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 | “倒逼”机制与改革开放的推进_风闻

【编者按】2020年，是浦东改革开发开放30周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30周年以来，浦东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值此之际，重温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与背后的先进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

“倒逼”机制与改革开放的推进

李友梅 | 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上海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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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种动力机制

学界一般认为，有这么几种重要动力机制在共同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第一种是市场化所带来的竞争机制；第二种是伴随着对外开放，中国在与全球政治经济接轨时所产生的制度趋同机制；第三种是与基层社会的主观能动性相关的制度创新机制。笔者认为，还有一种动力机制在改革开放40年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倒逼”机制，其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冲击-反应模式”和深埋于中国文化基因的“内在发展冲动”紧密联系，有可能使得上述几种动力机制得以汇聚成为一股激发举国上下共同推进改革深化的合力。可以说，倒逼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交往模式、社会价值规范系统等方面的巨大转变，呈现出一个总体性现象，其内涵既有源自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等不同进程的相互碰撞，又有基于自身文化传统而生成的独特现代性诉求。这一充满历史和现实纠缠的复杂的总体性变革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线程变动并举所产生的新问题，不断为深化改革“制造”新困难和新挑战，可以说是内生性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全球化嵌入意味着中国与区域社会、全球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是外生性牵引应接不暇。内外问题的交错出现，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更促生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深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在路径和目标上的交织与碰撞，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具有综合性、层次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总之，人类社会中诸如贫困、教育、就业等最基础、最古老的问题与诸如生活品质、协商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最“现代”的命题集中相遇在当今中国，而且这些问题与命题的应对和破解又变得越来越急迫。由此，“问题倒逼”与“转危为机”经常相结合而成为改革的动力源。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无法效仿和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难以事先设计出脉络清晰、措施完满的整体方案。倒逼（下层倒逼上层、后道倒逼前道）是冲破旧体制下形成的利益固化，破除改革障碍的最有效应的手段之一。近40年的经验表明，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对外国投资的放开；无论是市场化之后国企改革的快速推进，还是《公司法》《物权法》等各项经济制度的完善；无论是与单位制解体同时建立的社区治理体系，还是福利市场化遇阻后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无论是在基层民主需求下催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党和国家不断推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有的重大制度变迁都是改革者不断地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互动中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审慎策略推动的结果。可以说，这些重大实践的引导或纠错无不隐含着一种中国式独特的“倒逼”机制。这意味着当社会生活的变化超出了制度系统旧有的框架时，决策者都会面临变革的“动力从哪里来”的重大理念和思路问题。为达成新的共识、寻求解决方案，决策者往往要营造一种压力或利用某些相应的预期进行适当的引导，以促成变化效应的产生。由此可以看到一种趋于常态化的动力机制：背水一战中，大破大立，底层突围；狭路逢生中，以点带面、自我革新。

倒逼机制的“中国意涵”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倒逼”概念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使用，最初是指在强政府干预的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要求商业银行不断增加贷款，从而向上迫使中央银行被动增加货币供应的一种货币发行机制，其扩展性的内涵则是指一种由具体问题和实践压力逆向推动经济社会体制与各种制度进行转变的动力机制。倒逼机制往往具有导向效应、规范效应和创新效应，其期望通过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带动对其他类似或相关问题的解决，并引导改革方向、规范改革措施、激发改革创新和推动改革深入。

作为社会发展与改革动力的倒逼机制，通常有三方面重要特征：一是逆向性，即现有的问题、困难、失误或者挫折、比较中的差距等激发起人们的深刻反思；二是强迫性，即现实的困境与不能回避的问题迫使决策者探寻解决困境的方式；三是反复性，即旧有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产生新一轮的倒逼，或者说倒逼机制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单重复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这些特征也表明，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中的倒逼机制是一个复杂的作用过程。倒逼机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中国社会的倒逼机制有其独特性。

首先，中国的倒逼机制有别于西方经验。近代以来，诸如英国工业革命的启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出台、日本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都具有某种“倒逼”机制的影子。但是，这些国家的“倒逼”更多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某种自然选择和被动应对机制，并不构成政党国家用以推动整体经济社会改革持续深入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却是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时，决策者在深刻反思和讨论中自主开启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伊始，“倒逼”就是作为一种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变革的重要手段而存在的，而且改革开放进程中曾出现过三种重要形式的倒逼机制：改革初期试错进程中的“教训型”倒逼，现实改革中遭遇困难和阻力后的“困难型”倒逼，未来改革中主要矛盾转变情况下的“期望型”倒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倒逼机制有其明显的独特性，不同于国外的经验及逻辑。

