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是李白（下）——致未来的史学家_风闻

有不得不死，就有死不得。春天，不是想去找就能找得到的。美，什么都不是，审美是一个意义，意义不能自己决定，要有意义的规则，要有客观性，要有可以附着主观的客观性，且词不害意。没有人可以死在春天里。不管是悲剧、惨剧、闹剧还是什么剧，美学的春天没有死亡，死不得。神可以死在春天里，死得了也不是神了。死在春天里，那是魔鬼的微笑。只有魔鬼的春天，才会有死亡。我们是这样的幸运，有着闻一多的春天，神鬼辟易。

唐朝以后无诗人，鲁迅客串一把。破船载酒泛中流的源头在杜牧的落魄江湖载酒行。既然是江湖，一定要有李白。落魄江湖载酒行的下一句是楚腰纤细掌中轻，格调稀烂的浪漫，李白门前论浪漫，那真是没活路。最好的楚腰在李商隐，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轮不到杜牧插嘴。破船载酒的渊源是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杜牧真是找打，两句诗，惊动一圈牛人，是个人都比杜牧强，格调低的离谱。我们捏着鼻子给忍了，杜牧好歹还是有格调的，有格调总比没格调的强。其后杜牧必须要有惊世之语，否则这首诗就毁了，没有机会流传下来。十年一觉扬州梦，病树前头万木春立马掩面而逃，货比货，得扔。

我们都不那么喜欢李白，说好听的是飘逸，不好听的就是摸不到头脑，李白的月亮，太过虚无缥缈。杜牧肯定是浪漫的，诗人不浪漫，就不是诗人了。为了浪漫，憋屈的楚腰纤细掌中轻，直奔没格调而去。格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只要存在，就再也赶不走了，除非将自己的世界推倒重来。否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悲剧，都是没法将自己给否定了给闹得。李白写死了浪漫，杜甫绕道走，写死了家国情怀。一个飘逸，一个厚重，最高的两大格调都被李杜给抢了，又不能去学没节操的老流氓白居易，带着小孩子看金鱼的那个怪蜀黍。小李杜没活路了，只能去没格调。上限被占了，下限还在，最低的浪漫是什么？李白在这个世界之中，杜牧拒绝了这个世界。我们都成了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是杜牧的，也是我们的。我们再也找不到青楼，青楼依然有我们的传说。区别在于，我们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个世界，自觉的成为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杜牧找了一圈，才成为一个局外人。赢得青楼薄幸名，厚重不让杜甫，真是讽刺啊。不是讽刺杜甫与家国情怀，是讽刺厚重。

杜牧是《遣怀》，李商隐当然不能少，驱车登古原去了。《登乐游原》前两句也是味同嚼蜡，单纯叙事。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就比李商隐强多了。李商隐也是杜牧套路，坐等下一句惊世之言，夕阳无限好，必须拍桌子，如此平淡，而又如此的恰当，不拍桌子不配当一个合格的读者。紧跟着只是近黄昏，顿时拍不下去了，拍不得。李商隐找到了审美的巅峰，拍不得就在于此，不能将这些诗句都给惊动了。必须有格调，才可以不经许可的触动我们的感受。只有格调还不行，格调是作者的，境界是诗歌的，作者与读者共有的。夕阳无限好是一种境界，没有厚重，却又极其厚重。是一种弥漫，仿佛遮挡住世界的迷雾，却呈现出了世界的本质。诗歌通常是遮挡住眼睛的迷雾，李商隐真的不一样，反其道而行之。至于用典太多、堆砌辞藻什么的，总比味同嚼蜡的诗句强上一点点，装点一下诗篇，爱读不读的，只有死读书的才会来计较。

李白、杜甫、李商隐，我都不喜欢，只喜欢没格调的杜牧，诗歌都写不好的杜牧。鲁迅也算胆气壮，也敢接着去写破船载酒泛中流。鲁迅也是局外人，他的小楼，不知道是不是杜牧的那个青楼。我只是知道，若是有人有幸去了杜牧的青楼，一定会有我们的名字。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包括我们自己的同意，就在杜牧的青楼中了。

