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磊：政治学角度对台湾问题的几点反思_风闻

作者：朱磊（转自“爱思想网”）

一、权力的规则

　　 在一个人的社会里，这个人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他可以自由决定任何选择。当不止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产生家庭、家族等多种社会组织形式，为了共同利益，个人需要让渡部分权力，组成集体权力。让渡后个人要承认和服从集体权力，这是义务。例如苏格拉底为尊重他认可的集体权力宁可接受饮鸩自尽。

　　 同样道理，不同集体聚合为更大集体时，次级集体要让渡部分权力给更大集体，以实现若干次级集体的共同目标，分享共同利益。任何次级集体拒绝承认已经形成的更大集体、或拒绝让渡一切权力，都是对既有权力架构及规则的挑战。且不说它能否挑战成功，在逻辑上和道义上来看，有充分的正当性吗？获取了上级集体赋予的利益之后，拒绝对上级集体让渡任何权力、履行任何义务，这符合公平原则吗？

　　 国家主权也是一种权力。历史上台湾从来不是“国家”，不具有主权。现在民进党当局试图将台湾变成一个“国家”，就是在挑战中国主权，挑战台湾原本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既有政治框架，有充分理由吗？台湾当局所谓“台湾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独立主权国家”有“名义上”的和“事实上”的区分吗？且不谈国际法，“事实”就是：没有国际认可，就不是“国家”，犹如没有正规注册就不是合法企业一样，不具有法人资格。政府里面设有“总统府”和“外交部”就是“国家”了？任何省市区政府宣布自己是“国家”就可以成为“国家”了？历史上从国家获取各种资源（尤其是1949年）之后就可以断绝与原属国家的隶属关系吗？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地区能采取殖民地民族自决的方式吗？因为政治制度有所不同就可以成为分裂“独立”的理由吗？

　　 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演讲时称：“我们要有自信地更大声说：我们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只有一个制度，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与声音大小有关吗？“更大声”除了感觉很爽外，有实质意义吗？台湾政治制度学习西方民主制，这未必不是好的尝试，但以此作为拒绝国家统一、拒绝一国两制，站得住脚吗？“自信”从哪里来的？制度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却在；制度不同，但并无绝对优越的制度；而且，一国两制的设计本来就是允许台湾保持其现行制度，没说统一后要台湾改变现行制度，这还不够尊重台湾吗？拒绝一国两制，拒在一国，不是两制。

　　 权力分配和使用的框架及规则称为政治制度。当今世界，主要有五种政体类型：一是多头制（polyarchy），意为“多人统治”，也称“自由民主制”。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欧、澳洲。二是新民主制（new democracies），或半民主制（semi-democracies），指民主过程没有完成或民主和威权稳定共存的政体。主要分布在中东欧和拉美。三是威权制（authoritarianism），强调集体和权威。主要分布在东亚。四是神权制（theocracy），宗教权威凌驾于政治权威。主要分布在中东、北非、东南亚的伊斯兰世界。五是军委制（junta），也称“军事威权制”，由军事委员会或军事强人主政。主要分布在拉美、中东、非洲、东南亚。台湾近半个世纪由威权制向民主制过渡，政治制度还在演化之中，怎么就自信地宣称是亚洲政治制度的“灯塔”了？

　　 各种政体很难讲有根本上的优劣之分，效果上看都是一时一地行之有效的权力分配架构。为了符合自身国情，即使同类政体，内容和形式也不一致，而是各有特点。例如多头制中，有的倾向集权，如英国；有的倾向分权，如美国。有学者将民主制分为“多数民主（majority democracies）”和“共识民主（consensusdemocracies）”。前者特点包括：两党制、多数选举制、一党政府、中央集权；后者特点包括：多党制、比例代表制、联合政府、联邦分权。前者如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后者如奥地利、比利时、瑞士。台湾政治制度也一直在调整之中，例如“府院”之间的权力分配、权力部门首长的任期及选制等。连岛内的政治制度也需要不断变化调整，怎么这么有“自信”地认为台湾现行制度优于大陆、甚至也可以“一国良制”用于人口是台湾60余倍的大陆呢？

