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点儿啥】如果百香果女孩案不能判死刑，还要死刑干什么？_风闻

各位好，我是观察者网的董佳宁。最近，“百香果女孩遇害案”有了新进展。此前广西高院终审的结果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指令广西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再审。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案件，以及案件背后废除死刑的问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案情。百香果女孩，名叫晓燕，出生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伯劳镇平心村。她家多年都是低保贫困户，在村里最后一批脱贫。2009年时，她的父亲因拯救落水者而牺牲。这些年来，母亲独力抚养五个孩子，靠打零工、种地维持生计。

一家人住在土墙瓦房的老宅子里，多数时候靠自家种的蔬菜自给自足。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几年前先是种起了百香果，后来在村里危房改造的呼吁下，打算借钱盖新房。

2018年10月4号，母亲计划去村委参加技能培训，然后去十几公里外的地方为建新房做准备，临走前她安排晓燕和姐姐晓菲，摘一些百香果，到村里的收购点售卖。姐妹俩来到田中，摘完果子后，姐姐要上个厕所，晓燕就一个人跑到了对面山头的百香果售卖点，将刚才摘的果子卖了32元。

卖果子的地方离女孩家只有500多米，就在她回家的路上，同村一个29岁的男子杨光毅拦住了她，要对她施行暴行。期间她试图反抗，并成功逃脱，但很快被男子抓回。男子将她掐晕后，带到一个山坡上，刺伤了她的双眼和喉咙，然后实施强暴，女孩在此过程中死亡。之后，男子拿走了她身上的32元，将她装进麻布袋里，扔入一个水坑中浸泡，最后抛弃在一处山坡。

女孩失踪后，家里人发动全村人帮忙搜寻，只有杨光毅和他父母没有参加。村里有人怀疑和杨家的人有关，女孩的小舅陈天上门质询，杨光毅的父亲发誓赌咒不知情。警察一度将杨光毅带走问话，后来又放了出来。两天后，杨光毅才在父亲的规劝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

2019年7月12日，案件一审法院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杨光毅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应从严惩处。虽然其是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因其罪行极其严重，决定对其不予从轻处罚，判处杨光毅犯强奸罪，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受害家属还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判决杨光毅要赔偿被害人家属31万，但因未能查到可供执行的财产，这条判决被终止执行。

一审判决下达之后，杨光毅不服判决，随即上诉。2020年3月25日，二审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对其限制减刑。根据判决书，二审法院认为他有自首情节，原判对其量刑不当，因此改判。

二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判决不合理，女孩的家人也决定申诉。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调卷审查。前几天，11月11日，最高法指令广西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再审。这个指令言简意赅，耐人寻味。事情发展到现在，并不能说杨光毅肯定会被改判死刑，案件还要再审，我们会继续关注。

一审二审在犯罪事实、证据、定罪、适用法律、审判程序这些方面都没有争议，问题就出在自首上。一审二审都认定杨光毅有自首情节，但判决却不同。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自首者，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个“可以”是一种倾向性意见，并不是“必须”、“应当”等原则性、强制性表述。一审认为杨光毅虽然是自首，但罪行恶劣，不减轻处罚，二审却因为自首而进行了轻判，成为了舆论的风暴眼。

这个案子再次将废除死刑，以及废死派带入公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讲讲我国废死派的这些年。

我国的废死派，大概出现在2000年前后，此后在许多成为舆论焦点的案件中，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要想了解废死派，就要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年轰动全国的一些案件。

2009年5月，沈阳发生了小贩杀城管案。夏俊峰和妻子在街头违法摆摊，被沈阳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期间，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打斗，他刺死城管队员两人，重伤一人。11月15日，一审判决，夏俊峰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2011年5月，终审法院辽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当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伤行人后，下车对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在驾车逃逸过程中，再次撞伤行人。在该案中，一审宣判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维持了死刑判决。

2013年4月1日，复旦投毒案，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林森浩对室友黄洋不满，在宿舍饮水机中投入毒物，黄洋饮用后救治无效死亡。第二年，一审宣判，林森浩被判处死刑。2015年，上海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复旦投毒案将另一起发生在大学宿舍的案件带回公众视野，那就是2004年的马加爵案。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打牌和室友起了矛盾，购置、改装了美工锤，经过周密策划与准备，在三个晚上杀死四人，畏罪潜逃。2004年4月，昆明中院一审判处马加爵死刑，2004年6月，云南高院裁定核准了马加爵的死刑判决。

以上几个都是国内舆论上最受关注的刑事案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案情大多手法残忍，情节严重。如果从这些案件本身出发，从法理上来看，案件的判决都是较为合理的。