你在黄河边，看到扶摇直上九千尺。这是一个发现，可以感受就是发现。发现并不仅仅是感受，还要包括解释。只要去想，每个人都能找到意义的世界，在你的世界的，一定有李白的大鹏。我的世界有李白的月亮，李商隐的夕阳，康德的星空，孔子的川上，杜甫的长江，当然还有王之涣、崔颢的琼台玉宇，杜牧没名没姓的青楼，还有苏轼的西湖、老舍的济南。通常啥也没有，只有一群邻居，司马迁、苏格拉底、孔子啥的，随时可以呼儿将出换美酒。最多的时候，啥都没有，静候奶奶外婆的到来。

唐朝以后还有一个诗人，艾略特。《荒原》给出了一个意义的世界。诗歌不用去管，与人生的意义无关，这些模式才是必须关注的，可以转移到意义上。意义的发现极其困难，我一直不知道西湖的意义在哪里，只有美学发现。我见过的最好的西湖在梅雨时节，暴雨如注，荷花盛开。就是苏轼淡妆浓抹总相宜的那个西湖，审美结果一致。西湖受得住，才有暴雨如注。一定还有更好的西湖，我只是没有机会遭遇。

有两个西湖，一个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西湖，暂时到苏轼。我的那个西湖，世界变幻，就在西湖。苏堤白堤什么的无关紧要，可以是西湖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西湖既没有风景，又大有风景。需要境界，境界到了，才能感知到西湖的美学。一般来说，西湖真没风景，我若不将自己调整到特定状态，对西湖完全无感。

最好的民国在镇江不在南京，镇江的老街还是很有味道的。也是偶然，住在民国的破烂旅馆，就是一个大天井，四周都是房间的那种。站在中间喊一嗓子，小翠，接客，姑娘们就呼啦啦出来的那种。扭曲，变态。需要恶趣味才能觉得住得爽。我们在杭州讨论过民国的那些追求艺术生活的烂人，发现民国文章写得最好的那群人大多汉奸，即便是不入流的胡兰成，也有一个桃花需静的强大美学。

那一年我19岁，站在杭州的十字路口，有了一种感触。我想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就戳在路口发呆，过了好几分钟，一无所获，就走了。我从来不知道感触到的是什么。梳理浪漫的时候，突然呈现出答案。我有一座城池，叫做杭州。太荒唐了，很久很久都没有这类荒诞的念头突然冒出来的。

就在19岁的那一年，就在那几分钟，我是杭州的主人。在我的杭州城里，有一座西湖，只属于我的西湖。杭州因西湖出名，没有西湖，杭州什么都不是。杭州是西湖的过客。那么，那些打马经过西湖的过客，停下小憩，就是西湖的主人。那天，我离开西湖，走在林荫大道上。夕阳西下，斑斑点点的光影打在身上。空气清新，市声鼎沸。公交车轰鸣着去了，出租车来来往往。然后没什么车，自行车形单影只着。我觉得安静下来了，环顾着四周。女子带着孩子擦肩而过，回头去看，小女孩，蹦蹦跳跳的说着话。转过头，红灯了。我就站在路口等着，然后就不走了。就这样，我成为杭州的主人。

意义的发现需要意义体系的支撑，就这样的困难。西湖之美，是世界投射在西湖之上，需要一个世界来点缀西湖。只有19岁那年，我有幸拥有过杭州。发生学就是一次性的，无法重复。我所见过最好的西湖，并不在19岁，因此判定审美意义与意义是两码事，只是解释体系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张家港，那座干净的令人发指的城市，联合国认证的宜居城市。除了干净，就没印象了。毫无特色，又有特点。于是拿出荒废已久的技艺，去感受一下。车子一直在居民区晃荡，一座富裕、安静、整洁且舒适的城市，工作时间，路上几乎没有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站得笔直的保安，可以看到脸的时候，都有一种气度，不能叫自信或自豪，是一种气度，大家风范的气度。保安，通常是一个比一个猥琐，张家港的保安与其他地方一样，只是往那一站，气度就出来了。虽然远远比不上大气磅礴的盛唐气象，但是对一个保安来说，那种气度，就是唐。这是城市赋予人的。没有震惊，没那么容易震惊，是欣慰，总算在有生之年看到盛唐气象的影子了。就如偶然看了一次随州复制品编钟的表演，找到了春秋时代钟鼓馔玉的那个影子一样。

