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地缘战略大棋局之安倍晋三转自 知乎 喵斯拉大王_风闻

三姓家奴“犬”日本 曲线救国“忠”安倍——伺机而动的东亚“天狗”及其地缘战略走向

日本国歌（君之代）：吾君寿长久，千代长存八千代，永末岁常青，直至细石成巨岩，岩上生苔不止息

大和民族，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是长期在黑暗森林（内卷）地狱里磨砺出来的“鬼之一族”。他们坚忍不拔而长于隐忍，甘为人下而善于学习，敏感自负而傲慢自大，无视道德而惯于背叛。这些民族性看似矛盾，一度让叩开国门的西洋人大感迷惑，其实核心只有一句话：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微信公众号：喵星军事观察 原创）

一、日本民族文化中深入骨髓的阴谋与背叛基因

考察日本历史，在这个多火山多地震多风灾的狭小岛国，自结绳记事的神话时代传说以降，几乎没有哪一年真正称得上风调雨顺，天灾人祸轮番肆虐。按照日本基督徒的说法，贫瘠（相对于人口和生产力水平而言）的日本列岛是被天灾四骑士（战争、瘟疫、饥荒、死亡）眷顾的土地。对于明治维新前的绝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在世上活下去就已经耗尽了他们的一切，但凡有一丁点机会就要把可能得到的一切紧紧攫取在手里（通俗来说就是赌性很重，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如果说伊朗是一匹西亚孤狼，那么日本就是一只蹲伏在东亚大陆伺机而动的贪婪“天狗”。

现在不少年轻人受到日本文化输出，尤其是动漫和游戏的影响，动辄大谈所谓日本武士道的“忠义”精神。事实恰恰相反，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刻意大肆宣扬的，往往是其本性中最缺乏的。摘去文化上的美颜滤镜细看，日本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尔虞我诈背叛史。

从神话时代开始，日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就刻上了背叛与欺诈的烙印。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古事记》(伪书)所言，创造日本列岛的伊耶那岐与伊耶那美二神中，伊耶那美是因为生了火之迎具土神而灼伤阴部死去，隐喻着子女对父母的背叛。伊耶那岐不信守诺言，闯入黄泉之国看到了伊耶那美的恐怖死状并落荒而逃背弃海誓山盟，隐喻着丈夫对妻子的背叛。须佐之男大闹高天原，逼得姐姐天照大神逃入天之岩户，是弟弟对姐姐的背叛。如此诸神，可谓不孝不悌不和不睦。

至于神话传说中被日本人尊称为“日本武尊”的小碓尊（古坟时代），根据《日本书纪》记载，他每次击败对手不是靠偷换对手的武器，就是装扮成女人乘人不备偷袭。如此作为，居然还能被堂而皇之称为“武尊”（类似中国武圣关羽的地位），日本人的武德究竟是什么成色可想而知。（日本神话传说里的英雄大多这副德行，例如酒吞童子的故事）

（日本武尊女装图）到了中央政权稍有起色的飞鸟、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从来没有实现类似中国秦朝这样的中央集权），且不说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深刻矛盾，仅皇族之间、皇族与权臣之间、朝臣与武士之间的倾轧就无日不休，小则宫闱争斗，大则起兵谋反，翻遍史书完全看不到一点忠义之心。乙巳之变、壬申之乱、承平天庆之乱、保元之乱、平治之乱、源平合战等等不绝于史书，每一次杀得人头滚滚的背后，大多是父子相残，兄弟相杀，人伦道德被弃之如敝履。

