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狗人士到底有什么错？_风闻

熊猫烧菜不烧香

无事时把狗当孩子，出了事就不要孩子了。

口口声声我家狗不咬人，真咬了人只会跑路。

你说他们不把狗当回事吧，拦车抢狗，狗肉馆前下跪，做派十足；

你说他们把狗当回事吧，满大街流浪狗，满大街狗屎没人管，各种野狗不带绳子横冲直撞。

你说他们尊重生命吧，给狗喂的都是上好的鸡肉牛肉；

你说他们不尊重生命吧，无害化处理咬人野狗他们恨不得咬死你。

你说他们不文明吧，还懂得用动物保护组织给自己背书；

你说他们文明吧，别人杀条野狗恨不得逼人家披麻戴孝。

你跟他讲，狗不过是畜牲，他喊众生平等万物有灵；

你跟他讲那就不要吃肉，他喊狗是伴侣动物。

说实话，我从没见过哪种被人驯化的动物只有单一功能。有奶牛、耕牛也有肉牛，有观赏鱼也有食用鱼，有蛋鸡肉鸡也有斗鸡，同样，有工作犬，观赏犬，也有肉用犬。

曾经就这个问题跟狗粉讨论过，我指出来了专门的肉用犬种（青龙犬，侗族家狗）和一些可以肉用的工作犬（苏联红犬、太行犬、中华田园犬），结果对方说，工作犬你好意思杀了吃肉？你会杀了奶牛吃肉吗？

会的，美国市场上有四成的牛肉是退役奶牛（所以他们牛肉便宜，当然质量就…我国不进口美国牛肉，你懂的）。另外，肉奶双用的荷斯坦牛、新疆褐牛和肉奶役三用的皮埃蒙特牛，我国也有大量养殖。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听起来很残酷，但是万物莫不如此。

我本人因为怕上火，没有吃过狗肉，但是我并不排斥有机会试试看，就像我也听说过老牛被杀之前会掉眼泪，却不会不理解牛肉好吃这件事。

这个世上，唯有人是独一档的，并不存在什么众生平等，更不会有人因为杀生多就有报应。

否则苍蝇拍厂和蚊香厂的工人师傅们得有多惨。

说到底，爱狗人士的错误，一是不愿为狗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负责；二是客观上造成更多流浪狗（不养狗的人不会制造流浪狗）并放任其成为社会安全和人民居住环境的隐患；三是错误拔高狗的社会地位，并赋予其人类特有的道德品质；四是上纲上线对清理流浪狗和肉用犬的人进行各种人身攻击，五是慷他人之慨要求对方在生活和道德上给狗让路，被迫压缩自己的生活空间。

以上数条，仅有极少数文明养犬并且观念开明包容的人可以幸免，而绝大多数并不能。

他们的错误，简单概括为四个字：

“率兽食人”。

那么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1、我国常见的犬用疫苗从功能上包括五种，它们是：

狂犬疫苗、幼犬用二联苗（犬瘟热、细小病毒病）、五联苗（二联+传染性肝炎、犬二腺病毒、犬副流感）、六联苗（五联+钩端螺旋体）和七联苗（六联+狂犬），此外，国外大都市等人口稠密区使用的八联苗（六联+冠状病毒+出血黄疸性钩端螺旋体）因为没有国家批号（美国辉瑞出品，辉瑞只有细小单联苗和五联苗有我国批号）故而在我国市面上找不到。

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养犬数量在8000万至1.3亿之间波动，而每年犬用狂犬疫苗采购量约为3000万头份，人用狂犬疫苗年批签发数量在5500万到8000万份之间波动（2012年为8074.26万份，峰值，数据来源：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年使用量超过1500万人份，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而美国每年的人用狂犬疫苗使用量仅为1.6到3.9万人份。

由于人用疫苗和犬用疫苗的成本和销售价不同，我国每年在狂犬疫苗上的消费超过百亿元，居全球首位；

同时由于人口和犬只基数过大，我国每年死于狂犬病的患者居全球第二位（第一是谁我相信大家猜得到，死亡病例在三万/年）；同样对比美国，每年死于狂犬病的不超过5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历了死亡7037例/年的狂犬病疫情峰值；后来随着国家大力防疫，1996年曾降至98区县共159例发病的历史最低值；然而，好景不长，2007年又重新回到984区县共3300例的21世纪峰值。

