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林则徐主张中国自产鸦片吗？_风闻

今天的互联网上传播着所谓林则徐主张中国自产鸦片的历史真相，基本上是说林则徐晚年，亦即鸦片战争以后。

在百度搜索“林则徐  鸦片”，就会有自动提示“林则徐  鸦片国产”及“林则徐  鸦片国产化”出现，即使仅以“林则徐  鸦片”搜索，所得结果的前二条也是：

【林则徐为什么会在晚年提倡种植鸦片？其原因是什么】

【林则徐禁止一切鸦片吗？你可能不了解的历史真相】

如果仅以搜索结果的第一页观之，林则徐提倡种鸦片多于禁毁鸦片。

而在谷歌搜索“林则徐  鸦片”，所得结果还很正常，第一页内容全是禁毁鸦片；但是搜索“林则徐  罂粟”，第一页就全是晚年提倡种鸦片。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说是这样：林则徐在1847年有一封书信，其中有半段文字，首先被研究林则徐最权威的学者在研究林则徐最重要的著作中误读，然后又被专业及非专业人士进一步曲解。

林则徐这封《复江南署抚州府文海》写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月，内文有3段，前后2段的寒暄话语无关紧要，核心内容全在中间一大段，整段文字如下：

【前所寄示钱法八则，细读数四，如握利权、禁洋钱洋货、并内地钱票，及慎名器、增货税各款，皆切中迩日病情。所商防范禁遏各法，亦殊详尽。具见经猷夙裕，筹画维精，至堪钦佩。惟关系既巨，肩任为难，安得有大力者一意担承？且须合同志诸人共襄劳勩，是诚寸心所日夕祷祀而未得者，言之但有欷歔耳！至于变通之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酝、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第恐此等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这段文字整体上是委婉的表达，但也说不上隐晦，如果对比前后两个半段、能体会其意味不同，就不会产生误解。如果能进一步对照，更可以解1833年《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中“两害相较”那二句话所造成的疑虑与困惑。但如果迷惑于“至于变通之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这句及以下的半段，专业研究者也可能会误读，如仲伟民所著《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一文（《文史哲》2009年第5期）即引据此半段文字断言：

【此时林则徐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明确表示赞同以国内种植罂粟来抵制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

较之更早，杨国桢著《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也是从阻止白银外流、“土烟迎战洋烟”的角度来解读的。1995年的《林则徐传》（增订版）及2010年的《林则徐大传》注意到林则徐这段话有转折的意味，因此改称：

【经过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战，许乃济的“弛禁论”已经声名狼藉，许乃济本人也因此削职，鸦片战争后也无人敢公开主张。但是，为了挽救越来越重的银荒，有些官僚曾经私下考虑采取内地栽种罂粟来抵制洋烟以控制白银外流的办法。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署江西抚州府文海曾经就此征询过他的意见。鉴于禁烟已成清廷之忌，林则徐不再像鸦片战争前那样大声疾呼严禁鸦片，而是甚至一度发生动摇，想赞同允许内地种烟、吸烟的办法，但他考虑到“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未必回心向内耳”，实际上挽救不了白银外流，而又放弃了。】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林则徐并不赞同种植罂粟，不过毕竟也没有说林则徐赞同种植罂粟。但是说林则徐一度动摇，仍然不是正解，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

《林则徐大传》自序表示希望“对林则徐的研究作个清理，以免贻误后人”，又强调：

【在这本书里，我坚持认为林则徐作为鸦片战争时期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林则徐不必再研究，再探讨。相反，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林则徐，而不是凭个人的好恶随意剪裁史料，进行“神化”或“鬼化”，可以丰富、深化对真实的林则徐的认识。】

我心戚戚也！30年前我上研究生读书课时，就重点读过《林则徐传》。后来买了《林则徐传》增订本，反倒没有读（书非借不能读？），那时甚至没有注意到修订是在牛津完成的、补充了许多英国方面的资料（如果注意到就会读的），书也留在国内了。幸好现在能在网上找到《林则徐传》的增订本以及进一步修订的《林则徐大传》。相隔30年，我仍然敬重杨国桢先生的学问，也很愿意学习他的治学态度。

林则徐的这封信，到底该如何理解？必须把问题讲清楚，否则就会给居心不正者“鬼化”林则徐留下空间。因此这里要不揣浅陋并且不厌其烦地进行解读。

这封信就文海所提政见作答，内容就集中于中间这一整段文字，焦点又在下半段。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从上半段开始，这样既可以熟悉整段的表达方式，也可以对比。

上半段针对 “钱法八则”，即文海所提出的货币流通领域兴利除弊的8条办法，林则徐首先表示肯定，认为大多切中时弊、考虑周详。但是，林则徐进一步指出，既然事关重大，怎样落实才是重点和难点；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有大力者一意担承”（这里可能有林则徐的自我期许），且有“同志诸人”出力相助（这里不排除对文海有所期待），可是我林则徐从早到晚诚心祈求找不到这样的人，说起来只有叹气啊！