在这些案件发生后和审判过程中，都出现了很多“废死”的言论。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利用媒体及公共人物塑造舆论。一个基本逻辑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一方面他们会搬出受害者有罪论，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受害者也应对案件的发生负一定的责任，甚至将受害者污名化，激起大众的义愤心理，为犯罪者的罪行寻找道义上的合理性。

在马加爵案中，他们会说几个被害的室友常年欺负、排挤马加爵；在夏俊峰案中，他们会渲染城管追杀小贩；在复旦投毒案中，他们会强调被害者黄洋看不上林森浩，平日时常会调侃、嘲弄他。

他们故意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就算这些受害者有罪，他们的罪过也不能由私刑清算，也不能由马加爵、林森浩等人宣判。早在两千多年前，刘邦的约法三章中就有一条，杀人者死，早在汉朝时，复仇就已经丧失合法性。

另一方面就是人设构建，他们会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述杀人者的性格品质、生活故事，给杀人者们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打造起苦出身的悲情人设。马加爵家境贫寒，因此被室友们看不起、排挤；药家鑫从小被父母严格管制，缺乏心理抚养，捅八刀是多年被强迫弹钢琴的替代行为；夏俊峰下岗多年，有个爱画画的儿子，靠摆摊才能维持全家生计；林森浩家境不好，内向孤僻等。

无论是在哪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用法学学者陈柏峰的话来说就是，形象塑造胜于严谨论述，情感宣泄大于理性分析，叙事策略多于理性诉求。他们用这样的叙事手法，塑造形象，微言大义。充当舆论视野中的“辩方律师”，将单个、具体的案件发展为单个、具体的人是否应当免死，进而将案件与废除死刑联系在一起，不遗余力地宣传废除死刑。

他们讲的大多都是事实，是第一手的，却都是精心选择过的。这里往往充满着似是而非，答非所问。他们无需撒谎，因为这些报道已很有感染力。只有到了无论如何也事实不起来的时候，才会制造一些和事实无关，但看上去很像事实的谣言，以达到更好的节目效果。

比如在马加爵案中，为了凸显马加爵弱势群体的形象，当时的很多信息，都说他家境贫寒，被四个室友看不起。还加上了许多诸如“室友经常指使他去食堂打饭”，“室友冬天在他的被子上小便”的细节。

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许多信息根本不成立，四名受害者都是贫困家庭出身，而马加爵在2003年就买了电脑，相对来说家庭条件更好；马加爵也亲口承认，第一个被害者和最后一个被害者是因为碍事才被杀，他真正想杀害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他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两人平日关系不错，只因打牌时起了口角才埋下祸根。“冬天小便”为代表的欺凌说更是无稽之谈。

另一层面，某些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结合，是废死派经典的交叉打法。媒体有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有权威性，两者各取所需，配合默契，让上述的这一套体系既有媒体人性化、人文主义的感性叙事，又有学者理性、客观、专业的法理视角。

有一位资深律师，还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来一直是坚定的废死派，多次发表言论，或是直抒胸臆，为废除死刑站台背书，或是旁敲侧击，赞扬外国为废死做出贡献的法律人。2015年6月18日，社交媒体上盛传一条措辞严厉的消息，“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许多人纷纷转发，配上“我是来自xx地方的承诺者，支持人贩子死刑！”的文字。这本来是一场民众诉求的表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多年力挺废死的律师也参与了转发，支持对人贩子采取死刑，对着废死派的face就是一拳。

说完了废死派这些年的行动，让我们回到百香果女孩被害案上，二审结果出来之后，网上有人说广西高院近几年很少判死刑，虽然不明着说废死，但已经走在了司法实践的前沿。

这时废死派还搬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废除死刑是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的历史趋势，符合“国际潮流”。这一点挪威深表赞同，早在1902年，他们就在《一般公民刑法典》中，废除了死刑，并规定最高刑期“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不得超过21年”。

2011年7月22日，挪威发生了一起反人类的屠杀事件，一名叫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男子，先是在奥斯陆政府办公区安放炸弹，炸死8人，然后前往附近的于特岛（Utøya），开枪杀害了69人，其中多是青少年。这两次事情共计造成了77人死亡，96人受伤，被挪威首相称为“国家灾难”。

最终，布雷维克被判处21年监禁。挪威虽然废除了死刑，但布雷维克自己没有废除死刑，做为一个极端右翼分子，纳粹主义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认为，不少欧洲政要，比如英国查尔斯王子，前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等都是“A级叛徒”，应该被“执行死刑”。他自诩是圣殿骑士，是十字军的后裔，理想是在维也纳战役400周年纪念时，即2083年，将所有的穆斯林赶出欧洲。

