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赌牌处理契机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_风闻

　　博彩业是澳门特区的龙头产业，而六张正副赌牌的合约期将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届满，距离现在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显得较为急迫。因而各方面都颇为关注，希望特区政府能够早日有所筹谋。不过，行政长官贺一诚在《二零二一年财政年度施政报报告》中，对赌牌期满处理以至博彩业发展的论述不多，只有「促进博彩业稳定及健康发展。完善博彩业法律建设，开展幸运博彩经营批给的工作部署和前期筹备工作。督促博彩业界依法经营，持续推广负责任博彩，打击非法博彩。」这么几句。虽然在附录二的《二零二一年度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法律提案项目》中，列有「修改第16/2001号法律《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一项，并将之列为第六项（共九项），但也附注「视乎公开谘询情况而定」。而在立法会议员就明年度施政报告向贺一诚提出问题时，就连具有博彩业背景的议员，包括经营者、从业者和专业研究者，都「有所默契」地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发问，因而令贺一诚无法就此而详谈其构思及抱负。

幸好，在施政记者会的环节，先后有三名记者提问了博彩业的问题，贺一诚也作了较为详尽的回答。其中有关赌牌期满处理的部分，贺一诚的回答大意是：一、特区政府明年度先行对《博彩法》的修改框架进行公开谘询，然后进行立法工作；二、对于对赌牌期满的处理办法，有各种不同意见，特区政府都将会考虑；三、但特区政府没有预设性的意见，也将不会就任何推测性的问题作出回应。

    这种情势，反映了一个较为「对立」的态势。一方面，包括三正三副在内的六个赌牌的合约期，包括「澳博」及其副牌「美高梅」获得权宜性短期续约两年后，全部都到二零二二年六月止。从目前起计，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倘是按计划到明年下半年才开始谘询，就显得时间很紧迫，可能不够宽裕。

  　  另一方面，赌牌期满处理的问题，关系重大，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向中国发动贸易、疫情以至外交、政治领域的斗争，虽然其即将卸任，但他所造成的大环境可能一时难以消散，以及新冠肺炎冲击，彻底暴露博彩业一业独大的不安全性的背景下，如何妥善处理赌牌期满的后续问题，却又成为当务之急，但也需要进行全面谨慎缜密的评估。

　　因此看来，还是先行采取类似应对「澳博」及其副牌「美高梅」率先期满的权宜处理办法，充分利用《博彩法》中的相关机制，给予六张赌牌短期续约，以俾新《博彩法》的制定具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使之成为高品质并适合国家及澳门特区发展需要的良法。当然，受到现行《博彩法》相关机制的制约，由于已经权宜性短期续约的「澳博」和「美高梅」，其能够继续延约的终端期限是到二零二五年六月止，因而其他两正两副四个赌牌的权宜性短期续约期限，也不宜超过二零二五年六月，以便于两个赌牌统一同时进行公开开投。但也未必要「用到尽」「最多可以五年」的裁量权期限，如果对修订《博彩法》的公开谘询及立法工作时机成熟，也可有适当的提前量。

以笔者个人的看法，似乎是在二零二三年初进行赌牌公开开投，新赌牌的效期从二零二三年七月开始，较为适中。一方面，具有较为充裕的时间进行公开谘询及立法工作，使得新《博彩法》的品质有保证；另一方面，也是第五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依法行政的具体表现，亦即既充分行使行政主导权，又要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避免滥用行政裁量权。这从贺一诚做起，成为此后历届特区政府的榜样。而且，二零二三年七月，正是贺一诚首任行政长官任期的中期末，是需要出政绩的时候，不宜拖到翌年新一任行政长官选举。

制定新《博彩法》，必须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是必须尊重中央的意向。笔者此前分析指出，澳门特区的博彩政策是属于中央的专有职权，而非澳门特区可以自行作出。实际上，在二零零一年进行博彩业改革，开放赌牌，就是中央政府的决策。当时中央的决策是：一、结束澳门博彩业的专营制度，开放博彩业，发出三个赌牌，一个华资，两个美资，华资留给以「澳娱」为主重组的新公司（「澳博」），为的是防止博彩业的断层真空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及七千多员工的就业。尽管后来「澳博」所递交的标书不尽如意，也必须这样做。而新增两家美资博企，是为了引进雄厚资金及新颖技术、经验，促进澳门博彩业有新的发展。当然，在钱其琛副总理的心目中，两家美资博企最好能够利于他在主持对美外交中运筹帷幄，操作自如。实际上，在钱其琛的运作下，「威尼斯人」在北京申请二零零八年奥运主办权中，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二、在中国境内，只准澳门开赌。三、中资企业不得参与赌牌竞投。四、不允许台资企业获得澳门赌牌。

  后来中央的后续政策，也继续强化了中央对博彩政策的专有职权。一方面，不批准香港特区开赌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台办警告台湾当局，倘金门和马祖开赌，立即停止「小三通」，而且也否决了马祖与福建合作开赌的计划。另外，在对出境参加赌博活动进行打击斗争中，虽然也打击与澳门赌场有联系的地下钱庄，但却并未将澳门列入「赌博城市」的黑名单。

　　   而在当前，中央出于对美斗争的需要，可能不单止是作为运筹帷幄的「筹码」的需要，而且也要考察各家美资博企的老板与美国各政党政客以至情治机构的关系，以便于驾驭或限制这些关系。

　　  其次，是必须服从及配合中央「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策略，逐步消减「博彩业一枝独大」的情况。要在赌牌重新开投的过程中，附加必要的条件，超越当年引进先进经验及技术，及适合一家大小度假旅游的较低端要求，提升到必须配合及促进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以其经济实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较高端要求。与此同时，本身也要推动非博彩业元素的发展。

　　  其三、必须积极参与澳门特区社会公益事业。回归前对「澳娱」的赌牌附带有较多的参与社会公益的要求，如平民屋建设及疏浚航道等。在新《博彩法》中，看来也有必要引进这种机制，强制性地要求博企参与社会公益，既有物质性的如城市基本建设等，也有非物质性亦即精神上的，就是协助特区政府做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等。最近，多家博企无论其资本背景如何，都很积极地参与推动青少年爱国爱澳教育的工作，看来就是方方面面在积极引导各家博企，而这些博企也意识到自己有此责任，当然可能也是为了为自己在未来赌牌重新开投时「加分」。

　　如果特区政府能紧紧抓住及把握好这个契机，就能将博彩业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促使澳门的「一国两制」事业，在辩证法的运用方面，也收获丰硕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