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飞，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位蒙冤者的故事_风闻

来源：一席

王飞，律师。  

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参与平反冤案，看似是解决陈年旧案，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包括你我这种普通人，让每一个尚未面对的人免于这种遭遇。

蒙冤者    

2020.10.24 北京

大家好，我叫王飞，一名刑事律师。

在这里跟大家讲几位蒙冤者的故事，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张玉环：1  99      3-2020    

2020年的8月份，一名男子在结束了27年的监禁后被无罪释放，他叫张玉环，是我的当事人。

26岁进去，53岁出来，人生的美好年华都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时间要回到1993年。

1993年的10月25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张家村一个叫下马塘的水库里面，发现了两名男童的尸体，一个6岁，一个4岁。

最初怀疑他们是溺亡，后来村里的医生看到那个大的孩子嘴角有勒痕，小的孩子脖子上有掐痕，就建议家属报案。两天之后，也就是10月27日，张玉环被带走，他被锁定为杀人凶手，从此就没有再回来。

判决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呢？判决认定1993年的10月24日，也就是27年前的今天，张玉环干完农活回到家，看到两个小孩在扒他家屋檐下的土，他很生气，就打了那个6岁的男孩。男孩把他的手抓伤了，他就更加生气，把小孩拖到卧室里边，用绳子勒死了。杀死6岁的孩子以后，看到4岁的男孩还在他家的客厅里面玩，也杀了这个4岁的孩子。

这是判决认定的事实，但是在法庭上张玉环并不认罪，他说在案发当天根本就没有见到这两个小孩，他的口供是被刑讯逼供的。

尽管没有任何的客观证据指向张玉环杀人，也没有目击证人，但在8年以后，经历了一次发回重审，张玉环仍然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送到南昌监狱去执行了。

2017年的1月份，张玉环的家人通过江西的一个记者找到了我，给我发来了这个案件的裁判文书，还有张玉环和他的家人在这二十几年间写的大量的申冤信。

我看了裁判文书以后有几个基本的疑问，第一个疑问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案件，为什么审理了8年？这是严重超越了审判期限的。

第二个疑问是，对未成年人的侵害，而且是对两名孩子的侵害，即便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他仍然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从一开始法院就判张玉环死缓，没有判死刑。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去监狱里见了张玉环。他当时很激动，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杀人？你跟我说实话。

当时还是2017年，张玉环说，律师你相信我，我从24年前就说这人不是我杀的。他们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打我，还牵来两只狼狗来撕咬我的下体。他们最后甚至威胁我，如果不承认这孩子是我杀的，就把我的妻子也抓过来，我是在这样的无奈之下承认杀人的。

听了他的讲述，我认为他是值得信任的，但仅凭当事人的讲述显然不够。我们代理冤案，既要保证一个无辜的人不受冤枉，同时也要保证我们不会救出一个真正的杀人犯。

我们去了张玉环在张家村的老家，这是2017年的7月份，我和另外一名律师在张玉环家的老房子。

这个房子已经很破旧了，一直保持着二十几年前的原貌，房间里面杂草丛生。房子的位置就在马路边，是当年他们村出去的一个主干道，距离非常近，只有十几米。

这个所谓的杀人的房间正对着马路，当年房间的窗户没有窗帘，甚至没有玻璃。在这样的一个房间去杀人，我认为非常可疑。而且，判决书上杀人的时间是中午11点多，是人的活动非常频繁的时间，这不是一个正常人会做出的事情。

我们访问了当年的村干部，在小孩失踪的那天晚上，张玉环一起去寻找了这个小孩。10月25日小孩从水塘里面被打捞出来以后，那个年代很多人喜欢看热闹，张玉环也去现场看了。

我也问村民，张玉环家和被害的男童家到底有没有矛盾？村民说两家的关系其实不错。一个成年人，在双方没有重大矛盾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调皮去杀害6岁和4岁的孩子，这是不符合杀人的强动机的。

我还去访问了张玉环的家人，见到了他的前妻宋小女，当时她跟我讲，我是家里的老幺，家人担心我受苦，专门要我嫁一个老实人，所以才选择了张玉环。

同时，我也去找了当年跟张玉环关在一个看守所的人。我说张玉环当年是什么状态？他们说喊冤，非常决绝地喊冤，甚至绝食证明自己的清白。

看到这个案子的案卷材料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所谓的认罪，在这二十几年间只不过是两份截然不同的有罪供述。第一次是被抓以后七天，在派出所。仅仅过了一天时间，到了第二天，张玉环做出了作案地点和作案过程完全不同的供述。