3、据日本《东京都动物爱护和管理条例》，在东京23区内，遛狗不拴绳，将被处30天以内拘留，罚款一千日元到一万日元不等；茨城县相关条例规定，狗主带狗出行，必须采取避免危及人畜的方法。饲养大型犬烈性犬的狗主，必须在住宅入口显眼位置按规定张贴饲养特定犬种标志；如果狗危害他人，可由政府扑杀、没收，或强制要求犬只佩戴口罩。

据1950年颁布的《狂犬病预防法》，狗主人每年都要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规定，给狗注射狂犬病疫苗。市町村长向狗主人发放已注射疫苗的“证明票”，“证明票”是一个金属的小牌子，上面会标明注射时间等。如果狂犬病预防员发现有的狗没戴犬牌或是狂犬病疫苗证明牌，可以通过都道府县知事指定的捕狗人将狗扣押。即使狗跑到家里，根据必要也可以入室抓捕。狗主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挠。发现患有狂犬病或疑似患狂犬病的狗以及被上述狗咬过的狗，要立即隔离，在存在危及人生命的危险时，在不得已的情况可以扑杀。都道府县知事认定发生了狂犬病，可以立即发布公告，规定一定区域和期间，要求给区域内所有的狗戴上口套，或者将这些狗扣押。

根据狂犬病预防法规定，日本全国实行统一样式的犬牌和注射牌，从2007年开始，满足一定条件后，各市町村可以自己制定本地的款式。例如大分市每年的“证明票”都是不同颜色的，便于识别。如果狗主人不遵守狂犬病预防法，甚至可能被判处6个月以下徒刑或者30万日元以下罚款。

狂犬病作为一种发病后死亡率百分之百的烈性传染病，由于其人犬共患的特征，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随着近乎百分之百的犬用疫苗接种而降低到极低水平。全球每年发病的狂犬病患者，99%以上位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亚非地区；在我国，90%以上的受害者来自农村。显然，狂犬病疫情严重程度的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卫生防疫本身，而是一个国家富裕和文明的标志。不得不说我国在这条路上还差得太远，更不要忘了，这里说的还只是狂犬病和狂犬疫苗，而六联苗和八联苗与狂犬病无关，它们本可以防治的疾病却一样每时每刻由于狗主的无知和不文明危害着国人。

简单的说一下新中国狂犬病流行的历史，以供大家参考。总体来说，其经历了“四高三低”的状况，有统计的死亡人数如下图：

【文心田，于恩庶，徐建国等主编,当代世界人兽共患病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03,第150页】

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图开始的1949年死亡人数是零，并不是说真的这一年没有人得狂犬病。恰恰相反，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狂犬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只不过旧中国根本没有建立相关的统计，所以有登记的死亡人数为零。狂犬病统计是新中国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实行的，1956年时第一次有了比较完整的全国范围内狂犬病死亡人数汇报，当年的死亡人数是一千多人，也就是图中的第一个小高潮。

这种情况引起了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重视。1957年开始，新中国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狂犬病疫苗，第二项措施是大力扑杀流浪狗和咬人的恶犬。全国主要城市普遍组建了“打狗队”。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0年时基本控制了狂犬病，发病人数下降到一百例左右。

但是，组建“打狗队”扑杀流浪狗和咬人恶犬的行为，也引发了社会上一些群体的不满，主要是爱养狗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到60年代初期，各地的“打狗队”大都解散了。于是，狂犬病发病人数迅速回升。到60年代中期，狂犬病的发病人数又形成了第二个小高潮，年发病人数再次回升到一千人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60年代中期很多地方又重建了“打狗队”，开始第二次扑杀流浪狗和咬人恶犬的行为，从而让60年代后期狂犬病第二次得到控制。只不过这一次受控的时间更短，由于遭到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抵制，扑杀恶犬的行为在多数地区只持续了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因此从60年代末开始，狂犬病的发病和死亡人数再度回升，到70年代其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0年代。