那年我40岁。离开张家港的时候，路过商业区，和所有商业区一样的商业区。我觉得我和张家港之间有一个无形的屏障，将我笼罩着，隔开了我和张家港。就在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朋友，我的朋友叫李白。孔子也只是梦见周公，我居然要拉李白当朋友，李白同意吗？荒唐透顶，荒唐的我都没话说了。

探寻精神世界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多少人一头栽进去了。我用一种粗浅的方法来预防，不停的打断思考进程，换一种思维模式运转一段时间再继续。有效的思考就会避免心理疾病的引发，没有诱因永远没事。我不建议任何人去关注精神世界，本来就没什么有效的方法，且都没有系统性的总结，瞎猫撞上死耗子以前，最有可能撞死在树桩上。

李商隐被严重低估，除了发起过诗学革命，还在意义的领域，达到了审美的巅峰。锦瑟无端五十弦，这个无端就是发生学。一弦一柱思华年，究竟是在无端之初？还是无端之后许久的历史长时段之后的无端？《锦瑟》这首诗，给出的是一个人生，和一个人生所蕴含的意义。美是数学，时间是物理学。倘若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物理学就没那么多的麻烦了。这就是复杂性，意义的复杂性。李商隐写完《锦瑟》，干干脆脆的死了。复杂性留给后人来解决，至今无解。

西湖的美，是自由这个本质直接产生的美。自由与美无关，自由成长的某种结果叫做美，当这种结果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达成，姑且称之为自由之美。当我来到西湖，我就在风景中，我就是风景，我是西湖的风景。我也可以拒绝，只是一个过客，就如苏轼那样的过客。泰山是一个拒绝，我们只能是泰山的过客，无法成为泰山的风景，美将我们拒之门外。以前说过，我喜欢在西湖发呆。我不知道为啥。美的本质是数学，审美的本质是自由。西湖给出了审美本质。西湖是有生命的，可以成长的，可以选择的。我站在西湖边，我就是风景，无需这个世界或者西湖、或者任何人的认可。如果我搞错了，我就瞬间被这个世界击毙。所以，我只在定义的那个时刻可以这样说。发生学必须是一次性的，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意义了。

意义必然涉及到知识领域，浪漫也有一个知识域，也有一个发生学。我们一无所知的去写，也写不过李白。诗歌永远可以写，意义域总是不断扩展的，但是诗人没了，没那个本事当一个诗人。李白那样孤独，以至于对影成三人。所以，我可以不经李白的同意，成为李白的朋友。我可以走进李白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朋友的含义。不是朋友也进不去。李白说真话，所以我才能走进。完全不能走进其他人的意义世界，顶多拉进我的意义世界，孔子可以进，老子就困难了，屈原门都没有。屈原为啥不能进？我就没想明白。想不明白的地方多了，青楼可以进，杜牧进不来。杜牧的青楼，没有杜牧。

李白也有名篇，“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江入大荒流”甩杜甫18条大街。美学与意义也是有冲突的，杜甫诗学是一个意义转向，意义一定就在当下。我所喜欢的杜甫，是去意义以后的杜甫，是那个“城春草木深”的杜甫，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杜甫。

美学的基本模式是自然美学，作为审美的安静的桃花可以成立。返回到美学，一般性意义上的那个美学，桃花需要扭曲变态，才能安静下来，人篡改了世界。这怎么可以，就如汉奸怎么可以将卖国说成曲线救国，汉奸美学了。不可以有意图，意图要能经受任何检验。东西方园林截然不同，本质一样，都是扭曲变态，就图个好看。形式美学无意义。一旦产生意义，就是法西斯美学，判断基准就是意图。古典美学都是有意义的，家里面不能种桃花，真不能种。现在的电影动不动戳个桃树，不知道梨花很美，杏花灿烂的，掉沟里的美学。下水道里的城市，下水道里的美学吧。以烂为美。形式美学，是美的残骸，美的死亡。