其次，中国的“倒逼”机制共轭的实现，总是伴随着决策者主动进行的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无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对市场机制的强调、新千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对权力的监督，还是从围绕社会体制改革提出的社会建设，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都构成了一种引导型的倒逼式推进。而且，这种“倒逼”具有三种特性：就试验性而言，中国的改革向来不是在制度规划建立后就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往往是选择特定对象作为试点，并根据试点运作状况随时进行调整、改变和取舍。就渐进性而言，包括双轨制、增量改革等在内的各种举措，都反映出在改革时不我待的情况下，国家出于谨慎和稳定的考虑，仍会对倒逼的速度进行适度的调控。就顺序性而言，中国是以市场领域的改革来倒逼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在市场领域中，则是以外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市场参与和竞争来倒逼公有制领域的改革。总体上，中国的倒逼机制既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又不被事物所牵制。这使得改革进程虽充满不确定性，但仍然具有弹性迂回空间，尽可能地实现适度变迁的效应均衡。

再次，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倒逼”机制通常以一种自我加压的方式出现。近40年来，持续深入的对外开放构成了“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动力，外生性的问题“倒逼”出新的改革举措。比如，加入WTO和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从以往的被动倒逼转向主动倒逼，体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智慧。20世纪90年代，正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市场压力，迫使国内企业不得不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顽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叠加以及对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深度参与所引发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迫使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不断变革和完善。近年来，在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下，我国文化领域的改革、文化引领力战略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在国际形势的“倒逼”下应运而生。此外，国内改革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如财政、环保、产业结构转型及就业等问题，也不断促使人们通过更广泛的开放和更深入的全球合作来寻找和探求解决问题的新路径。

概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自然演化的路径，也不同于东欧、苏联激进式的被动变革路径，而是一个在回应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迂回往复中，主动作为、有序推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倒逼机制作为服务于推进改革的重要机制，其根基在于执政者对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的警醒和关注。正是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下，倒逼机制才能成为一种有效手段发挥作用，使改革开放进入更新高度和更新境界。

执政党的倒逼式自我革新

当“倒逼”机制以一种自我主动加压的方式被用来推动深化改革时，就会对执政党的各项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亦会使执政党面临难以预料的风险与挑战。近年来，在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情境下，社会矛盾“倒逼”改革日益成为“倒逼”机制中的重要体现。这种倒逼式改革所遇阻力相对较大，共识较难形成，弹性空间有限，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具有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理性和能力，对倒逼机制可能引发的复杂效应具有很强的即时判断、风险预警和反应能力。这意味着执政党在运用倒逼机制推进改革的时候，也需要建立一种倒逼式的“自我革新机制”，即面对倒逼机制下的风险应对问题，迫使自身从实际问题、具体情境和以长远的发展方略出发，思考怎样通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直面挑战，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化。为此，执政党自身就必须具备不断学习与自我革新的能力，从而使自身能够更好地驾驭倒逼机制对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又提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并再次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在进一步的革命性锻造中正视差距和不足，不忘初心，勇于自我革新，自觉提高执政能力素质，进而以坚定的决心、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动刀子”。

随着全球化的新一轮复杂转变、新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流动社会的出现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国已经或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需要应对更加难以研判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用好倒逼式的“自我革新机制”显得更加重要，从自己出发、从自身做起，不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方能继续成功应对挑战、化解难题，引领中国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当我们回顾过去制定每个重大决策、发生每次重大事件时，始终可以看到挑战与回应的“倒逼”机制助推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着纵深发展。改革开放并不是一个单线程、单任务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在不断摸索、尝试和反复中螺旋式前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与人类社会历史出现过的其他类型“倒逼”机制有所不同，中国式的“倒逼”机制是在执政党的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下主动展开的自我加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对如何运用“倒逼”机制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也形成一种倒逼，即激励我们进一步奋进，在党国体制与倒逼机制的互嵌中，继续推进政党革新与国家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