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贸易战，不是因为国家间的民族性矛盾，而是因为各国内部收入分配都发生了问题_风闻

译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陈柳

原文：“贸易战是阶级战”导言

来源：实验主义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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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登险胜本次美国总统大选后，连支持拜登的主流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特朗普背后的社会力量是现实存在，不会随着特朗普个人的离开而消失。例如：

“外交季刊”发表“特朗普不会是最后的民粹主义者”(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1-06/trump-wont-be-last-american-populist)

“金融时报”发表 “支持特朗普的社会运动将持续存在”（https://www.ft.com/content/d73b9541-f91c-4423-9353-1f6606f31ee7 ）

“经济学人”杂志发表 “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0/11/05/trump-and-trumpism ）。

在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日当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Michael   Pettis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的留学生课上进行了讲座，他是202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贸易战是阶级战”作者之一，也是北京D22乐队的创始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8年。

他认为，所谓贸易战，并不是因为中国，美国和德国的人民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民族性矛盾，而是三国内部的收入分配都发生了严重问题。他开玩笑说，“我在华尔街的三个主要投资银行工作了多年，但我现在听上去像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合著的新书导言中引用了英国19世纪末的“自由社会主义者”John.A   Hobson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消费不足的理论，而Hobson也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大量引用的。本期公号推出“贸易战是阶级战”一书的导言的中译，以供读者进一步研究。  

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人都通过贸易和金融系统相互联系。当我们买东西、上班或存钱时，我们的举动其实影响着数千英里之外的数十亿人，就像世界另一端的人们也在他们不知不觉的平凡决定中影响我们一样。

尽管这些经济联系有诸多益处，但它们也可以将一个社会的问题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人们可能对其他国家的高房价、债务危机、失业状况和污染负有责任。比如，中国的低劳动力价格和对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廉价银行贷款，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德国企业对工资的大幅削减和德国政府对福利支出的削减，则与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联系在一起。

本书的论点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这是一个乐观的论点，我们不认为世界注定要承受国家或经济集团之间的零和冲突。中国人和德国人不是“邪恶的”，我们也不生活在一个国家的繁荣只能以其他国家的损失为代价的世界中。过去几十年的问题并非源于地缘政治的冲突或者不兼容的民族性格。相反，它们是由从普通大众流向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的大量转移收入引起的。

各地的普通大众被剥夺了购买力，而后被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欺骗，以为大众之间的利益在根本上是矛盾的。经济阶级之间的全球冲突被误解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误解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可能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重演——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崩溃破坏了民主并鼓励了有毒害性的民族主义。在当时，冲突的后果是战争、革命和种族清洗。幸运的是现在的情况还没有那时那么可怕。但这绝不是可以自满的借口。

中美政府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是这些风险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在2002年至2010年之间，在美国许多本地企业与中国进口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国会选区，选民越来越多地从左右两派中选出具有极端倾向的选区代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其他共和党人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他对全球贸易和中国的敌意，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他赢得了与中国商品竞争最严重的百个县中的89个。一些估计表明，如果不是因为贸易引发了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选民的激进化，特朗普将输掉大选。

作为总统，特朗普对大多数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了惩罚性关税、正式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者“、并阻止了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投资。与他的其他政策不同，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对峙的政策大受美国政坛的欢迎。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赞扬了2018年的惩罚性关税，他认为中国是美国真正的贸易敌人，并且这一政策“增加了数以百万计的未来美国就业机会”。

然而，事实是中美两国之间没有经济冲突，中国人民并非美国人的敌人。相反，问题在于中国国内经济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中国蔓延到了美国：从中国工人到中国精英阶层的系统性财富转移，扼制了中国国内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通过过剩的制成品以及推高股票、债券和房地产价格，扭曲了全球经济。

关税和民族主义言论不能解答中国目前的失衡，但它们却会加剧错误的观念：即认为中美的经济利益不相容。这种不满无法解决深层次问题，如果对其处理不当却可能威胁到国际和平。现在看来，阶级的战争已经引起了贸易战，如果更糟的灾难因此发生，那将会是一个悲剧。

什么也不做是不可行的。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太大，以至于其他国家无法只是被动地接受中国国内的经济扭曲造成的后果。一方面，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是国际外交的议题似乎有些奇怪，但这是全球化的必然指示；另一方面，说服中国的精英阶层让工人获得更多的购买能力则是重大的政策挑战。扭转普通人向富人的收入转移，使其更向普通大众倾斜，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欧洲局势极不可能演变成军事对抗。但在某些方面，欧洲内部的认识混乱和病态甚至更糟。在过去的几年中，欧洲（而非中国）已成为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威胁，首先是德国政府，然后整个欧洲大陆的政府都提高了消费税，削减了劳动力市场保护，这使得数百万人不得不从事低薪资的兼职工作。欧洲工人越来越无法负担他们生产的东西：自2010年初以来，欧元区的家庭支出增长仅为整体生产率增长的一半。

尽管中欧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欧洲人已经削减了基础设施投资的支出，以至于桥梁和道路变得无法使用），但中欧在影响全球经济繁荣上的相似之处更为重要。如今，欧洲内部的经济扭曲已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中国内部失衡达到顶峰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样大。