3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安静不下来，所以去干钓鱼这个天底下最无聊的事情之一。钓鱼是我的事，上不上钩是鱼的事，提不提杆是我的事，放不放生依然是我的事。我们与钓鱼的古人有一个相同的基点，就是众生平等，所以才能去钓天钓地钓世界。我们不齿于这个世界，牙齿的齿。就算给我们一个世界，我们也不屑一钓。钓鱼无意义，只是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此后成长出意义，所以说成有意义了。寻找意义是不准确的表述，意义是成长出来的，根本找不到。

最好的钓鱼场景就是宽阔的河边，庄子钓鱼台附近的那条河就很不错。河阔水深。深流静水。安静下来，寂静的世界热闹非凡，啥动静都有，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就是长安城摆放在眼前的那种想象中的繁荣。人在世界中，世界在眼前，很自然的，人与世界签订一个平等契约。这就是美好。此外全属于扯淡时间了，意义什么的随便扯。我觉得到此为止，美学只能支撑到这一步，钓鱼美学的极限就是寂静之美。什么青草生长的声音，风的嚎叫，河水的呢喃，阳光的味道，统统都有。但是不许可，否则出门，先去精神科做一个医学诊断。如果不拥有意义世界，可以写，拥有以后就是不许可的禁令。要有客观性，必须将自己与世界绝对区分。

钓鱼确实让我安静下来，至于意义不意义的，对我一点儿用都没有。如果需要通过钓鱼去寻找意义，我觉得机会渺茫，估计只能钓上几条鱼。

杜甫的《旅夜书怀》，两句诗就在说一件事，七拼八凑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很平静的开头，其后壮怀激烈。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掉头自怨自艾，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最后给个大俗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样的稀巴烂构成了伟大的诗篇，前卫到今天都是前卫的接受美学。《旅夜书怀》，书给谁看？肯定不是自己，杜甫写给特定的读者，否则是无目的的标题，《遣怀》、《自嘲》、《无题》或者一把名词与动词的随便给个标题。《旅夜书怀》，题目一出，杜甫瞬间成了诗神，不用附体。人不可自立为神，但是人在某个时刻，可以与神一样的伟大，杜甫就迎来这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无敌时刻。唐朝有着丰富多彩的夜晚，只有两个夜晚经得起检验，一个是杜甫的《旅夜书怀》，一个是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李白的月亮完全没有容身之地。这就是意义，建立于美学上的意义实在不能与普遍性的意义相提并论。

我们读诗，通常要求读得爽，《旅夜书怀》，那个酸爽，又酸又爽，完全受不了。进入意义世界，杜甫是伟大的诗人，这首诗是伟大的诗篇，只论美学肯定不会有这么高评价了。一首不能爽的诗歌，尤其是这种千古名篇的不能爽，都是作者的故意，必须打断“爽”这个进程。不能作者说啥，读者就听啥。古典美学必须要有思考。

我一直不愿意进寺庙道观，庙里的怪事多啊。我可不敢保证进去的时候好好的，出门就去剃个光头了，再搞几个戒疤，齐活。又没准备当朱元璋，往庙里凑无意义。所以去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看看，找到了落脚的那个庙，重修的。进了庙门，一个游客也看不到了。大殿不进，侧面过去，纯粹是走上一圈就算到此一游了，又不去拜，不如不看。当我一脚踏进大殿后的院子，风铃，风铃声突然响起来，先是正中的香炉，然后是四周屋角的风铃，那个吵。我就绕着香炉走上几圈，伸着手感受着风，真没风，无风自动的那种。气流恰好带动风铃而又感觉不到的那种。我也不走了，大夏天的，正午的时候，几分钟时间就让我汗流浃背了。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喝水，发呆。呆了二十分钟，喝光一瓶水，草草的又进了两进院落，掉头就走。出了山门，回头拍照。我觉得朱元璋是个穷鬼，在他死的时候，都是穷鬼。这是一种视角，没法解释的，纯粹就是这样认为的。只有一辈子穷鬼，才会有民谣，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解释自然可以多样性，依据传统的封建迷信来说，地太薄了，朱重八带走了龙气，此地气数已尽，没法呆了。过了许多年，发现还有破事，在我去的那一年，庙里已经有一个杀人犯了。这个杀人犯后来成了住持，逐渐名播一方，当然没得跑了，警察的眼睛必然是雪亮的，千里迢迢赶过来给抓了。在那庙里，只遇到一个和尚，随口问问能不能拍照，说不行，那就拉倒。我还懒得拍呢。