　　 台湾很多人对岛内有别于大陆的普选制度有优越感，认为领导人由全民投票方式产生，最能体现民主。将全民投票方式视为高级的民主制度难道不是认识误区吗？历史上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极权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正是由此而来，没有仲介的公民投票式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在实践上看往往是煽动政治（demagoguery）的活动土壤，政治人物易于通过这种方式以偏见和情绪化的演讲操纵民众。岛内主流舆论将台湾近20年全民投票选出的领导人称为“番癫”、“坏蛋”、“笨蛋”、“辣妹”，这是制度优越的另类表述吗？

　　 从逻辑上讲，投票方式一人一票，似乎人人平等。可是，不会出现“多数人暴政”吗？由多数人投票决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是正当的吗？如果多数人投票决定剥夺少数人生命，譬如当年审判现场多数人认为应该处死耶稣，是合理的吗？另外，投票方式可以反映投票者个人的意愿强度吗？（意愿强度可以解释10个拿俸禄的官兵为什么拦不住一个抓到会被砍头的逃犯，也可以解释历史上一些以少胜多的战争案例。）如果两岸民众通过投票决定台湾统独，对数量比例很小的岛内民众公平吗？同样，如果台湾多数人主张分裂就可以宣布“独立”，对岛内主张国家统一的少数民众公平吗？由此看，大陆不允许台湾举行统独公投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此外，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鼓励理性决策，公民投票是理性决策吗？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发现，个人与团体对政治议题的理解取决于政府和大众传媒如何教育与灌输，个人自主分析能力其实很弱。民众对政治议题通常瞭解很少，而主要受到习惯、环境、对象等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非理性选民在投票时很容易受到有话语权和擅于操弄议题的政治力量的引导和煽动。投票决策方式不见得是理性决策方式。专业分析与贤能判断是不能排除的决策方式，大陆称之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票”。不能迷信投票，任何事物走向极端都会弊端显现。

　　 二、政党的窘境

　　 政党是有政治目标的利益集团，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多数政治体系中都存在。现代政治中的主要政党制度有四种：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独大制。自90年代以来，台湾似乎已经形成由两强控制的两党制。2020岛内“大选”后国民党惨败，领导人得票数大幅落后对手，“立委”席次方面也仅获38席，远低于民进党的61席。2月底岛内民调显示其政党支持度只有12%，和第三大党民众党差不多了，远低于民进党的41%，台湾似乎要出现走向“一党独大制”的趋势了。国民党难道会泡沫化吗？

　　 2020“大选”后国民党显得紧张慌乱，党内甚至出现“反统一”和“两国两制”的声音，在党主席补选过程中，候选人纷纷放弃坚持“九二共识”，有的候选人表示要撕掉国民党“又老又红”的标签。国民党“红”吗？那谁是“蓝”的？不对大陆抱有敌视和挑衅态度就是“红”吗？与大陆开展合作、不排斥两岸统一就是“红”吗？国民党此次败选是因为没有像民进党一样追求“台独”吗？当年在与共产党的博弈中，国民党选择了战争方式，丢掉了大陆执政权；后来在与民进党的博弈中，国民党选择了投票方式，两次丢掉了台湾执政权。无论何种方式，失败肯定与政党理念有关，政党理念关乎民意。但认为“两岸同属一中”的政策论述是此次败选的主因，有道理吗？

　　 政治学领域常用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来划分政党的政治理念。左翼观点支持政府干预和集体主义，右翼观点倾向于市场和个人主义。左翼价值观往往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权利、进步、改革、国际主义；右翼价值观多为：权威、等级、秩序、义务、传统、保守、民族主义。世界政治体系中，两党政治往往利用不同理念政党给选民不同的政策选择。在过去20多年台湾的两党政治中，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策却在不断趋同。相较而言，民进党“台独”理念明确，而国民党对国家统一却摇摆不定，立场不清，流失选民。