（源平合战）再后来就到了中国年轻人比较熟悉的战国时代。既然名为战国，中央政权统治失效之后更是礼崩乐坏。不管是朝臣还是武士，都是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一历史时期，下克上竟然从之前的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将军架空天皇，大名背叛将军，家臣背叛主君，妻子背叛丈夫，儿子囚禁父亲，兄长斩杀胞弟，心狠手辣拳头硬成了生存与发展的不二法门，甚至在日本史书上被称为英雄豪杰而毫不掩饰。（室町幕府创建者足利尊氏的一生，是这个欺诈与背叛时代的最好注解）或许是受了义兄织田信长被弑本能寺和自己隐忍一生最后起兵屠灭主君丰臣秀吉全家的刺激，日本战国第一阴人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对于日本民族的背叛和阴谋本性有着最深刻的体会，背叛的危险时时如芒刺在背。

（本能寺之变）1615年（庆长二十年）6月，前主君之子丰臣秀赖刚被自己消灭，德川家康就在伏见城召见诸大名，迫不及待地发布法令规定大名守则，内容包括限制修缮城堡、禁止筑新城、禁止结党、婚姻须经幕府批准以及参觐交代法等。幕府将军更选时，必对大名宣读《武家诸法度》。此后各代幕府将军屡有增益，并对违法者严加惩处。

通过法令形式对武士阶层进行强制管束，在幕府力量强大的时候可以奏效一时，但是毕竟治标不治本。为此，德川幕府在江户时代又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建设，一方面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夹杂入日本神道教、佛教思想和武士阶级作为军事集团的一些朴素本能，搞出了一个名义上宣扬“忠名勇义礼诚克仁”的大杂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武士道是为军事集团准备的意识形态，所以特地弱化了中国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仁”，而强化了封建军阀对军人的要求“忠”。（真是缺什么补什么）

（武家法度）可惜的是，虽然经过德川幕府和后来明智政府一番涂脂抹粉，各路军阀和武士们口头上都开始唱着武士道的高调，实际行动却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嘴上唱着主义，心里全是生意）不仅下克上的风气没有得到扭转，对“武士道”精神的种种自说自话和随意曲解，反而使之成为了权力争斗的遮羞布。毕竟，宣布政敌为“国贼”并且“代天行诛”可比“政治暗杀”的名头顺耳多了。既然忠臣藏是“忠”，樱田门是“忠”，近江屋是“忠”，就连拿永田铁山练居合斩也是“忠”，那还有哪个武士不是忠臣？黑白颠倒之下，阴谋和背叛的民族性流毒一直到226兵变还令昭和陛下后脖子发凉。（据说当时天皇御弟秩父宫雍仁已经上了火车准备进京了，这可能是226这帮主谋必须死的最大原因。皇道派真是忠不可言啊！）

（那一夜东京的雪真大啊）二、日本地缘战略史是一部臣服与背叛的交替史

从地图上来看，日本的位置和欧洲的英国基本类似，都是孤悬欧亚大陆之外，但是又相去不远；国土虽然与广袤的大陆相比狭小贫瘠，但是又足以容纳文明发育和实现工业化所需必要人口；四面环海成为岛国的天然屏障，但是又使之无法完全融入区域文明圈。不幸的是，日本对面的这块大陆上不是法、德、俄、意、奥群雄争霸，通常是中央帝国一家独大，这就决定了日本能够发挥的“离岸平衡手”作用远不如英国。从历史上看，只有在中国衰弱的某些特殊时段（较少），日本才能够将手伸到朝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更多时候，日本往往对类似“元寇入侵”这样的危险深感焦虑。

日本的民族性与其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自古以来的地缘战略选择。当东亚板块存在一个强而有力的主导性力量时（传统上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日本并不敢如英国那样跳出来当“搅屎棍”，而是往往以忠诚的“副帅”面目自居，一边积极学习“主帅”的文明精华，一边利用“副帅”的位置狐假虎威充当走狗和打手，顺便为自己捞取一些地缘战略上的好处。一旦这个主导性力量稍有衰弱迹象，而日本此时又恰好积蓄了一段时间的国力，那么其“中山之狼”的本性就会压抑不住地爆发出来，此前有多么自我压抑，此时就会加倍地得志猖狂。它会如“天狗吞月”一般，毫不犹豫地向任何露出破绽的主君猛扑上去一顿撕咬。