对文海的“钱法八则”，林则徐使用了“具见经猷夙裕，筹画维精，至堪钦佩”这样高等级的赞语，但是这些赞语更多针对的是文海提政见的态度，而不是针对政见本身。在表示了“至堪钦佩”之后，林则徐紧接着就以“惟关系既巨”开头作但书，但书里则隐含着一个意思：你文海所说的这些办法，早在我林则徐的考虑之中了。

下半段针对所谓“变通之法”，即通过取消“内地栽种罂粟”的禁令来达到以土烟替代洋烟进而减少白银外流，这自然也是文海所提议的。林则徐首先以一句“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表示附和，但是接下来几句，以“所恨者”（遗憾的是）起头，然后中间是“若（内地）果有”（如果真有）和“无如”（奈何），最后以“第恐……未必”（但恐怕未必）收尾，全都是但书。

上下半段都有但书，且都以但书作为表达重点，但品读下来，下半段的但书显然更为犀利。上半段还是肯定了文海的意见是没有错的，但书也只是隐约地表示这些意见并无新意，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下半段则可以认为是完全的反转、完全的否定，这从但书所使用的语气就能有所判断。

但站在误读与强解者的立场，有没有可能林则徐就真的是遗憾于“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真的就是希望内地“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而“知此味者”不再“舍近图远”，真的就是担心“此等食烟之人”不能“回心向内”呢？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如果说林则徐真是这样的心态，那么对照上半段中的表达，他就不应该只把话说到这里，他至少应该进一步考虑能不能找办法解决嗜洋烟而不嗜土烟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得力的人手来推行，在罂粟种植、鸦片制作方面可不可以有所改进，实在是觉得此问题一时无解也应该表示心有所祈吧？完全没有！

不过，信中“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这句话总是林则徐亲笔写出来的吧，这又该如何解释？这句确实是误读与曲解的焦点，但其实很容易解释清楚。林则徐是对“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这种观点表示附和，不过，这里说“于事无碍”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能使如绍兴之美酝、湖广之锭烟”，有这样的前提条件才认定：“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绍兴之美酝，即绍兴特产黄酒。湖广之锭烟，亦应为一种特产烟草。烟草传入中国后，明末及清前期都曾经有禁，清代也有禁酒（烧锅）的问题，当然主要考虑是为了保证粮食供应，但也因为烟草与酒（精）是嗜好品。文海很可能援引了酒与烟草作为前例来讨论所谓的变通之法，但酒与烟草作为嗜好品与鸦片（毒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林则徐这里只不过是强调：如果真有一种罂粟制作的鸦片品性类似黄酒与烟草，那还真就没有什么危害。

我们再来对比1833年的“两害相较”论，那只有二句话。与之相比，1847年的林则徐信中多写了几句。两相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

1833年的第一句：“且以两害相较，即使内地有人私种，其所卖之银仍在内地，究与出洋者有间。”1847年信中相对应的应是：“至于变通之法，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酝、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虽相隔14年，但都同样强调了内地栽种罂粟不会造成白银外流，这是相同点。不同点是，1833年尚称内地栽种罂粟为“害”，1847年则说“于事无妨”，不过这又是以假设内地栽种罂粟所产鸦片品性可以与黄酒、烟草类比作为前提的，所以乍看有变，实质上也没有根本区别。

1833年的第二句：“无如莠民之嗜好愈结愈深，以臣所闻，内地之所谓葵浆等种者，不甚行销，而必以来自外洋方为适口。”强调鸦片烟民嗜好洋烟而不接受土烟，对此现象表示无可奈何。1847年则把这个完全一样的意思又反复说了二遍：“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第恐此等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如此，后面的话1833年和1847年都没有再说，但已是不言自明，即：内地栽种罂粟自产鸦片既然替代不了外洋鸦片，当然也就无法借此抵制白银外流，此路完全不通。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林则徐提倡中国自种罂粟自产鸦片的问题。

不过，相对于指斥外洋鸦片谋财害命而对之深恶痛绝的立场，林则徐确实对土产鸦片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宽容。这是因为，外洋鸦片输入，谋财害命的动机与效果俱在，而土产鸦片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规模，林则徐也一直认为不可能成气候。此外，他对以土烟替代洋烟的想法也确实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理解，作为解决白银外流问题的一种思路，他没有断然加以排斥，至少认为其出发点是好的。他对文海表示，“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其中也许有客套的成分，但肯定也不是反讽。这些也许可以算作林则徐认识上的误区，也应该是造成诸多误读与曲解的主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林则徐始终没有赞同以土烟替代洋烟作为路径，而且一直认为此路不同。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从1833年到1847年，14年时间不能算短也不能算长，但中间却经过了虎门销烟（收缴外国鸦片大获成功）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鸦片禁令名存实亡）这样巨大的变化，林则徐个人也因为禁烟行动而获罪（罪名还写入清政府被迫签定的《南京条约》）。对于外国鸦片，1833年的林则徐强调要严防紧守，1847年却闭口不谈，应是时势使然也。但对于土产鸦片，林则徐1833年和1847年的思路与想法却基本保持不变，这也体现了其思想真实与性格耿直的一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