　　 民意的源头是民众的意识，民众的希望和恐惧塑造了政治本身。能否给民众清晰而有吸引力的政策印象是政党争取民心的关键。当年争夺大陆统治权时，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清晰简洁的政治、经济政策，给广大农民带来希望和革命动力，当时国民党有什么政策主张能让人记住？目前面对台湾前途，共产党强调统一后的稳定繁荣，民进党宣扬“独立”后的自由人权，都能给台湾民众留下清晰印象。国民党既要经济繁荣、又要自由民主，既不想统一、也不想“独立”，选民不知道国民党要追求什么理想目标，似乎只有得过且过的执政权。跟着民进党修改自己的政治立场就可以重获执政权吗？政党理念应该走在民众前面还是后面？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老调重弹，要求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重申这是“国民党存在的最基本理念”。大陆也有很多学者就“中华民国”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各种理论探讨。先不谈国际法，政治上讲，以为可以通过大陆承认“中华民国”、实现藉壳上市、完成实质“台独”，是又一个认识误区。国民党现在说的“中华民国”与曾经存在过的“中华民国”是同一个吗？

　　 作为国家，曾经存在过的“中华民国”有其固有疆域、人民和主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失去既有疆域、人民和主权的“中华民国”在国家层面已经消亡。任何政治势力再使用“中华民国”的名字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已经消亡了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也可以使用原有国家的名字，但它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好些以“汉”为国号的地方政权，也都不是前面的汉朝。名字不重要。败退到台湾的政治势力无论自称“中华民国”还是“台湾”，都不能推翻已经是台湾地方政府的事实。曾经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被替代了。战场上失去的东西可以通过偷梁换柱从谈判中要回来吗？这种行为与博弈中输了不认帐有什么区别？新政权可以允许旧政权残余势力存在，但不允许其以国家形式存在。“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有“国家”意涵，因此大陆不会承认。“台湾”可以用，但不能是“台湾国”，也不能是目前台湾领导人称呼的“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就是台湾。

　　 三、政治的互动

　　 两岸目前的根本分歧是：台湾是不是“国家”，要不要统一，与制度无关。大陆立场非常明确：台湾不是“国家”，两岸必须统一。岛内两党都主张：台湾是一个“国家”，目前拒绝与大陆统一，两党之间区别只是名称、疆域、时机、策略上的差异。两岸对化解分歧的方式也有不同立场：大陆方面希望试图通过“九二共识”使分歧模糊化，台湾方面通过拒绝“九二共识”使分歧清晰化。大陆方面认为协商与武力都是解决分歧的方式，但不能剥夺大陆民众的投票权；台湾方面认为解决分歧只能通过非武力的方式，且决定台湾统独的投票权仅限于岛内民众。

　　 所谓“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是合理的吗？如果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关于台湾前途的投票表决可以排除中国大陆民众，可事实是，台湾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正是由于是中国的一部分，才有可能获得中国为台湾地区贡献的大量人才、资源、遗产、机遇，才造就了台湾早于中国大陆实现经济起飞的优势，台湾凭什么可以剥夺这些做过贡献的地区民众的表决权力？是在上演企业淘空戏码吗？

在两岸双方分歧目前无法化解、且有激化趋势的情形下，大陆某些学者热衷于讨论武力统一，常见有文章引用中国古代武力统一的案例与当前两岸进行似是而非的生硬对比。这也是一种认识误区。案例对比可以只看过程不看背景吗？古代政治形势与当前国际格局一样吗？古代有美国这样的强权在阻挠国家统一吗？古代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密切联系吗？古代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吗？古代有人权意识吗？古代有联合国机构吗？时空条件和国际潮流都不相同的背景下，案例对比的参考意义不能扩大化和简单化，更不能生搬硬套、纸上谈兵。

　　 还有一种认识误区是沉溺于计算两岸或中美的军事实力对比。不是说这种对比不重要，但除此之外，难道不应该军事战略研究优于军事策略研究吗？两岸统一的根本目的，是为统一而统一吗？武力统一对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及提升两岸民众福祉有什么影响？武力统一后的战后重建治理及抚平心理创伤需要怎么做？军事施压、以打逼谈的国际反应评估过没有？当前国际和平潮流与二战前后世界战争潮流的国际背景的区别注意到没有？武力统一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关系及中华民族复兴会造成怎样影响？使用武力方式之前需要做哪些预估和准备？武力统一是最优解决方案吗？整天欣喜于大陆对台军事优势增长与整天陶醉于岛内挺独人数增加有什么区别？是为了感觉很爽吗？

