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青年人，恐婚恐育还性压抑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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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义把人类分隔成一个个孤立的经营者，经营的对象就是人们自己。这种单子化伴随去团结化和完全竞争而来，亦使恐惧渐生。

　　——《他者的消失》韩炳哲

　　" alt=“500” />　　网易2018年发布的《中国8090性福报告》有一个有趣的结果，处于性欲旺盛阶段的25岁以下群体，因为单身、未婚比例高，有接近50%没有性生活。

　　当然，这份报告涵盖的人群有限，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80、90后的现状。当代青年人的生活，正在被都市中的高物价和“996”风气不断压缩。

　　人们的生活从朝九晚五和双休变成“996”和“大小周”，从“我想结婚过日子”变成“一个人其实更轻松”，从“我想相夫教子”变成“我想当老富婆”。

　　恐婚恐育、性压抑或滥交，在高压的都市生活下成为常态，“生孩子不是人生的必选题”也成为一种新共识。这些看似“前卫”的价值观背后，则是传统观念的瓦解，而瓦解的过程，往往由压抑、冲突与分歧构成。

　　生活轨迹被困，性欲被压抑，身体被压榨，人们一步一步，走入都市的铁笼。而逃离的方式，似乎只有让社会继续原子化的个人主义。

　　1.

　　私密空间的匮乏，漂泊的性爱

　　据网易于2018年发布的《中国8090性福报告》，二三线城市的人比一线城市的人有更多性生活：一线城市平均每周一次以上性生活人群占45%，二线城市占53%，三线城市占57%。

　　在流动与变化频繁的都市背景下，是什么阻止着当代青年享受性生活？

　　此前，BBC发布了一篇关于香港爱情旅馆的报道，牵引出都市人性生活的一个面向。

　　众所周知，香港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因为住房资源极其紧张，许多青年在工作甚至是结婚后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政府数据表明，在2019年，每10位25岁到34岁的香港人中，就有6位和父母同住。

　　与长辈同住、极小的居住空间进而导致许多年轻夫妇无法在家享受性生活，而实惠的爱情旅馆因此成为了这些青年解决生理需求的选择。

　　然而，即便去了爱情旅馆也会遭遇尴尬的情况。由于每个地区口碑好的旅馆有限，去共度良宵的情侣夫妇们很可能会遇上熟人，大家只能在走廊或电梯间尴尬地相视一笑。在性文化相对保守的东亚，这无疑是令人不知所措的社交局面。

　　香港青年们的性压抑现状并不是特例，如上述报告所指，很多漂泊在大城市的青年人也面临着相似的状况。

　　对于每一个去一线城市打拼的人来说，合租是必经之路。

　　近年来，自如、蛋壳等租房平台的兴起瞄准了在异地工作的青年人经济能力薄弱、社交圈小的痛点。北上广深漂们通过平台与陌生人合租，就与香港青年们与父母同住一样普遍。

　　由于私密空间的匮乏，性爱成本正在不断升高。性生活本该具备的即兴性、私密感和安全感被居高不下的房价瓦解，转而变成需要思考其“性价比”的生活事宜。

　　另一方面，都市流动性，包括住房与工作的变动，都让维持一段稳定的关系变得愈发困难，相对地，快餐式性爱变得普遍。

　　微信和交友软件的流行使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手握几百，甚至上千人的联系方式，这给“备胎”与“约炮”现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高物价、高流动的都市背景下，人们的性生活呈现出一种两极的状态：一半人找不到合适的场所，另一半人无固定的伴侣。

　　这种两极的状态勾勒出当代青年普遍晚育的背景。对于一方来说，性爱成本变高，对于另一方来说，由于生孩子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钱，人们往往只有处在一段稳固的关系内，才会做出生育的决定。因此，不以稳定亲密关系为基础的性生活难以导向家庭的组建，生育也就无从谈起。

　　2.