日本人最喜欢《三国演义》的故事，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他们眼里恐怕就是叛服不定的另一种腹语吧。

日本的第一次臣服与背叛（一叛中华上邦）

很多中国人以为日本人第一次大陆攻略受挫是在唐朝，其实不然。日本第一次登上东北亚地区地缘战略争霸的舞台（有史为据），要早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根据模糊不清的历史资料记载和推算，大约是在日本大和国（邪马台）时期，趁着中原动乱和朝鲜半岛内部战乱，特别是半岛南部还处于较为原始的诸小国（部落城邦）争霸状态，日本殖民者渡海在朝鲜半岛南端一小块地方建立了名为“任那日本府”（有时也被称作任那都督府，韩国人坚持认为这段历史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征伐朝鲜半岛而伪造的，我个人持日方观点）的殖民地政权。当时其本土还处在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古坟时代），中央政权还没有稳固，本州岛东方大量土地还未彻底平定，日本就如此迫不及待地向西渗透，充分证明了日本地缘战略中“征韩论”的根深蒂固。登上大陆几乎成了任何稍微有一点抱负和实力的日本政治家的本能选择。不过此次试探在坚持了近200年后（时间不短，不过由于母国实力有限一直没有大的扩张），被朝鲜半岛新崛起的三强之一新罗剿灭（大概推论在南朝梁时期，历史资料不全）。

在任那日本府覆灭之后，日本虽然失去了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桥头堡，但是依然与半岛局势有着很深的联系，静待时局发生变化的机会。大约100年后，机会似乎来了。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正处于前三国时期（公元前57年到公元668年）末尾，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鼎足而立，大隋、大唐夹杂其间搞代理人战争甚至亲自入场征伐。其中，高句丽和百济建立了联盟关系，一起进攻新罗。新罗独木难支，向幕后大国的唐高宗求援。公元660年，大唐名将苏定方出击，一战灭了百济。这引起了高句丽的惊恐和新罗的警觉（担心兔死狗烹），唐朝在朝鲜半岛的驻屯军逐渐陷入孤立。恰在此时百济遗民中有人渡海向百济国的幕后支持者日本求援。

大化改新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当时日本正值“大化改新”，试图靠推行律令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皇室和贵族内部斗争激烈，实际执政的中大兄皇子急需依靠对外开疆扩土的军功来震慑大量政敌，百济的求援可谓正中下怀，立即点起三万余兵马倾巢出动渡海西征（用对外侵略解决国内矛盾看来也是日本民族的传统艺能）。其最终结局就是白江口之战，《通鉴纪事本末》欢乐地记载道：“唐军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率众降”。《日本书纪》则悲壮地写到：“日本水师舍身突入唐阵，唐军从容左右迎击，纵火焚日船。须臾，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甚众，舮舳不得回旋”。

白江口之战深刻地改变了东北亚地缘战略局势，使朝鲜半岛统一于一个政权（新罗）之下，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里断绝了日本通过朝鲜半岛登上大陆的希望。日本则因为此次大败再也压制不住反对改革的势力，爆发了以皇族内战为标志的“壬申之乱”。最终平定内乱的天武天皇及其继任者痛定思痛，大量派出遣唐使到大唐学习，为继续推行律令制改革积蓄人才和力量。日本由此迎来了延续千年的“唐风文化时代”。从地缘战略的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从此之后日本正式加入了中华文明圈的朝贡体系。此后历经宋、元、明各代，直至明代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之前，日本列岛的统治者大体上遵循着这个游戏规则，以接受来自中央帝国的册封为荣，同时一般也不敢以日本中央政权的名义对圈子里的其他小国进行侵略。

在这近千年的漫长时光中，日本可以被称为姓“中华”，但是又和朝鲜彻底“小中华”化不同。因为距离远而实力相对较强，日本俨然以“副帅”自居，时不时要搞一些特立独行的表演。（例如日本人一直津津乐道的击退“元寇” 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