有三个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着最基本的技术的世界，只需要考虑技术。正如外科医生，每天和鲜血打交道，转换成技术视角，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技术的世界是一个无情的世界，这很正常，技术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多余，我们都依靠着无情才能干好工作。最重要的世界是生活的世界，一脚踢开工作。第三个世界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随时出现，要么填补空虚，要么忍受这个破烂的世界，偶尔也会乐在其中。我们其实都在疲于奔命，技术世界已经耗光了精力，生活大多是勉强维持着，个人的世界大致是随他去吧。我们是否需要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闲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是愉快的，否则也不可能继续聊，实证了学而时习之。经过意义体系的挑选之后，回忆必然是美好的。锦瑟无端五十弦，是一种美好，这首诗是美好的，李商隐的人生也是美好的，无论是意义体系还是美学体系都呈现出美好。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无端，一个惘然，就如我站在林荫大道上那样。美，或者意义，并不依靠逻辑体系的运转，同样不依靠理性。为了获得这种呈现，我们必须费尽心机的去让精神世界的自由生长。我们无法控制精神世界，除了为其输送养料，啥都决定不了。然后就成长出来，拥有意义，通过意义间接的触碰永恒。

呈现可以找到，也就不叫呈现了。睁开眼睛，世界就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呈现。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去发现，发现什么不重要，我们要发现发现本身。是否找到不重要，去找就是了。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这就是幸福。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幸福的，孔子就是这样定义的。

三条基本规则决定文明，其一是世界与人无关，所以人才拼命的想和世界有关。其二，人都会死的，所以需要意义，寻求永恒。其三，人是不可控制的，也就是自由，社会也是不能控制的。三者综合，出现宗教，一切搞不定的事情都推给神去解决。现在也差不多，一切搞不定的公共事务都推给国家，只是在个人领域，谁都没辙。这是一种模式，必须要有一个中心去解决无法解决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个垃圾箱。当我们去建立意义体系的时候，不可以将自己搞成垃圾箱。

维特根斯坦有两个幸福，一个是他告诉我们的幸福，一个是他个人的幸福，以否定自己换取的。他肯定没有被宗教拯救。我估计是自己太弱，完全无法覆盖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世界，不知道以后能否有机会给出一个确定性。

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长成大人那样大是无法想象的漫长，长到四十岁是完全不知道的、丧失认知能力的那个匪夷所思。那时候不知道匪夷所思这个词，四十岁是一个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也许能知道不知道的事情。绕口令一般，所以记下来了。什么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算什么？知道又是什么？对于词语都不知道如何去理解。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算勉强理解了。现在来看，我在孩子的时候，认知模式是因果律，有因就有果，只看结果，不找原因，反正任何原因都找不到。

我一直记得，那时的我无比的困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是我，找了很久，发现如果不能说话，我就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了？我究竟是一个我还是有几个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根本不知道想了有多久。总算知道大脑用来想事情的，心脏不能想的。

我还依稀记得婴儿的时候，我不会说话。有一天晚上哇哇大哭，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六岁的时候想起来就是这个印象。大人问我，我就说苹果，以为我要吃苹果。但是我不想吃苹果，也说不出为什么哭。六岁的回忆就是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但是我说不出难受的感觉，难受这个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记得姑姑一直在哄我，和我说话，和我说晚上没有卖苹果的，明天一定去买。哭闹很久，后来不记得了，睡着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记忆。后来我对第一个记忆深表怀疑。我只记得闭上眼睛去哭。六岁的回忆突然多了一个上帝视角，房间内的一切都很清楚，甚至于床上的被子掀开了。现在我认为，记忆是被抽取出来的，记忆一直都在，抽取不出来也是白搭。可以理解才可以被抽取，可以抽取的不一定可以理解，但是能够记忆的，只能是可以理解的。

