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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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西方人的看法。

80年前，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带着他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理想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传言中“红色恐怖的”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根据地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在这里，他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人，从他们的口中，他第一次知道长征这件事情。凭借他对中国地理的了解，他认为这件事近乎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采访者的语言他的脑海汇聚，长征的事迹越来越清晰，深深震撼了他。在冒着炮火回到北京后，他把他的采访整理，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在书里，他由衷的感叹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对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热河》一书曾有记述。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战役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

他叫埃德加·斯诺。

1984年，一位来自斯诺同一国家的老人，带着实现埃德加·斯诺遗愿来到中国，他不顾年迈的身子，在他的同样年迈的妻子陪同下，从江西瑞金出发，将几十年前那波澜壮阔的里程重走一遍。他告诉接待他的中国人：年青的时候，他深深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不过，长征只是在文字上的，谎言还是真相，在他有生之年，他要亲自把长征路走一遍，对中国人提出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难题及疑问，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就这样，他一路跋山涉水，从江西于都一直到陕北的延安。回国后，他按捺下激动的心情，将一路所见认真整理，写了一本英文的书籍——《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在书里，他感慨到：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值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感到费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他的名字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好朋友， 普利策奖、乔治·波尔克奖获得者。

1952年，大洋彼岸的美国，麦卡锡主义阴云笼罩整个国家，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为共产主义组织的运动在美国开展。作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他被指认为“共谍”、“同情共产党分子”。

面对无休止的内部安全委员会质询，他被迫一次又一次当着议员们的面宣誓：本人以上帝之名起誓，本人从未加入任何共产党组织，也未主动参与任何涉及共产党的活动。

十多年后，历经各种人身攻击非难、限制出境的他，与欧洲中国学泰斗崔瑞德共同努力，编辑剑桥中国史，力求将中国的历史，以西方人接受的方式告诉给西方人。

在中华民国史部分，有关长征，他写道：“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6000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

他叫费正清（不是那个爱讲段子的歌手）。

1995年，还是一位美国人，结合他四十多年的教学研究，以独特的视角写出一本代表美国新史学水平的著作——《东亚史》；在这本著作中对于长征，他有如下表述：“长征是个传奇般的历史事件，类似于美国历史中的“福奇谷”（Valley Forge)。这是一个英雄们为理想献身的时代，长征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他叫罗兹·墨菲 ，费正清的弟子，美国当代亚洲历史学权威。

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一九八一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几万中央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

布热津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长征评选为一千年来影响世界的大事之一。

毛泽东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超限战》的作者乔良将军认为“80年前那场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大转移，改变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尽管当时的他们在恋恋不舍地离开自己的红都瑞金时，并没有哪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将开始一次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史诗式远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人人都怀揣着一个伟大梦想：改造中国。”

国外有人把长征比作《圣经》中古犹太人出埃及，比作汉尼拔挥师跨越阿尔卑斯山，比作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比作希腊远征波斯后的色诺芬大撤退。但比较来比较去，他们认为这些人类的远征都不能与中国长征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