　　 那么，除了武力统一，还有更好的解决两岸分歧的方法吗？当分歧较大、一时难以解决时，动态解决方式优于静态解决方式。静态解决是指立即找出办法消除分歧。可是有些分歧很棘手，如果强行消除，损失及后遗症过大，而延后解决，也不会产生太糟糕的影响，这时就可以采取动态解决的办法，暂时搁置争议，在形势发展中寻找和培育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分歧缩小了，也可能是手段增多了，还可能是强弱拉大了。解决分歧的机会也许就出现了。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机会并非没有，不要急。武力解决分歧只在特定情形下才是最优解。不可否认，武力方式解决分歧的优点是可以反映参与者的意愿强度。

　　 有人会说，看看2020岛内“大选”的结果，搁置争议等下去岛内支持“台独”的人会越来越多，随着“天然独”的增加，时间在台湾那边，不在大陆这边。——真的是这样吗？前面说过，两岸双方目前的根本分歧是：台湾是不是“国家”，两岸要不要统一。前者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后者取决于中国大陆是否先进。因此，问题的关键在美国和中国，不在岛内。岛内叫喊“台独”的人数再多，声音再大，也无法改变台湾不是“国家”的事实。而且，这种“台独”势力增长的现象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中美关系恶化、岛内“独化”教育、香港问题刺激等等，都会对岛内意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大陆学者在2016年民进党上台时提出的“两岸关系发展三阶段论”：岛内“台独”势力增长是必然的历史阶段性现象，不改变两岸统一大趋势。从执政当局的角度看，台海两岸实现统一总体进程，需要经过争统一、争统独、谈统一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99年）在国际势力干预下两岸势均力敌，形成平衡对峙，两岸执政当局的目标都是国家统一，谋划以武力或和平方式统一对方，此时岛内国家统一是主流民意。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大陆综合实力持续增长，但还不具备统一台湾的充分条件，两岸形成不平衡对峙，目标变成了大陆争取国家统一，台湾在统一大陆无望的情形下转为争取“独立”，岛内“独立”民意比重大增。第三阶段（未来）大陆的软硬实力都对台湾取得压倒性优势，在世界上都有领先性，且具备足够多的筹码使国际势力不敢冒险对台湾问题进行武力干涉，两岸对峙被打破，双方都已认清中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台湾当局开始通过谈判争取统一后较为有利的条件。

　　 会不会大陆综合实力再强也无法转化成台湾民众的统一意愿呢？对台湾民众而言，与文明先进的地区联结可以给自身带来利益和荣誉。如果大陆发展成为世界文明先进的代表，为什么要拒绝与之统一？两岸统一会产生系统的功能涌现，两岸民众都会获益。例如两岸物流和人员往来的完全畅通可能诞生新的合作形态，两岸优势产业强强合作可能整合出新兴产业链等等。相反，假设大陆可以允许台湾“独立”，那么台湾当局固然可以升格为“国家级”政府，可是，台湾民众的好处在哪里？民众为什么要支持这种徒劳无益的政治举动？

　　 四、认同的构建

　　 现代政治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内部文化差异的意义，这被称为“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或“差异政治”。认同在任何意义上都包含着差异。差异使认同感清晰明确。此类政治学思考催生了“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其思想基础是相信应接受差异、承认认同。两岸统一也需要接受差异、构建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全民认同，而是主流认同。广义的政治认同，不仅包括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还包括政权认同与文化认同。

　　 德国是国家统一过程中政治认同做得比较出色的国家，也是人们纷纷研究的对象，不少学者建议藉鉴德国统一模式解决台湾问题。推动国家统一需要具备形势（简称“势”，Situation）、实力（简称“力”，Strength）和策略（简称“策”，Strategy）三方面条件。在藉鉴德国模式前，须知德国案例的背景有许多不同于中国之处，以防出现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势”的方面，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与结束密切相关，中国台湾问题的形成却是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当然，台湾问题的形成也受国际格局的重大影响。与德国实现和平统一时的条件相比，中国面临的台海两岸形势更为复杂和困难。当时支持西德的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取得优势，而支持东德的苏联却已经处于剧变和解体的前夜，苏联没有决心和能力维持东德的政治独立。当前影响两岸关系的国际势力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咄咄逼人，短期内不可能象苏联放弃东德那样轻易放弃台湾。中国要有大棋局的观念。如果一边与美国大打出手，一边要求其不许支持台湾，美国可能做到吗？

