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反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美国，因为中低收入群体没有变得更富裕_风闻

13日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行经济峰会，其中一场分会场围绕“全球供应链”展开讨论，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何去何从？”，由清华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主持。

发言嘉宾汇聚了中外政商学的代表。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哥大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中海油总经理李勇、美光科技总裁桑杰·梅赫罗特拉、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吴富林、哈佛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分别发言。

其中，哥大哈佛两位教授都提及了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原因：中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收入差距拉大。（当晚，另一场次上王一鸣也提出了类似看法：K型复苏加剧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以下为各位嘉宾讲话要点摘录：

任洪斌：央企克服疫情影响，近8成海外项目稳步推进，近600个海外项目顺利完工

洪斌介绍，疫情期间，中央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不仅为中国供应链运行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全球供应链秩序恢复做出了积极贡献。据介绍，今年2月底中央企业复工率就已超过90%，机械、建筑、建材、运输等行业中央企业在稳生产经营、保外需供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中央企业通过按时保质履约，畅通供应链循环。近8成海外项目克服疫情影响稳步推进，近600个海外项目顺利完工，按约保质保量完成国际订单；同时，通过强化投资拉动涵养供应链生态，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8万亿元，增长11.3%，上半年新增海外项目442个，项目金额365亿美元。

诺奖得主：美国对外包态度取决于工人两方面的感受哥大教授费尔普斯曾因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研究贡献而获得2006年诺奖。

他在发言中表示，在过去20年里，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链接，不断发展，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

美国也从供应链全球化获益，但和中国相比相差太远——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本身的生产力在全球供应链形成之前就已经很高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之间发生的贸易政策分歧，让许多美国企业看到了自己供应链是多么脆弱。费尔普斯认为，针对此美国在商业和政治两个层面都作出了反馈：

商业层面，企业如果无法购买到生产所需的零件，就不得不自行生产零件，因为比起成本的增加，他们更不能承担外部供给的不确定性。

政治层面，政治压力促使美国制造商将海外生产转移到国内，以提高美国国内的工资标准，恢复国内男性劳动力的就业比例。

在费尔普斯看来，**美国人对外包和贸易整体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们在两方面的感受：对工作本身的满意度；是否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公平对待。**然而，从70年代到最近几年，美国人的工作满意度持续下降；也是从70年代开始，美国中部地区的工人似乎越来越感觉自己的工资停滞不前，而高收入人群的工资却在持续增长。

费尔普斯认为，美国人对于全球供应链的态度可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做法——中国继续发展本国经济，积累资本和创新技术，将有助于提高包括美国的世界其他地区工资水平。李勇：做大市场规模是实现油气供应链稳定的核心基础

中海油总经理李勇说，今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使全球油气行业陷入低迷。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油气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不足的问题。

就稳定油气供应链这一话题，李勇分享了中国海油的经验和实践。

第一、做大油气资源的市场规模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核心基础。李勇指出，近年来中国海油立足油气全产业链优势，不断强化油气资源的龙头地位，持续拓展消费市场，带动畅通产业链循环。大力加强油气储备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油气供应的保障能力，推动了一批LNG接收站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已在按步推进。推动南气北送，推动LNG集装箱公路、铁路、水路联运的新模式。近两年冬季保供期间，中国海油增供天然气占全国增供天然气量的50%以上。

在供给侧，中国海油大力推进国内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努力降低成本。**去年实现国内海域替代率超过140%，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海油克服疫情和低油价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国内原油增量占全国原油增量的90%。**前不久在渤海湾又发现了首个千亿级的大油田渤海中凹陷的渤中19—6气田，南海第三个深水气田流花29—1顺利投产，全部达产后将极大提高中国华北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用气保障问题。此外，**在中国南海，首个自营深水千亿方级的大气田正在全力投产，预计将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30—3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同时，中国海油大力引进LNG持续扩大绿色低碳供给，签署了2416万吨LNG长期合同，位居全球第三位。

在需求侧，中国海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依托国内超大规模消费群体的市场优势，大力开拓市场、扩大销量。充分发挥海油商城等线上平台作用，培育增量市场。今年上半年线上订单交易成品油、天然气等产品近600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第二、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内在需要。李勇介绍，中国海油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强烈的原动力，加快技术进步，在深水、高温高压的勘探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突破，自主研发出了旋转导向钻井系统，大力推进数字转型，从根源上变革生产方式，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提升供应链的信息化水平和协同效应；坚持把控制成本作为固链的重要手段，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油推动海上平台少人化、无人化、减少现场人员，努力提高劳动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三个平台节省投资25%左右，节约年度操作费用近20%，桶油创十年以来新低；坚持把调结构、促转型作为优链的抓手，中国海油与各地省政府以及荷兰壳牌公司等签订合作协议，已投资400亿元建设中海壳牌惠州三地项目。

