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成为蓬佩奥所说“马列主义怪兽”的？_风闻

　　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大批特批的所谓“马列主义怪兽”，很不巧，我也是其中之一。

　　当然了，我并不是“马列主义”老太太，生于80后的我，正是美国精英们寄莫大希望的新一代。事实上，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拿在手边的正是《通往奴役之路》、《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之类在当时看到相当有逼格的书刊，这种书看多了，不免对主席和他的主义产生了反感。

　　那么我是怎么样被主席吸引，最后成为“马列主义怪兽”的呢？不少人是给美国飞机炸醒或者撞醒的；1999年20万人上街，我也参加了。但老实说，在心里面其实是个旁观者。

　　之所以形成今日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要怪学校的图书馆太大，太舒服了。而且什么书都有。我每天泡图书馆，于是受了流毒。图书馆还经常清旧书，我只花了一点钱就买了全套马选毛选。古人云“辛苦遭逢起一经”，我谈不上“辛苦遭逢”，但“起一经”是相同的。

　　而且长春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文化气氛的城市，有很多书店跟图书馆。于我可谓得其所哉。离北区不远，就有一条街，全是卖旧书的，真令我流连忘返。那时我每月生活费150元，估计有一半是花在买书及亚亚、郑智化的盒带上。我的床头总是堆着高高的书，任我昏天暗地的看。四年中我经常逃课去图书馆，而老师们并不为难我。当时的郝主任还批准我去研究生院的内部图书馆借书。

　　在内部图书馆我读到了第一本何新的书《为中国声辩》时，就像走夜路的人看到前方的灯光。后来近乎疯狂地读完了他的所有书，特别是《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与《危机与反思》两本，不但对什么是经济时政等问题有了一些了解，而且思维方式也很受其影响。

　　当时我还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书中多次声明，因缺乏材料，只能提出猜测或存疑。例如对彭德怀上万言书的动机，作者说目前不能确定。而中国的教科书，如我正要考试的河南大学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表现得十分自信，仿佛它的每个字都是真理。这种自信，如果不是出于愚蠢，就是出于欺骗。今天我们全面否定文革；谁知道在十年后、二十年后，那时的人又如何看我们这一代呢？虽然如此，我还是非读这本书不可，否则赵英兰教授不会让我过关的。

　　大二暑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晚年理论的论文，内容记不清了，应该是对国史（特别是文革史）及毛晚年理论予以重新认识与评价。我把论文送给几位老师看了，一位批道：社会主义中国哪来的官僚阶级，真是异想天开。另一位则好心地劝我：这个问题太敏感，还是少说为妙。后来我将此文寄给北京的学者许全兴老师（《毛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作者）看了，他虽然也说我不懂事，但给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当时我很不服气，不是说“读书无禁区”吗，为什么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许说？后来在偶然的情形下，读到一本苏联史（该书作者是一名清贫的北京学者），讲到苏共党内反对派托洛斯基，曾经严厉地批评苏联的官僚政治。于是我就到内部图书馆找来托氏的著作及传记，包括《我的一生》、《托洛斯基言论》、多伊彻的先知系列。在此我必须再次感谢郝主任，使我得以进入研究生图书馆找到一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的托的书，包括《被背叛的革命》，满是灰尘，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看过。其中，《被背叛的革命》一书给我很深的印象。我看的是六四年上海译文局（记不清了）版本，当时属于内部资料，出这本书的人是很有深意的。记得那时我如获至宝，还花了好多银子把整本书复印下来。自此有好几年，就如高大姐所言，我一头投入了托洛茨基的怀抱。到了大四，整理成为一本四万多字的小书，名为《苏联官僚政治论稿》。

　　可能花了太多时间看书，所以后来没有考上研，虽然辜负了恩师的期望，但也未必是坏事。但是，学可以不上，书不可不读。我学习苏联史，醉翁之意也在于中国。作为80年代，我其实对主席的时代没有任何的切身记忆。而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恐怕也都会同意：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已经决定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从来的”左派。或许跟那段历史远一点，才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少一点感情色彩在里边。