如果真是这个人干的，一旦他的心理防线被突破，做出有罪供述，就不会再改变口供，他会非常稳定地去承认杀人。 

当然，这些疑问当年的司法机关都没有重视。后来我们就坚定地开始为张玉环申诉，向各级司法机关反映。

终于在2020年的8月4日，江西省高院正式宣判张玉环无罪。

黄玉秀：1999-2018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案子，我是为一个已经去世的人辩护。这个阿姨叫黄玉秀，她的儿子叫廖海军，她的丈夫叫廖友。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1999年的1月19日，在河北省迁西县新集村的一个枯井里边，发现了两名9岁女童的尸体。六天以后，黄玉秀一家人被公安机关带走，儿子廖海军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的凶手，他的父亲廖友和母亲黄玉秀被认定帮他转移尸体。

和其他案件一样，他们一家三口也经历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这张照片，是廖友在向记者讲述他当时被刑讯逼供的过程。

他说那些人用塑胶棒不断地打我，把我踢倒在地，用皮鞋踩我的脸，我的门牙被踩掉了，满嘴都是血。但是他们告诉我，你的牙只能吞下去。他后来就把牙吞进去了。

这张照片里黄玉秀是在比划什么呢？她说办案人员用绳子绑住她的两个大拇指，中间放一个木棍，两个办案人员在木棍的两端抬起这个木棍，她整个人完全被吊在那里，脚尖离地有这么高。

在这种情况下，廖海军承认了杀人，廖友承认帮他儿子转移尸体。但黄玉秀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面对刑讯逼供，她自始至终没有承认参与了这个案件，她也说她的儿子没有杀人。

这个案子的问题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当年把他们一家三口抓走的原因是在他们家的卧室里发现了血迹，经过血型检验是A型和O型，刚好跟两名女童的血型相符。

但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证明，廖友和廖海军的血型，跟两名女童的血型是一致的。而且有DNA检验能够证实，家里的血迹是他们自己的，不是两名女童的。同样，没有任何客观证据，仅凭口供就给他们定了罪。

黄玉秀后来回忆，当初办案人员到她家里去调查的时候，他们态度非常不好，她一生气就拿喂猪的舀子打了警察一下。她特别后悔，一直觉得是那一下惹怒了警察，才让警察一定要把她的儿子做成凶手。

黄玉秀是一个家庭妇女，完全不识字，但是她为了申冤，竟然在监狱里学会了写字。她每天写申冤信，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儿子申诉。

直到2009年，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重审廖海军一家人的案件。再审仍然是一波三折，经历3次开庭、长达9年的审判，最后在2018年的8月9日，廖海军一家三口被宣判无罪。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庭上，我们只能看到廖海军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廖友因为遭受了很大的身心摧残，服刑结束后很快就去世了。黄玉秀一直坚持到了2018年7月份——宣判前一个月——也离开了人世。

▲ 法院外，廖海军向已经去世的父母磕头

宣判的时候，一家三口只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另外两个人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清白者。对律师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心酸的胜利。我们申诉成功了，但是我们的当事人已经不在了。

这就是冤案带给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摧残，我们总是说“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可是有人可能永远等不到正义到来的那一天。

田志娟和田志军：2003至今

刚才讲的两个案件，他们可以说是幸运的，尽管经历了摧残，经历了蒙冤，最终还是获得了平反。我讲的第三个案件是发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田氏姐弟杀人案，他们目前还没有平反。

左边是我的当事人田志娟，她在被抓之前是东北一个国企的财务处处长，右边是她的弟弟田志军，是一个当了六年飞行员的退役军人。

2003年的9月13日，在姐弟俩开的一个鞋店楼下，地下的暖气管道井里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来经过DNA鉴定，被确定为王某某，她在生前跟弟弟田志军曾经有过一段婚外的恋情。