第三、坚持开放共享发展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本遵循。

李勇表示，中国海油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主动与全球能源企业合作，便利供应链，协同性构架国内外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模式。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周边地区油气领域的合作。截至去年底，**中国海油已经与80多个国际石油公司签订了对外合作石油合同，海外业务遍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资产总额已经超过5200亿元。**坚持共享共赢，中国海油在技术服务、油气田的资产投资等方面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在国内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创新性地推出了进口LNG窗口一站通业务，实现了接收站的共享、共用。

美光科技总裁：人工智能、5G等技术为供应链重构带来新的机会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说，2020年这一切变得非常重要，技术的可得性使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连接、数据分析，可以使企业更加创新，提高生产率，可以更快、更好地做出决策。

在他看来，科学家能够使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来做出新的研究，帮助应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疾病和挑战。技术赋能了很多进步，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数据和信息。5G网络在不断地推出，人工智能平台不断地演进，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实现数字化和连接，在整个制造的价值链当中，可以实现点到点的智能设备的连接。桑杰·梅赫罗特拉举出了两个关键的应用，这两个应用促进了制造领域的生产力。

首先，对机器的云控制，通过大规模地使用工业数据，5G使得机器的运行（效率）提高了5倍。我们使用无线连接，就可以以比现在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好的结果，这样机器可以更加有效地运转，可以减少浪费率等等。在很多机器上加上传感器，意味着工厂可以产生更多的数据。5G有能力促进工业数据的扩大化，使用AI的算法，使得大量的信息能够实现自动（建立）绩效模型。第二，视频分析。5G能够实施向云端传输直播的视频，可以通过视频的分析来测知异常，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似乎可以胜过人脑。通过解锁制造的基础设施和生产力，5G和人工智能将会带来4000亿到6500亿美元的新增GDP，它们对于供应链的支持也会有非常大的效应，与人工智能结合，可以减少down机时间，甚至可以预见可能带来的冲击，比如今年遭受的情况。

吴富林：疫情下的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三大趋势吴富林说，疫情下的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三大趋势，需要引起高度的关注。

一是有限全球化、紧密区域化和充分的本地化。产业链条趋于缩短甚至变形。二是产业链趋向多元化、分散化和多样化。为降低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渠道、产品和技术的风险，人们不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面，备份意识更强。三是更加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信息科技可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疫情下数字科技对增强供应链的韧性至关重要。

肯尼斯·罗格夫：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美国，主要是两方面原因格罗夫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首席经济顾问。

罗格夫说，新冠疫情的影响是非常汹涌的，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美国，体现在美国没有签署TPP，以及贸易摩擦方面等等。“但实际上根源远不只这些，有一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到了一些经济和学术研究证实，他们认为全球化可能对于欧洲、对于美国总体来讲是有帮助的，但是却加大了不平等。”肯尼斯·罗格夫说。

肯尼斯·罗格夫表示，一个国家更富裕之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对那些挣钱多的人通过征税的方式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这样大家都会更开心，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反全球化的想法，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税收和财富的转移并没有真正发生，所以那些中低收入的群体并没有变得更加富裕，他们觉得并没有真正地受益于全球化。

二、一些大家并没有广泛报告的问题。人们在想我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是什么，人们也有为反对全球化而反对，这不仅仅是来自于一个政党。今后还可能会出现脱全球化或者是逆全球化的趋势，过去有，将来可能还会有。

“另外，有几个宏观经济的现象。假如说真的出现逆全球化，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几点，因为其实不仅仅贸易会下降，物品会越来越贵，还有很多其它的现象，尤其是低通胀率、低利率。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因为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和全球化而导致的，亚洲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而导致了这一点。”肯尼斯·罗格夫说。

（资料图：罗格夫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

刘积仁：政治因素或导致各国重新调整全球供应链

刘积仁指出，未来可能会有几个因素会对全球化的过程带来挑战：一、政治因素。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无论是中美还是各个国家，对于将来是否能够安全地生产或者获得一些资源，包括部件、技术等产生了担忧，这样的一种担忧一定会导致各个国家要调整自己在过去全球化中供应链的情况。

二、疫情。这次疫情也对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挑战，甚至对中国内部的供应链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三、技术。未来的技术也会带来挑战，重构全球供应链或者是建立一种新的供应链体系。

“过去我们理解的供应链可能更多的是在制造业，但这次的疫情我们也看到，服务的链条这次影响也是特别大的。很多人不能到医院，药品也不能顺利地到达，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都是我们要重新看待。”刘积仁认为，未来的供应链在结构上会发生改变，在思维的方式上发生改变，而且每个国家的战略也会产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