　　自由时间的匮乏，疲倦的身躯

　　网易的报告还显示，家庭月收入在两万以上的人群中，近70%能保证平均一周一次性生活，而其中平均一周两次的人群占比则达到43%。

　　然而，“收入越高，性生活越频繁”的调查结果在“996”大潮中出现了变数。

　　《南华早报》于去年三月前发表过一篇关于过劳的报道，采访了许多从事互联网行业和在创业的中国青年。

　　其中，一位26岁的创业公司CEO，用五年时间将项目从一个十人的小团队做成估价近三千万美元的事业，但个人代价则是没有生活和长期失眠。

　　除了持久的工作时间、大厂标配的九点后下班报销车费以及大小周制度，大城市的“地狱”通勤也加剧了人们的疲惫感。

　　以北京为例，为了节省房费，很多人会住在通州、天通苑、回龙观等远离市中心的社区。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在2019年发表的报告显示，六环内平均通勤时间达56分钟，平均通勤距离达12.4公里。

　　试想一下，在加完班的深夜回到家，想到第二天还要挤一个小时的地铁上班，真的还会有兴致进行任何激烈的运动吗？

　　显然，在劳动者被高度异化的今天，高薪并不意味着更自在的生活。在大城市赚取高收入的很大部分人群，或许有了更高的消费能力，但代价往往是精疲力尽的身体。

　　除了被庞大的工作量剥夺睡眠时间这类显性的身体压迫，长期“996”而产生的不敢退出竞争的疲惫感，以及害怕被淘汰的不安感，则从心理层面上腐蚀着现代人。

　　正如汪民安在《现代性》中所写：“现代社会对身体的惩罚技术，就是规训。存在着一系列的规训技术和手段。其目的就是制造有用的人和有用的个体，并服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

　　在《南华早报》的报道中，一对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年轻夫妇一直有着备孕计划，但由于两人平日的工作状态都过于劳累，性生活频率很低。“希望（备孕）能快点有进展。“那位丈夫担忧妻子过了三十岁会更难怀孕。

　　近年来，很多自媒体和文娱作品都在倡导“年龄没什么大不了”，在娱乐的渗透下，年轻一辈的年龄观也从“三十而立”变成了“三十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一切剥开流量与消费的糖衣，三十岁的焦虑切切实实地存在。

　　比如，互联网行业中盛行的“35岁魔咒”。这条残酷的年龄淘汰“潜规则”旨在将年轻一辈的干劲与活力全部转换成金钱，本质上就是在透支员工的身体，但另一方面，从生理层面上看，35岁前是男女备孕的最佳年龄。

　　这无疑是在迫使年轻情侣和夫妇作出选择——工作与孩子不可兼得。你必须非常努力地挣钱、省时间、省体力，才具备生孩子的条件，而这一切，最好在35岁前完成。

　　3.

　　被孤立的都市新手父母

　　今天出现在中国的种种恐婚恐育现象，都能从作为老龄化社会标本的日本找到先例。

　　有许多相关研究试图剖析这一国情，看理想也曾撰文介绍过，“低欲望社会”、“下流社会”、“女性贫困”、“妊娠解雇”等现象，就从各个方面促成了日本生育率低迷的局面。

　　在这些现象的基础上，自由记者小林美希深入关注日本新手父母的困境和职场母亲的歧视，集合成了《不让生育的社会》一书。

　　《不让生育的社会》中提到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孕妇和产妇被迫退出职场，除了是对母亲群体的压迫，也在无形中剥夺了这些母亲的同事、后辈们，即有潜力当父母的群体，学习妊娠和育儿等基本知识的机会。因为这些有经验的母亲们本可以白天待在公司，与同事们进行社交。

　　当母亲们都被隔离出职场，久而久之，许多处于黄金生育年龄的男女开始对生育产生恐惧，在许多采访中都有人透露出忧虑：“婴儿和小孩好像异次元世界的生物。”

　　生育率低迷的原因有很大部分是制度的不合理，但要想真正理解年轻一辈为何恐育，就必须聚焦他们生活中最细碎的角落。正如《不让生育的社会》所呈现的，职业母亲的缺席不仅是对母亲的压迫，更是压抑了她身边的人生育的欲望。

