计要傻一辈子”，听到这他又犹豫了。

　　“不听话，什么都往嘴里塞，天天往医院跑”，就这么凑合着过了几个月，刘培麟渐渐觉得有点“管不住她了”，想了想他提了离婚。女方家人爽快地答应了，隔几天就办好了手续，这婚就算离了。

　　关于刘培麟的婚姻还有另一种说法：有人说他的家庭原本幸福美满，只因妻子目睹女儿车祸身亡，才精神失常失踪了。

　　对此，刘培麟本人仅含糊地说过只言片语，信息零散到拼凑不出一段完整的故事。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无人知晓，众人只看到刘培麟又是孤身一人了。

　　刘培麟与他的“家产”

　　如果换上女装生活对于男人来讲是一种“突破”，那挡在刘培麟和这种突破之间的最后一道闸，便是这位曾短暂带给他希望的“傻妻”。

　　这之后，他彻底妥协了，又或者说以另一种形式“反抗生活了”——他开始流浪，开始拾荒，也开始以女装示人。

　　刘培麟9岁那一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喜欢女装。参加文艺节时，他看着身边的小女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很是羡慕。

　　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真的渴望，成长过程中他断断续续地偷偷尝试过女装扮相，但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他从不穿出门，只躲在家中自己欣赏。

　　后来，父母不在了，兄弟闹掰了，婚姻结束了，刘培麟觉得是时候要“拨开乌云见太阳了”，因为没有“别人”了，世间只剩下自己了。

　　只有以“不寻求意义”的角度去看待刘培麟，才能意识到他隐藏在“女装”背后的矛盾与无奈。

　　“我从小便喜欢打扮，也喜欢穿女装。”

　　“我以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如果是，我肯定坚决不穿女装了。”

　　这两句看似截然相反的话全部出自刘培麟之口。这样的自相矛盾不能被定义为说谎，因为谁都有正常生活的权利，因为谁都可能被生活一再戏弄。

　　这种所谓的“正常”，既包括灵魂与肉体的一致，也包括爱好与现实的契合，但显然无论哪一种对于刘培麟来讲都太过困难。

　　如若能了解刘培麟的人生，哪怕只是丁点的片段，旁观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

　　委屈、无奈、孤独、冷漠、遗憾、意外……他的人生组成和所有人一样复杂。

　　稍有不同的是，某些最普通的事情在他的身上都变得异常困难，“我对得起这个世界，但它总让我难过”，刘培麟说“这或许就是命吧。”

　　04

　　哑巴、“死亡”、没有名字的人

　　在刘培麟的回忆中，自己前前后后有过21个伴侣。其中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个对他很好的哑巴。

　　与哑巴相识时，刘培麟已以女装示人近12年了。那天午后，他正在住所收拾着之前捡来的废品，忽然一个男人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他。他试着挣脱，无果，便回头与男人交流起来。

　　因为不能说话，二人的谈话全靠“比划”，刘培麟不懂手语，只能通过哑巴的肢体动作和写下的纸条拼凑出对方的来意。“我很欣赏你”、“一起住吧”，这是刘培麟为数不多能“听”懂的话，“当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刘培麟和哑巴开始同居。印象中那个男人很顾家，“搞到钱就会往家里买吃的喝的”，还会给刘培麟添置一些化妆品和衣服。

　　在此之前刘培麟的生活所需品全部靠拾荒，这种可以消费、选择的行为隐约让他找回了一些对生活的掌控感，他再一次开始渴望安稳。

　　和哑巴相处时，刘培麟还特意找人为自己和他拍过一组婚纱照。那是这段感情唯一的见证，但搬家时照片丢了，为此刘培麟耿耿于怀了很久。在稍微赚到一些钱后，他还请求过专业摄影师为自己补拍，对方拒绝了，理由是“店里实在没有适合的衣服”。

　　也就是2年的光景，哑巴失踪了，没有任何征兆和理由。刘培麟只知道他是“惹了事儿，被关起来了”。至于惹了什么事儿，被关在了哪里，还会不会重获自由，这些他都一概不知。

　　在刘培麟的世界里，所有的离别都没有“再见”这个说法，“我不计划什么了，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就算结束了。”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拾荒中的刘培麟

　　如果说人生的终点是遗忘，那哑巴消失的那一刻，便是刘培麟走到世界尽头的瞬间。

　　这世间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不见了，刘培麟“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喜哥”。

　　成为“大喜哥”之前，刘培麟度过了一段没有名字的时间。那时候他在街上拾荒，身上是颜色极为鲜艳的女装，脸上是并不精致的妆容。留了许久的长发没有打理，乱糟糟地被编成两根粗细不一的麻花辫搭在他的肩上。