三天之后，田志军就被锁定为杀人嫌疑人，被警方带走了。在田志军被抓的第二天，姐姐田志娟也被带走。

这个案子经历了近10年的审判，四次被黑龙江高院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但最终在2012年的11月份，姐弟二人还是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王某某逼迫田志军离婚，跟她结婚，两个人产生争执，之后田志娟赶到鞋店，三个人发生了冲突。姐弟两人就联手杀害了王某某，并且把尸体转移到暖气管道井里边。

我们注意，判决认定的杀人时间是2003年2月16日，但是多份证据显示，在2003年的3、4月份，王某某还跟她的很多好友打过电话，说她在外地。

而判决认定的杀人地点是在鞋店二楼，但是后来警方在侦查过程中挖地三尺，把地板砖全都刨掉，把土全扫回去，也没发现王某某的任何痕迹，血迹、DNA什么的都不存在。所谓的抛尸现场，也没有找到姐弟二人曾经到过的痕迹。

这个案件就是靠短暂的有罪供述把两人给判了。可是姐弟俩说，虽然做了有罪供述，但是是屈打成招，口供是被要求编造、排练的。

实际上我认为，杀人案的判断一定得有一些陈述之外的证据，最好是客观证据。因为杀人不可能是靠气功，它不是个虚拟型的犯罪，一定是靠人和人之间的接触，而接触就一定会有物质交换，会有DNA，这些东西很难被抹掉。

▲ 田志娟在狱中用卫生纸写了大量申冤信

2018年，田志娟的丈夫刘铁生找到我，刘铁生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男人，我当时就是被他打动的。

他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为妻子和妻弟申冤，并且雷打不动地每个月都去监狱里看他的妻子。刘铁生说当年田志娟一直劝他离婚再娶，但是他没有答应，他说一个人带着孩子也可以。

现在田志娟和田志军都已经超过60岁了，因为刑讯逼供对身体的伤害，田志娟已经不能走路了。他们的刑期跟十七年前一样，仍然是无期，所以这个案子如果不平反，他们很有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法院曾经提出，如果他们认罪、赔偿被害人损失就可以获得减刑，并且关了多久就判多久，他们可以出狱了。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拒绝认罪，他们说，如果这样我就是真正的杀人犯，我没有做过。

今年1月，我们最坚强的支柱刘铁生也倒下了。他因为脑梗瘫痪在床，已经没办法说话了。当时我和我的团队说，从现在开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作为他们的律师，一直以来，尤其是在刘铁生瘫痪以后，我非常愧疚。在他们有生之年，让这对患难夫妻以清白之身团聚，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做到。

我为什么参与平反冤案？

刚才的几位蒙冤者，张玉环是目前已知的关押时间最长的蒙冤者；廖海军，在获得清白的那一天，他们一家人永远无法团聚了；田氏姐弟，17年过去了，他们还在艰难地跋涉。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这是我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江西的刘志发，他用了40年，在今年2月洗刷了冤屈。

这一位叫汪康夫，1966年他被指控强奸、猥亵了他的12名学生，坐了10年的牢。他出狱以后向这些受害学生去求证，学生说我没有被人强奸，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受害者。

汪康夫今年已经78岁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十年牢狱，罪不在我，我无愧于社会，却为这个社会所不容。

这几年我因为工作的缘故接触了大量蒙冤者，他们的喜怒哀乐全部展现在我面前。在我看来，蒙冤者的人生没有阳光，他们是一群在黑暗中挣扎的灵魂。他们不为社会所理解，遭受着周边人的冷眼，甚至是家人的排斥。

他们不停地想向人诉说自己的清白，但没有人愿意听，因为人们只相信那一纸判决，他们就背着判决书上那些杀人犯、强奸犯的标签活着。

这几年，我参与了大量的冤案平反工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呢？蒙冤者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们曾经是大学生，是老师，是公务员，是警察、法官、检察官，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突然有一天就陷入了这样巨大的灾难。

可是这些个体的遭遇不是他们个人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司法的运行规则出现了问题。

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没有遭遇那样的灾难，只是因为我们稍微幸运一点，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下一刻也是幸运的，子孙后代也是幸运的，不能保证。

我们参与平反冤案，看似是解决陈年旧案，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包括你我这种普通人，让每一个尚未面对的人免于这种遭遇。

我呼吁我们每一个人，在还能够享受到岁月静好的生活的时候，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去关注这些冤案，去关注我们的司法是如何运行的，并且监督我们的司法，确保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

好，这是我今天想说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