在2012年之前，整个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并没有出现失衡，因为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国内失衡被其他欧洲国家吸收了（主要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德国人的消费少于他们的生产，并且在本国的投资不足，这使得德国向世界其他地方注入了大量盈余。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希腊人和其他国家经历了经济的过热，他们的支出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收入，并通过借钱来弥补其中的差距。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中，西班牙的贸易赤字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仅拥有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希腊排名第五。德国内部加剧的不平等、消费低迷以及系统性的投资不足，预示了欧洲大陆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危机。

民族主义者对危机的回应是煽动种族偏见，同时让精英们回避根本性的经济失衡问题。德国政客要求希腊政府通过出售岛屿偿还债务，其中许多债务其实已被德国的银行在希腊经济过热的时期购买。一些小报甚至提出，建议希腊通过清算国宝偿还债务，例如雅典卫城。作为回应，希腊政府重新恢复了德国对纳粹暴行进行赔偿的长期要求。就在2017年，时任荷兰财政部长兼欧元集团主席的耶隆·迪斯瑟布洛姆（Jeroen Dijsselbloem）将整个危机归咎于那些“将所有钱花在酒精和女性身上，然后向外寻求帮助“的人。

小报发表如此愚蠢的言论已经够糟糕了，但政策决策者都如此深刻地误解危机并根据所谓的“民族性格”分摊责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错误的。欧洲危机绝不是法西斯的德国人和不诚实的希腊人之间的冲突，其根本问题是收入分配。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在两德统一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自由化的双重冲击下制定的，这些政策将购买力从普通工人和退休人员转移到了超级富豪，这反过来迫使德国的邻国必须承受失业率上升或债务飙升的某种组合。这些政策的可悲后果是，德国领导人破坏了现代最积极的变革之一——建立一个健康、统一的欧洲。而现在的危险是，欧洲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开始贸易战，这不仅将损害全球繁荣，而且将损害世界民主国家之间的重要联盟。

复活的历史

这不是全球经济第一次因不平等加剧而扭曲。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情况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世界类似。当时，富裕的欧洲国家内部收入分配极不平等，这意味着工人无力消费国内生产的所有制成品。富人们有很多钱可以投资，但国内却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当国内消费者无法购买更多商品时，建造更多的国内工厂已毫无意义。在当时，但凡收入分配能更平等一点，工人就能有更多的消费能力，并有能力购买他们生产的一切商品，而富人也将更易于获得其期望的投资回报。

当时的精英们拒绝了这种选择，但他们也想阻止失业率上升到可以引起革命的地步：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将多余的产出转移到国外的殖民市场。生活在帝国控制和未独立国家下的外国人将购买欧洲普通人买不起的商品，不仅如此，这些外国人还会以在欧洲军队和炮舰保证下的较高利率借钱购买这些商品。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的投资者为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加拿大、非洲、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项目提供资金，他们还修建铁路，并出口从机械到军事硬件再到奢侈品的各种物品。欧洲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宏观经济扭曲，而暴力征服符合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

当时就有精明的观察者意识到了这一点。据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说：需要为“无法在国内找到有效投资的剩余资本”寻找出路，这是美欧帝国主义的主要解释。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使大量的储蓄剩余掌握在富豪手中”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收入的集中给了富人们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就“无法消耗的过多的消费能力“。这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因为”仅靠消费就可以振兴资本并产生利润”，因此富有的储户不得不到国外寻找“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和投机活动的新的地区“。最终，这种搜寻鼓励了国内利益群体“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放置在其所在的政治区域之外，进而刺激了欧洲的政治扩张政策以帮忙富人们涉足新的外国区域”。

好消息是，收入不平等与帝国主义的有害组合可以通过改变收入的分配来和平解决。霍布森写道：“只要‘收入’或商品需求的权力在人们中间得到适当分配，国内市场就可以无限扩展“，他认为，“没有必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因为“英格兰生产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英格兰消费”。

霍布森在1902年提出了这一论点，当时他没有被理会。十二年后，他所描述的动态原理并没有改变，而世界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在1920年代，富裕的美国人是过剩储蓄的来源，而欧洲人被迫吸收了美国过剩的产品。最近，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肯尼斯·奥斯汀（Kenneth

Austin）指出，霍布森的见解同样适用于现代中国，日本和德国的过剩储蓄，而美国则是这些过剩的吸收者。在19世纪末期、1920年代以及今天，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所造成的危害都通过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传播到了其他国家。

霍布森意识到，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超级富豪向普通人的收入转移变得更好，尤其是在那些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地方。他进一步认为，国家内部适度的收入重新分配可以和平地解决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不幸的是，他的见解被忽视和遗忘了。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繁荣时期，这些观点似乎也根本不必要。然而，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各国内部不平等的迅速增加和跨国界之间日益深化的经济联系使霍布森的见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而现实的挑战是：（1）智识上的挑战（使人们认同这一观点）；（2）政治上的挑战（动摇从现状中受益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