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学者观| 张兴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趋势和新优势_风闻
经济道理-2020-11-16 19:14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教授 张兴祥
01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作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等，这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分不开的。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这是中国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作为。
2020年8月，高层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高层多次讲话都彰显出中国坚持开放的决心，表明高水平开放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所在。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是“十四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承接了三次产业转移，从产业体系低端逐步扩展到中高端，从制造业逐步扩展到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逐步扩展到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总体上看，开放范围不断扩大，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开放层次不断提高，全球价值链的位次也开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实现高水平开放：
一是提升开放层次，“量”“质”并举，以“质”取胜。一方面，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另一方面，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提升利用外资的综合质量，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目前高端服务业仍是我们的短板，通过引进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有利于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尽快提高服务品质和能力，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
二是立足于全球视野，全方位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构建我国的全球利益分布格局。在开拓国际市场时，我们既会持续面对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严峻挑战，又要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利用比较优势，不断提高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三是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作为高水平开放的抓手，全面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形成国际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及其在区域乃至全球的布局。“十四五”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为了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摆脱对国外关键核心技术的严重依赖，以足够的底气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系统高杠杆高质量供给不足等制度性、结构性矛盾，扭转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鼓励粤港澳、京津冀、长江经济带致力于构建开放型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以积极姿态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升高水平开放的显示度。
02 《建议》提出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体现的是一种制度型开放，合乎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动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外资、先进科技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知识），以便更快地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战略决策不仅有效促进国内国际要素自由流动，而且有利于培育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因此，改革开放前30年可以称为要素流动型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吸引外商和外资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包括审批权限放宽、关税减免以及企业所得税优惠等。不论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还是沿海经济开发区，对外经济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实行某些特殊的经济政策。因而，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也可以称为政策型开放。
伴随着国内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其他国家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也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单靠雷同化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做法已不再奏效，优化营商环境才是硬道理。而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必须深化放管服改革，当然，这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事实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需要率先通过行政机构改革来扫清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也在很大程度上倒逼对外开放方式改变，即由政策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与政策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更具基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内生性开放。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诸多挑战，中国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放宽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而要更注重体制机制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的全面接轨。只有制度型开放，才能使我国加快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让中国经济运行更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营造出公平、开放、统一、高效、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为对外开放提供法治保障。
《建议》把“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作为“十四五”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无疑抓住了制度型开放的根本。中央给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出目标，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这显然是从制度因素着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总共陈述八个方面的内容，有六个方面涉及制度或体制问题。深圳和海南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制度型开放无疑成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风向标。
03 全方位高水平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已渐次展开，协同推进、协同发展成为大势所趋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全方位高水平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已渐次展开，涉及的范围、领域、层次非常之广，需要协同推进、协同发展。笔者认为，协同开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了一个“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展的新阶段。2019年中国吸收外资达14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达1369.1亿美元，均蝉联世界第二。不难看出，双向投资已并驾齐驱，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十三五”期间，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取得了诸多实质性进展，“十四五”将进一步推进现代服务业领域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各自贸试验区需要加大压力测试力度，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金融领域和高端服务业双向开放可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二是遵循规则与重构规则的协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适应并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并未顾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存在许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如今，中国企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核心地位得到巩固和稳步提升，要又好又稳地“走出去”，不能仅仅是纯粹的投资办企业，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参与重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规则，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十四五”期间，中国将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税收协定，支持主要全球治理平台和区域合作平台更好发挥作用，让全球治理体制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协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根据疫情冲击下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外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所作出的新战略部署，可视为对外开放的结构性调整或策略性调整。未雨绸缪，方能化危为机。“双循环”相互促进实质上就是一种协同开放，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下的新表述、新思路。
04 更注重共享共赢开放，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义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国际贸易和投资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预料之中的负增长，不过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第二季度就很快恢复正增长，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00万亿元大关。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和活力，为陷入严重衰退的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从密切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的时期内，中国将更注重共享共赢开放。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确保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和潜力，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实际上，只有立足于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才能切实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才能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迅速打开局面，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丝路基金，靠的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理念。接下来，中国需要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更大作用，充当经济全球化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筑牢共享共赢的基石。
目前，中欧已举行了第33轮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文本和清单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有望在2020年年内实现谈判目标。“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加快推进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多个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并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尽快启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的谈判议程，进一步扩大多边合作范围，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注：本文首发于《人民论坛》11月13日，道亦有道传媒平台经作者授权全网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