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平浪静》：回不去的不只是故乡_风闻

电影《风平浪静》上映已有一周，票房六千万，作为一部文艺片并不算失败。不过作为一部有野心的作品（我所接收到的各种推送安利可为证），这个成绩显然不尽如人意。

《风平浪静》的问题，与近年的几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题材影片是一致的：它们都试图在一个大的时间尺度上反映“时代况味”，但却因各种原因“功亏一篑”。要不是编导没有深入理清历史线索，而陷入了某种猎奇式的悬念索引（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要不是想讲的东西太多，成了历史相册式的平铺直叙（如《地久天长》）。

从“如何体现时代性”这个问题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找出一些原因，拿成功的例子作比较，《过春天》也是一部小众文艺片，作者仅仅为了抓住2013-2016这短短几年间穿梭于深港的“手机水客”这一具有鲜明时代性的人群特点，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其最终呈现的作品既具有细腻的作者属性，又有大时代变迁的宏大背景，可谓“以小见大”的典范。

《风平浪静》在剧本上的薄弱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许与编剧太年轻有关。比如其中对一些体制内生活的描写，细节颇多经不起推敲之处。

但是抛开这些，我想说这个剧本并非没有闪光之处。另外，九十年代距今是个不算太长，但也不短的时代，而我们看到诸多作品在这个题材上“栽了跟头”，似乎不能单纯用编导能力不够或者积累不足来解释。

为什么反映九十年代的影片如此“不给力”？这首先与时代的特殊性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复杂而波澜壮阔的历程，几乎每一个时代断片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征，因此，想用一部影片“囊括”这个年代的精髓，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

用同一辈人不同的成长经历体现时代性，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很多经典文学作品也采用这样的结构。从这点上，《风平浪静》中宋浩和李唐二人的角色设置是个好主意。不过，成年后的李唐（李鸿其饰）一口台湾腔实在令人出戏，让人无法相信他是和宋浩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与之对比李鸿其稍显油腻的表演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推动人物走向不同命运的，起初是一个保送名额问题，而后是一次意外的激情杀人事件，这些情节转折细品都有些不合理之处，但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反而被很多影评忽略了，就是宋父在酒桌上与李副市长的那次“交易”：李以建委实权的办公室主任一职为条件，“交换”了宋浩的保送名额。而宋父默认了这场“交易”。

此时，坐在一旁的宋浩默然不语。影片之后也没有对这一点做描写。此时的宋浩也许还沉浸在失手杀人的惊魂不定中，没有反应也很正常。但宋父的态度，无疑是对他的“背叛”，并且在日后长久的“流亡”生涯中成为心结。

因此，影片最终宋浩举刀自裁，并向宋父刺出一刀，以完成“弑父”这么一个颇具象征性的举动（公映版删去了这个情节），既具有道义性，也具有情感性和伦理性。

这个情节包含了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伦理议题：为了发展（无论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选择会让我们后悔？

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为了高速、超速发展，某些人或者集体有意无意跨越了道德、法律、伦理的界限，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而反思这种“时代之痛”的，在我看来最好的作品竟是一部科幻喜剧《超时空同居》，我曾将其放入个人的2018十大电影片单之中。

《超时空同居》以一个即时互动的“平行宇宙”概念，将变化前后的男主人公在同一时间线中作对比，体现出强烈的戏剧性和艺术效果。而《风平浪静》中承担这个功能的角色是宋父而不是宋浩。宋父娶小娇妻、生子和官场得意的状态，与宋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宋父的心路历程并非电影试图表达的重点。

在我看来，《风平浪静》在这一点上的表达笔力不够，既是经验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宋父有一句台词：“我TM连灵魂都出卖了！”是一句神来之笔。通常来讲，为了超前发展而付出代价的“时代之痛”，有某种伦理意义上的解释，比如“为了孩子”，片中的李副市长，《归去来》一剧中王志文饰演的父亲都是这么做的。

而片中宋父作为交易的受益方，代价是儿子的“社会性死亡”，从影片后面我们甚至看到，宋父安排续弦妻子和小儿子移民，意味着宋浩作为后代的“传宗接代”功能也被取代了。而宋父付出的代价是“被碾压”、“灵魂被出卖”，成为官场木偶。

因此宋父的选择到底是出于替儿子扛罪，还是出于个人私欲的膨胀，在影片中是难以区分的。正因为此，片中的善恶对立就体现出非常失衡的状态：李氏父子是纯粹的恶，宋父从被动配合到主动参与，是为虎作伥、迷失心智的恶，而宋浩从始至终在所有大事的抉择上都是从属的角色，只有最后的自裁和“弑父”，是被逼到墙角无奈的反击，原因还是逃避。

但即便保留了“弑父”这个镜头，也无法令影片的逻辑自圆其说，因宋父第一不是首恶，第二他在影片中的形象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世俗中年男子，“解决”他不能解决影片的伦理矛盾，也无法真正解构“时代之痛”，甚至连情绪意义上的释放都无法达到。

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反思九十年代”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一旦触及这个问题，立刻就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双重尴尬：第一，我们至今仍在很多问题上在为“九十年代”还债（这里的九十年代是泛指），自那个时代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并且很多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第二，我们至今也未能真正走出“九十年代逻辑”，所谓“只要今天，不看明天”，或者“管得了明天，管不了后天”，面对发展中不断涌现的问题，人类社会似乎没有什么有效办法，顶多也就是延后问题的爆发时期而已。

在这个层面上，宋浩的“弑父”行为，不仅是“还债”，还在于试图突破一种既有的格局，即“你是我不想成为的样子”。这也是编导试图传达的代际议题的内在含义。然而，拒绝了父辈的生活方式，却未必能不复制他们的“成长路线”，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在这点上，编导安排了宋佳这个角色，显而易见是充当了“拯救者”。然而她的作用也仅仅是让主角的生命延续。未来呢？影片没有给出答案。

所以，《风平浪静》传递的“时代况味”和可作镜鉴的参照意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是一种巧合，同类型的影片如《地久天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从片名上都体现出一种一致性，都以自然为意象，且都似乎试图表达一种岁月如歌、宁静淡泊的状态。但最终的结果却都是“风不平，浪也不静”。也许这种意味会长久伴随我们，直到历史真正到达悄然变化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