不过，狂犬病真正的大爆炸还是在此之后的事儿。在70年代末兴起的“伤痕文学热”当中，作家们普遍把新中国那两次扑杀流浪狗和咬人恶犬的行为称之为“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创造了大量这种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80年初完成的《小狗包弟》，它也集中体现了该主题伤痕文学的特点。

该文一开头就强调，小狗包弟是日本种，还被一个瑞典人养过，甚至还有一个洋气的外国名字。因此其非常聪明可爱，也让养了这条狗的作家感到脸上有光，极为喜欢这条小狗：

【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遗憾的是，附近的小孩们却非常讨厌这条可爱的小狗。最终在60年代中期第二次扑杀恶犬的运动时，作家没有能够顶住压力把这条小狗送给了医院解剖。这件事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文章当中也用极为沉重的笔调渲染了作家当时的心情：

【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应该说，这段话的确写出了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失落的心情，因此一发表就立刻引发了震动，被不少人称之为“伤痕文学”当中的第一经典。其作者也得到了高级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拥护，顺利的在第二年高票当选为全国作协主席。

不过，这一段被奉之为经典的言论当中也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周围邻居的小孩们都非常讨厌这条小狗，非要打死它不可？是不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在主人面前越乖巧的狗，在穷苦老百姓面前越凶恶呢？作家表示这件事让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那么他会不会原谅周边那些非要打死他家小狗儿的小孩们？他当上作协主席，掌握了很大权力之后，会怎样对待这些普通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小孩子们……虽然文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不妨展开自己的想象。

接下来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在《小狗包弟》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掀起舆论狂潮之后，整个80年代所谓的精英们所养的恶犬都普遍无人敢管。这导致80年代中国的狂犬病死亡人数有了爆炸式的上升，平均每年有记载的死亡人数高达5000人，高峰期则超过7000人。至于每年被宠物咬伤的老百姓，则更是高达数百万人之多：

【1981年起，狂犬病年病死率居24种急性传染病的首位。疫情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养犬数量增加，缺乏严格的管理。估计目前全国养犬总数已达2亿只。1987年以来，我国狂犬病呈急剧上升趋势，山东省上升4.5倍，黑龙江省上升80%。湖北、福建、贵州、江西、河北、广西等省上升均在20%以上，病死率100%。被疯动物咬伤人数，全国1988年达300万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450万人，估计1990年将达500万人。辽宁省及黑龙江省一年有40--50万人被咬伤，湖北省1987年1只狂犬1次集中咬伤10人以上的事件共23起。疯动物伤人数我国已居世界首位，死亡人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耿贯一,流行病学（第二卷）第二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03月第2版,第1063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在社会舆论上开始纠偏，《小狗包弟》这种伤痕文学不再被捧的那么高了。各地区随即普遍加强了对于饲养宠物的控制，甚至有些城市再度颁布了禁止饲养宠物狗和扑杀流浪狗的条例，使得狂犬病的发病人数又一次迅速下降。到1999年，中国狂犬病死亡人数下降至343人，不足80年代平均值的1/10。

但是到了新世纪，这种情况再次逆转。一方面，媒体舆论不断的吹捧伤痕文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2004年时的《小狗包弟》被选入高中语文必修课本，要求学生们从中体会所谓“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社会上“养狗无人敢管”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导致狂犬病再度呈现爆发的趋势：

【过去的十多年内形成了又一次高峰，狂犬病发病人数每年据通报在1000至3300例，实际发生的病例数量可能超过此统计数字。

扈荣良主编,狂犬病=Rabies,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12,第10页】

回顾了新中国狂犬病防控的整个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狂犬病的流行和社会舆论带有明显的相关性：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少数群体爱养宠物的嗜好和普通工人农民群众的健康权利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新中国初期主要是把工人农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也导致了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不满，不过的确控制住了狂犬病。现在伤痕文学《小狗包弟》仍然留在高中语文必修课本的事实，证明当前舆论的主流导向其实是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闲情逸致高于工人农民的健康权利的。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狂犬病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因此，要控制狂犬病的泛滥，除了保证疫苗的质量之外，更重要的治本之策是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明确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利放在第一位，改变少数群体“养狗无人敢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