　　这样的装扮够不上“正常”的标准，于是他成了街上的“怪物”。恐惧、厌恶、好奇，这些都是他曾收获的目光，没有人愿意上前与他交流。

　　邻居们叫他“穿女人衣服的男人”，附近居民称其为“捡破烂的精神病”，路人则是无声无息地观望拍照，然后便匆匆走过。

　　“我倒是想交流，没人搭理我”，直到2012年那场火灾来临。

　　火灭了，人火了。

　　快乐的刘培麟和对他很好奇的路人们

　　05

　　火灾、“大喜哥”、网红

　　媒体对于刘培麟最初的认识，全部来自那场突如其来的火灾。

　　8年前，刘培麟租住的房屋内起了一场火。虽然火势不大，但还是引来了当地民生节目的关注。由于经常在家中生火做饭，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元凶”。面对镜头，邻居们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此时刘培麟走进了家门。

　　“我是灭了火才走的，我真的灭了火。”他慌忙解释道。

　　看了当年的画面不难想象，当事人这样的形象，会给观众朋友带来多大冲击。

　　2012年火灾新闻中的“大喜哥”

　　回看当时的新闻，那天刘培麟的装扮与平常穿女装的他并没有不同。但在毫无防备的看客来讲，他足够“奇葩”，也足够引起讨论。

　　那天之后，刘培麟有了另一个名字，“大喜哥”。网友觉得他搞笑，“看起来极为喜庆”，所以便起了这个昵称，而这也成了他在草根网红届的代号。

　　被媒体报道之前，刘培麟没有手机，也不通晓网络，甚至很少说话。他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认知都来自回忆和书本，如今忽然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有些手足无措。

　　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采访他，刘培麟近乎来者不拒，并且面对提问知无不言。尽管有些交流并不礼貌，但他不抵触，因为“我什么都见过了”。

　　在刘培麟所有的故事中，最为人敬佩的莫过于他拾荒还债的事情。

　　多年前，刘培麟曾为此上过一档节目。在节目中他说：

　　为了给母亲看病，自己向一些人借了15万左右的债务。现在，他正靠着拾荒和每月600元的低保努力还债，希望各位债主能再多给他一些时间。刘培麟背上债务的时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了，那时没有人相信，以他的境况可以还清这笔巨额债务。

　　从内容看来，这理应是一档平平无奇的民生节目，但不知为何，节目组却在最后设置了一个让“大喜哥”回归男装的环节。舞台之上，刘培麟接受了节目组的改造。他换上了体面的男装，戴上了帽子遮盖自己的长发，他看起来“正常多了”，却没露出半个微笑，他始终沉默。

　　录制结束前，嘉宾和观众鼓励他献唱一首，刘培麟举起话筒没等伴奏响起，便匆匆演唱了起来。

　　那一刻，台下的观众在笑，他却盯着远方，眼眶泛红。

　　2012年节目中换上男装唱歌的“大喜哥”

　　虽然参与了节目录制，但刘培麟却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他仍会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发愁。从600到800再到最后的1000元，当房租已经成为“天文数字”时，他拨通了赵先生的电话。

　　赵先生是位富裕的好心人，听到了“大喜哥”的遭遇，他二话不说便将人接到了宾馆，还承诺帮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唯一的条件是“剪掉长发，换上男装，回归正常的样子”。

　　为了生活，刘培麟答应了。那是2016年，按照刘培麟自己说的，当时的他60岁了，已换上女装16年。此时他没钱，没家，没朋友，就连那头长发也要没有了。

　　几天后，刘培麟在赵先生的陪同下走进了理发店。当两条凌乱的辫子被剪掉时，他清楚地感受到体内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抽离掉了，后来他才知道，那种感觉是“后悔”。

　　因为原来的头发太久没被打理，理发师只得将其全部“推”掉。刘培麟变成了寸头，“大喜哥”好像也死掉了。

　　刘培麟男装

　　06

　　赵先生、化妆、镜子

　　按照原来的计划，刘培麟在剪掉头发之后就要去办理新的身份证件和信用卡，可赵先生却在此时不见了。

　　10天后，刘培麟被公寓物业以“会吓到孩子”为由赶了出来，一切都很突然，却又在意料中。

　　日后，赵先生再也没有出现。他跟着刘培麟的长发一起消失了，忧愁再一次写满了刘培麟的脸。他再次回到了那间隐匿在青岛老街胡同里最深处的房间，一切归于平静。

　　因为家中没有电，刘培麟只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清晨五点半，是他起床梳洗打扮的时间。