世界的归世界，我的归我，我会用语言，语言就是我的。这是一种认识的飞跃，六岁就已经拥有了意义。语言本身就是意义，汉语就是诗歌的语言，一定浪漫，一定拥有意义。在我的意义世界里，只有杜甫是伟大的诗人，李白都不行。两个视角就是襁褓中的我与上帝视角中的我，心灵直接赋予的对称性意义模式出现在杜甫的诗歌。就在星垂平野阔之中，时间开始了。这种隐藏的复杂性被李商隐所挖掘。孩子的我以空间确定我的物理存在，确定成长、确定时间，确定意义，确定了我的真实存在。杜甫时间归时间、空间归空间，时间与空间都是成长出来的。杜甫直接给出一个意义的成长，这就是伟大。

孩子就有心灵的记忆了，心灵记忆就是心灵对这个世界的接受。当孩子将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每个孩子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与世界的契约，我的归我，世界的归世界，这个契约是语言。我们有幸在虎跑，与这个世界签订又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是浪漫。实际上还可以签订许许多多的契约，只是我懒的定义。与这个世界的契约越多，自然就有越多的意义。我们与世界的契约为什么可以成立？不用经过世界的同意？自己去想吧，我可以给出水银泻地一般的整体性出来，然而意义只能是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一个必须遵守的伦理学命令。客观性追求说清楚，主观性追求思考，而不是说清楚，主观性只有某种程度的说清楚。

经过意义世界的筛选，只给可以代表盛唐的最少意象，那就是李白的月亮与李商隐的夕阳，整个唐朝，就被这两个意象涵盖了。李商隐就被低估到这种程度，可以直接将杜甫挤出唐朝。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我不可能再给更多了，也不能再给更少。永恒之孤独，永恒之壮美。这就是唐。

要有童年，我一直抱怨现在的孩子没有童年，从上个世纪抱怨到现在。从没和你说原因，只是说有童年就有成长。原因就是这个，每个孩子都是哲学家。不给童年，就是不给孩子成长的机会，就是剥夺孩子一切可能的未来。这太残酷了。一定要让孩子可以成为一个孩子。

现在我非常的孤独。我意识到，前人可以给我的帮助大致到此为止了。我甚至觉得，前人也都是因为太孤独了，才来找我这个后人的麻烦，竭尽所能的告诉后人他们所知道的。然后，他们的孤独，落在了我的头上。这是意义世界告诉我的，他们为什么将这些知识留给这个破烂的世界。

一个女孩，大约和我同龄，失恋了，想不通，想成傻子了。一眼看上去就是傻子的那种傻子，大学退学了。后来没法子，老父带着上班，免得一个人跳楼。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每天在公司里安静的坐着，默默地跟着老父去食堂吃饭。直到老父退休。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说过一句话。所以，女人是植物。没有生活，就没有感触。

上个世纪，那一年非常寒冷。大雪纷飞中，看到不远处的车站避风处有一个流浪汉躺着。那个人在公司附近有一些时日了。同事和我说，要是晚上还在这儿，恐怕熬不过去了。第二天我没看到人，门房告诉我，冻死了，警察来过，拉走了。

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人类的死亡吗？真不是，至少这个流浪汉不是。每一个这个世界之中的人的死亡，才是人类的死亡。这个世界是死去的人们的馈赠。意义就是意义，谁也代表不了意义。但是那个死去的流浪汉可以，没名没姓，悄无声息的死去了，为每一个目睹者带来了意义。

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意义的诞生。人与世界真正的平等。

所有宗教都反对自杀，这是对的。死亡有意义，自杀没有。自杀者谋杀了意义。王国维白死了，死在错误里。纳粹的集中营，几乎没有人自杀。这是人类普遍的选择，可以死，死则有意义。司马迁谓之“举大名”。就在那种环境下，人类依然传递出意义，以死亡这种形式。人类一定是有希望的，文明一定有未来，就因为这样的意义普遍存在于文明之中。

拥有意义世界就等于拥有人类的孤独。我是无所谓，天生的对孤独无感。大约所有的孤独，都在六岁的时候消耗光了。没有意义世界，一定会更好。

我那个知青同事，或许觉得话说的太绝对，太沉重，太极端了，可能严重打击到我，他补充了一句，你们还有希望。很高兴，他错了。他见到这一天了，现在我们就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然，他的期盼更多，只有遥远遥远的未来，文明才有可能进步到那种程度。