　　当然，没有个人感情因素也是不可能的。据说，一个人年轻时不是左派是值得羞愧的；如果他到了30岁还是左派，那是也值得羞愧的。我看呢这也未必。例如我的大学同学就说过：“中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先富的，一种是不想富的，他们懒，所以受穷。”他本人当然属于先富一族，其父贵为某重点中学的校长，早就为爱子预备了一份稳定而多金的工作。而我毕业之后，只能混入一个小机关。假如他必须像我一般，还骑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迎着扑面的水泥尘，在市政府同事的豪华小汽车中躲躲闪闪，那么他的不爽，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古巴愤青格瓦拉说，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要为世界上一切非正义的事情感到愤怒的。我还未达到这个境界，但问题是我也无法对他人的苦难熟视无睹。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这个大陆的一部分，别人的苦难也就是自己的苦难，救度他人也就是救度自己。所以菩萨说，有一人不得度，我就不能成佛。同学问我为什么又读马列又信佛，我一言答之：主席还信过佛呢，何况我。他们就说：你以为你是上帝啊？我当然不是上帝，我只是灰蒙蒙的小城的一个灰溜溜的小秘书。也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历史为人类准备的仍是官僚奴隶制度。就算是这样，我仍旧站在奴隶一边。我不会为新的剥削者鼓掌呐喊，不管新的剥削制度怎样是“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我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很不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坦率地讲，对于世界的未来，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不认为90年代之后，福山预言的资本主义天堂就会到来。恰恰相反，在失去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之后，人类的前途，变得更加黯淡和迷惘了。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啥也不懂。上大学后，我开始想：我们这一代人会经历动乱和战争吗？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苏联官僚政治论稿》。结尾写道：俄罗斯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当时很多同学质疑，我就加了一句：十年后见分晓。

　　2003年，有朋友为新政欢呼雀跃之时，我写了《九问左转派》，提醒他们不要高兴得这么早。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当年他长大懂事之后发现某宫殿里的珍宝古董有不少被人偷盗或偷换，便打算清点一下，找出家贼。不想当晚便宫中失火，一切付之一炬。显然这是家贼故意纵火。

　　在前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新资产阶级捞到的油水足够多，政治风险就成为他们第一位担心的事情时。因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和地位与多数人利益直接矛盾，于是知识精英打头炮，用美国人的民主旗号，极力丑化苏联革命历史。横竖他们有钱，控制媒体和舆论是不成问题的。尽管美国鹦鹉们如此卖力，但苏联在解体之前的全民公决中，仍有76.4％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苏联。但是出于“消灭合格债权人”的需要，苏联的官僚买办们还是决定国家解体了。最后，他们宣布苏共非法，停止活动。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苏联，寡头们瓜分的财产，就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原主”了，没有了合格的债权人，偷窃而来的东西就不用担心被追索了。从此他们非法得来的财富就合法了，富豪们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所以，他们没有“逆取顺守”，而是选择了将资产贱卖给西方。

　　当然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多资源少，跟俄罗斯相比，连发生那种靠“自给自足”种地生存的空间都没有。一旦中华民族崩溃，将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强烈的冲击，例如难民潮，环境污染。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保留了数量可观的核武器，所以这种演变结果对西方也是非常不利的。它们会在尽可能大的榨取中国利益的条件下，尽量避免这种结果。

　　在自然界中，细腰蜂在抓到猎物之后，往往不会立刻将之杀死，而是往猎物的中枢神经刺上一针，使之失去知觉，再带回巢中。这些又肥又大的虫子们，从此就这么不死不活的，成为细腰蜂及其子孙可以长期享用的新鲜食品。对西方国家来说，一个不死不活的中国，是最符合它们利益的。

　　所以为什么蓬佩奥又是声称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股向善的力量，又是大批“马列主义怪兽”，因为他再不往中国这个中枢神经刺上一针，他就马上要滚蛋了呀。

　　蓬佩奥越是努力表演，他越是有机会见证新的历史。2020年就是新历史的开端，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它们已经为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贫穷、消灭资本所有制创造了前提条件。

　　（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