　　对于很多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与老家的亲人各居一地是常态。当然他们成为新手父母，如果没有自己父母的帮助，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情况。

　　《不让生育的社会》中记录了一位东京妈妈的经历：有一次，被育儿折磨得无法好好睡觉的她去儿科咨询孩子深夜大哭不停的问题，得到的回复却是“作为妈妈，就忍忍吧。”

　　尽管大城市的医疗资源相对更丰富，但婴儿多变的体质和不同的习性让专业人士也很难给出解决方案，大部分时候，都需要父母们投入时间想办法解决。我们习惯把父母想象成成熟、稳重的大人，但很多时候，学历再高、工作能力再强的人在面对一个“新生物”时，手足无措才是常态。

　　因此，新手父母们需要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来帮助减轻育儿的困惑与焦虑，但资本主义看中的“生产效率”一再隔绝着职业母亲，同时把父亲从家庭事务中抽离。新手父母们被孤立的现状，很难得到缓解。

　　4.

　　公司：女人，你怎么能生孩子呢？

　　社会：女人，你怎么能不生孩子呢？

　　在都市丛林中打拼的女性面临着尤为严峻的生存环境。一个常见的局面是，公司讨厌生孩子的女人，社会却苛责不生孩子的女人。

　　前阵子，一个关于拜神的网络段子蹿红：在北京雍和宫，求健康的往往是头发稀薄的中年男性，求姻缘的多是年迈的父母，而那些打扮精致的年轻女性，则都在拜财神。

　　或戏谑或打趣，越来越多都市女性不将结婚育儿视作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老富婆”才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下，“经营自己”的主张。

　　随着中国年轻女性群体的性别意识增强，同时，歧视、侵害女性的恶性社会事件又一再发生，舆论场中出现了一种激进的趋势——很多女性将“回归家庭”视为一种“倒退”的选择。

　　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女性的“自由”，似乎伴随着越来越多割席。

　　前不久，张桂梅校长反对全职太太的言论引起很大争议。即便有不少女权主义者倡导大众不应该贬低家务劳动的价值，要尊重个人选择，许多女性依然坚决将“家庭”视作“独立”的反义词。不当全职太太、不冠夫姓似乎已经成为了独立女性的“教条”，个体所处的环境和难处在它们面前不值一提。

　　这种与“传统女性”割席的观念是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neoliberal feminism）的一种体现。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提倡一个自信、独立、勇敢的女性形象，它把这种身份构建视作个体的选择，并有意无意地忽略制度层面的结构性不平等。

　　这种视角确实存在很多不妥之处，例如它与女权主义的初衷——让女性和男性都能不碍于社会期盼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相悖。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流行，说明了很多女性都迫切地想从母职中被解放。这个愿望有多强烈，压迫就有多严重。

　　尾声.

　　不安全感社会的多米诺牌

　　前不久，一名江苏父亲因不满老师让家长批改作业的要求以及对其的指责而怒退家长群。这牵引出中国的教育现状：父母不仅要付出高昂的学费，还需要在工作之余密切参与孩子的学业、甚至与老师社交。

　　一些评论称，“压垮成年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只需要一个家长群。”

　　如今，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过度的竞争与内耗，从职场到教育，无一幸免。一种普遍的焦虑、不安与恐惧弥漫在生育链条的各个环节上，像多米诺牌一样一触不可收拾。

　　从性生活的私密性被破坏开始，到三十岁过后的身体负担，再到对社会制度的不信任——我们可以说，大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越少人会愿意养育后代，因为唯有自己最可控，或者说，过好自己已经足够累了。

　　现代社会便是在城市机器的运作下加速原子化。城市的焦虑感和生活成本过高导致了年轻一代生活空间的压缩与精神上的倦怠，这进而导致性生活质量以及生育欲望的下降。

　　如果应付职场、养家糊口已经如此令人焦虑，那么为什么还要跳入生育所附带的竞争漩涡？

　　在年轻一辈没有找到爬出现有深渊的方法前，又要怎么说服他们，养育一个新生命不是下一个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