　　 “力”的方面，西德是在具备软硬实力的全面优势条件下吸收东德的，中国大陆1979年提出“和平统一”对台政策时经济政治文化等很多方面并不具备对台优势。当前大陆在硬实力建设方面虽然综合水平优于台湾，但软实力还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当初德国统一前，东德民众向往西德，主要是抱怨东德“民主不够、高官特权、出国受限”等问题，并提出“新闻自由”、“旅游自由”和“选举自由”的要求。与之相较，台湾民众对台湾当局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抱怨，相反在这些方面有优越感，认为大陆网络封锁不自由、政府官员特权腐败、大陆民众不能像台湾人那样有170多个国家免签证可以自由地世界旅行。客观讲，大陆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几十年来进步巨大，有目共睹，但人口众多、贫富悬殊、素质差异等国情所限，对台湾民众产生的吸引力现在已经足够大了吗？到了可以立即谈统一的时候了吗？

　　 “策”的方面，两德统一通过和平自愿的途径进行，与其双方未曾发生战争、民意没有敌视情绪密不可分。两岸之间因内战而分隔，且台湾岛内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教育，岛内对大陆敌意极重，这使两岸实现和平自愿统一的困难度其实远高于德国。政策上看，大陆对台湾始终抱持亲情和友善的姿态，并予以经济利益的优惠、输送和支持。这一点与当时的西德做法相同，但西德当时无论整体经济规模还是人均产值收入都高于东德，且东德民众对西德并无深刻的敌视情绪，因此西德的善意能转化成东德民众对西德政府的好感。大陆在对台经济交流和优惠时，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落后于台湾，且岛内存在以“皇民意识”为基础的反中情绪和以“民国意识”为基础的反共情绪，加之政党力量的歪曲操弄，大陆释出的善意常被污名化而无法有效转化为岛内民众的好感与信任。此外，两德在被分裂占领之前文化是统一的，而台湾在1945年回归前，已经注入了50年的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日本文化，之后75年又是与大陆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文化发展，两岸重建文化认同的难度客观上不是远高于两德吗？

　　 和平自愿统一都是较落后一方加入较先进一方。两岸如果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就是要靠大陆的快速发展让广大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愿意与大陆同属一个国家，这就需要中国政府能够充分展现卓越的国家治理能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国的尊敬对象，使大陆成为大多数台湾民众羡慕和向往的地区。因此，习近平讲，“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

　　 除民间层面要长期积极引导和塑造两岸民意认同外，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处理好大陆内部事情，另一方面要对台湾当局的不同施政采取不同的政策策略。如果连任后的民进党当局公然推动“法理台独”，与国际势力相勾连，两岸关系发展到不得不摊牌的地步，和平统一的方案必须调整。如果民进党当局没有出格的挑衅、踩到大陆政策红线，大陆的对台方针政策当然无须改变，因为大陆综合国力增长速度较之台湾和美日增长更快，这是大陆能够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源泉和体现。2020台湾“大选”后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无论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如何，对台大政方针不会改变。无论台湾地区政局如何变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是岛内广大台湾同胞的呼声和民意。”这种态度和观察对两岸形势可谓目光如炬，洞若观火。应作如是观。

　　 政治认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起来的。如果按照“两岸关系发展三阶段论”，第一阶段用了50年，第二阶段才过了20年，现在着什么急呢？只要把自身建设好了，大陆等得起。杜鹃不鸣，如之奈何？织田信长曰“杀之”。丰臣秀吉曰“诱（逗）之”。德川家康曰“待之”。德川家康终于等到了建立两百年江户幕府的有利时机。两岸统一时机不成熟，为什么不能等待呢？岛内政治形势千变万化，民意如流水。不畏浮云遮望眼。两岸融合发展才是长期工程。当前关键是决定台湾问题的中美因素不能失控。抓住两大关键，保持定力，提纲挈领，未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