挪威一向是一个重视人权的国家，特别是罪犯的，挪威的监狱光线明亮，环境优雅，设施齐备，管理宽松。哈尔登监狱被称为“天堂监狱”、“五星级监狱”，住过的人都说好。

布雷维克住的地方也不错，而且他还很擅长自己动手，改善条件。入狱后不久，他就写了一封27页的投诉信，控诉监狱警卫太多，经常搜身，居住条件不够好，侵害了他的人权。2014年他还绝食抗议，要求监狱满足他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升级游戏机、增加补贴等，声称这符合欧洲的人权法案。

2015年，布雷维克被挪威最好的大学，奥斯陆大学录取。奥斯陆大学特意强调，这个录取是公平对待；2016年，他又起诉挪威政府，还是老一套，监狱环境恶劣，说自己遭到了“不人道、羞辱和惩罚性”对待。法官在判决书中说，不受非人道对待是“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也适用于“恐怖分子和杀人犯”，判他胜诉。他高兴之余，还不忘在法庭上行纳粹礼。

布雷维克重新定义了监狱，挪威重新定义了人权和公平，前者在狱中打着游戏唱着歌，后者立起了人权的贞洁牌坊，皆大欢喜，只有77个死难者的墓碑沉默无言，这才是真正的魔幻现实主义，赛博朋克2083。

近些年来，我国对待死刑的态度一直是慎之又慎的，少杀、慎杀，这是一种合理的态度，但现阶段，想要在我国废除死刑，并不可行。

首先，废死派一个观点是，废除死刑是文明的象征，是进步的象征。意大利有一位法学家，贝卡利亚（Beccaria），他是著名的刑法理论奠基人，也是最早主张废除死刑的人。他有一句话被广泛传播：“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在这样观点的感召下，许多国家都将死刑视为文明、人道的标志，仿佛死刑一废除，自己就是一个有人权、文明、组织优良的国家了。

是否废除死刑，要结合每个国家的自身情况。如果脱离实际情况，罔顾民众的意见，是不应该的。我国考虑废除死刑问题，不应该唯外国，唯权威法学家，而应该唯实。

其次，一些人重纸面上的法理，轻民众的声音与“天理人情”，总是说“废除死刑是历史潮流”。但如果说，废除死刑是历史潮流，为什么老百姓看到的就不是历史潮流？法律必须建立在道德共识的基础上，道德共识形成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隐藏在民意中间，法学家和司法系统应当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纷繁的舆论中看到真实的民意，思考民众情绪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态度和伦理意识。而不是简单地将沸腾的民意贴上“愤民”、“暴戾”、“狂欢”的标签。

第三点，我国死刑的判决，其实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比如当罪犯是孕妇、处于哺乳期的女性时，符合法定从轻情节，都不会被立即执行死刑。

第四点，我们容易受到一些律政剧的影响，像是《傲骨贤妻》，日剧《Legal High》，还有TVB的经典剧集，认为诉讼输赢的关键，取决于精彩的法庭辩论，取决于辩方律师能否讲出一个好故事，感染听众。但实际上，对于法官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事实背后透出来的是非对错。而这些是非判断的影响因素，除了法律，还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因素，比如各种社会规范。

回顾之前其他的焦点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百香果女孩案件中的许多讨论，比如废死问题，比如民意干预司法问题，此前在社会上曾反复出现。虽然时代在不断变化，但“天理人情”、民众的朴素正义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很多焦点案件中，来自民众的舆论成为废死派无法逾越的阻碍。

布雷维克的案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刚开始看到伤亡数字的时候，你会感到震惊、愤怒，接着了解，你又会觉得荒谬、怪诞、不可思议，这是一个不好笑的黑色幽默，77个无辜的生命逝去，而反人类的杀人者却好端端地活着，继续传播纳粹思想，抱怨人权被侵犯。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洋溢着对“人权”、“生命权”最恶毒的嘲笑。

废除死刑在理论上是否正当，这是一回事，在现实中是否可行，是另一回事。这些都可以留给相关的专家和学者去讨论，但至少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的一个趋势已经是少杀慎杀，这是可以的。但该判死刑的时候不判，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我觉得总宣传“废除死刑”的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有的人总说要“废死”，可是碰到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时又要求死刑，这是为什么？什么是“国际潮流”，为什么所谓的“国际潮流”我们就必须遵循，不遵循就是“落后”，“愚昧”？布雷维克不就是典型的“国际潮流”的产物吗？不能剥夺罪犯的生命权，那死在布雷维克枪下的人，就该被剥夺吗？如果被残杀、虐杀的是自己的孩子，设身处地地想想，会有什么样的结论？

“废除死刑”是一个很大的命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法学界、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很多东西我们难以在一期中讲完，本期也只是在整理了一些法学家观点的基础上，谈了谈我国这些年的废死派，欢迎大家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