　　不同于其他女孩，刘培麟的化妆手法无章可循，却带有极强的目的性。“我要涂得厚一点，不然遮不住（面部的男性特征）。”

　　正在化妆的刘培麟

　　刘培麟爱美，之前还用600元钱为自己定做过一件旗袍。除此之外，他的衣裳都是捡来的，所以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多。但他仍会用心地搭配，尝试在鞋、裙、衣中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

　　因为没有洗头的条件，刘培麟基本不打理头发。他将捡来的彩色卡通发卡别到头上，也会佩戴手镯、项链等配饰，颜色大多会和那一天的衣服相配，这是他一天中笑容最多的时候。

　　一切准备就绪后，刘培麟会站在镜子前仔细看看自己，确认没有问题后，才会转身走向门口。

　　摸着黑，举着蜡烛，微弱的光亮划过堆在房间各个角落里的书本上。

　　刘培麟说自己平生只爱两件事，读书和打扮。文学作品中，他尤其喜欢老舍和巴金。近些年来，他只是买笔、本便花了超过3000元。他热爱写日记，想到什么便会记在纸上，日积月累这些日记也塞满十几个纸箱子了。

　　刘培麟日记

　　“我热爱生活，喜欢阅读，我喜欢写日记，我遵纪守法，我注重诚信，不做违法的事，人生应该如此吧。”

　　吹灭蜡烛，天空已经大亮，晨曦的光亮穿过狭长的胡同小心翼翼地走进凌乱的屋子。阳光打在镜子上，一行由刘培麟写下的字清晰地浮现出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

　　07

　　尾声

　　公众最后一次大范围讨论“大喜哥”大概是在2年前。就像是每一代“网红”更迭前最后的高光时刻，“大喜哥”也站在了被遗忘的边缘。

　　最后一拨找上刘培麟的人是一群志愿者，他们希望给“大喜哥”做一次专访。那之后，他们成为了朋友，志愿者满足了刘培麟出书的愿望，还将其带到福州看病，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热心的志愿者们发起过捐款，也试图为其建立慈善基金会，但最终都因外界担心“捐款用处不详”而不了了之。

　　在这个过程中争议成了刘培麟必须面对的事情。为了“图清净”，他终止了这些捐款活动，还发表了一则声明：

　　“我个人喜欢女装，更喜欢做女人，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无可指摘之处，可指摘的倒是那些小人。”

　　对此网友评论：“人的成见是一座山，不同就是他的原罪。”

　　可谁和谁又能相同呢？

　　去年3月，“大喜哥”决定离开青岛。很多相识一场的人赶到机场和他道别，同时也斩断了他作为“网红”最后的流量。

　　这一次，“大喜哥”也消失了。

　　2019年，在青岛流亭机场的刘培麟

　　不久前，刘培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些自拍照。通过定位人们得知他已回到了青岛。现在刘培麟在哪里？他还拾荒吗？他还有钱吗？他过得究竟如何？他怎样面对生命中的第64个寒冬？

　　问题与传说依旧存在，只是这一次已无人问津。

　　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他与记者曾这样对话：

　　“如果能重来，你还会这样生活吗？“

　　“怎么能重来呢？我今年61岁了。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这句诗歌我不太懂。”

　　“不懂吗？以后你就懂了。”

　　也是在那一次访谈中，刘培麟对着镜头朗读了一封写给父亲的家书：

　　“亲爱的父亲，我小的时候不懂事，没事总是惹您生气，所以我对您是有愧疚的。也许是生活对我的惩罚，使我失去了一切，但我不后悔而且生活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后悔也没用，世间本就没有后悔药。我活了下来，因为我怕死。人没有不怕死的，死对于人来说都是可怕的。鉴于此，我苟延残喘地活到了今天，不容易。

　　…… 

　　爸爸，我拾荒20多年，现在电视台一直在报道我的事情，我想出了名的生活会更好一些，唉，（可）还是像以前一样。谁也不会因为我的出名而对我顶礼膜拜。

　　爸爸，我退休了。说实话生活的压力还是没有减少……因为房子的事他们（亲戚）恨我，也不来帮助我。我一直在自食其力，没有给刘家丢人。只不过有一件事，我不想瞒你们二老，我喜欢上了女装……也许这是病态，但他们也说这是对生活的释放。

　　好了，话已经说到这里，这封家书我寄给你们。希望你们地下有知，原谅我。”

　　读这封信时，刘培麟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语气也并无波澜。

　　他很平静，好像已经过完了曲折，而又悠长的一生。

　　生命的河流，带着所有人向前奔流。

　　只是，2020年的冬天过后，属于刘培麟的春天，会到来吗？

　　大喜哥

　　天冷了

　　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