所谓自己赋予自己以意义，这个赋予就是成长。很幸运，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着完整的童年，见过大清朝的人，更见过民国。见过乡土，也见过革命，还见过现代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中国都挤压在一起，挤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了。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哲学、人文崩溃的时代，我们才有机会去和这个世界签订一个叫做平等的契约。人类已经有能力将这个世界给毁了，必须重新定义世界与人的关系。这就是机会。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平等，既不会比这个世界的位置更高，也不会更低，所以无法进入。

现在略微涉及一点复杂性。善不可定义。善是被恶定义的。一个善不会高于另一个善，善是彻底的平等，混沌未开之中的那种平等。善不可追求，不成为目标。我们通常将恶所定义的那个善呈现出的结果，称之为善。《道德经》就是这种特定模式。人人拥有善，然而不能呈现出结果，等于没有。没有善不要紧，一定要无条件的拒绝恶，拒绝恶就是最为基本的善所驱动的行为。这话说得真费力。恶是可以确定的，善不可以。外科医生为了拯救人的生命，都有截肢这种事情，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图与意图呈现出的结果，要能经得起客观性的检验。善不是意图，但是善所成长出的意图，一定经得起客观性的验证。需要客观性的检验，必然要发展出相对应的手段，科学就这么来的。

意义更为复杂。有一条叫做诗歌的河流，很幸运的留存了渊源，甲骨文有着最早的诗篇，“东方曰析，风曰协”，已经很复杂了。其后是诗经，出现一次涌现。然后是沉寂，直到屈原开创了浪漫主义。屈原满脑袋问题，完全搞不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从人到世界的过程，然后就要返回到人，所以才有杜甫的意义转向。对影成三人是世界尺度的正确定义，世界尺度中的人；“夕阳无限好”是人对夕阳的正确定义，人的尺度中的世界。《锦瑟》只说一件事，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李商隐对人生的思考非常混乱，给出的答案却非常简单，“深知人在情长在”，“留得枯荷听雨声”。 对自己负责就是对读者负责，苏轼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特别挑读者。读歪了苏轼，都能读出一个汉奸美学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乱入美学的孔子早就等在前方了，诗无邪。意义世界的成长，是从诗无邪开始的。

我非常确信，一千年以后，孩子们还是会读李白、杜甫、李商隐。或者说这条流淌的诗歌之河，李杜站在一千年之后的远方，我们望尘莫及。我们所要面对的是意义之河，没那么悲观，已经可以望孔子项背。不用关心我们站在哪个位置上，我们只需要尽可能的往前赶就是了。历史赋予我们意义，我们有机会去选择。

我尝试着寻找一下幸福，出现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大约五岁半，对着天空发呆。后来也有这个体验，都给叠加到这个场景中了。同样的，我在回忆起这个场景的时候，站在对称性的上帝视角上。春天，看雨。各种各样的雨，地面、墙上、房檐。雨滴、雨线，滴落、滚落。所有的雨。站在门口，看雨。无比的孤独，当我回忆起这个场景，孤独的感受立即出现。第二个场景是童年，看电视，胡思乱想的想到幸福这个词汇，我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又觉得自己应该是幸福的，看电视挺开心的。第三个场景是少年，早自习，太阳在身后，阳光在桌上。放下课本，灰尘在舞蹈。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是幸福的。那时候的我想起了童年，也是早晨，也有阳光，坐在屋里，等着吃饭，就有阳光闯了进来，灰尘在跳舞。少年的场景没有对称性，我就坐在桌前看世界。对称性的视角也有，但是没有我，只有课桌与灰尘，与空荡荡的椅子。“灰尘在跳舞”这句话，就是我在童年发明出来的，看着阳光里的灰尘想出来的。

只有三个场景，我从来拒绝为此作出任何定义。此后的人生再没有产生任何值得记忆的场景了，可以随时去定义这个世界，必然啥都没有。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幸福，是那种拒绝思考的拒绝，就是一个不知道。维特根斯坦说他很幸福，又啥都没说，估计就是这样，只给结果。这是一个伦理学命令，不可以给理由，只可以给感受，甚至于感受也要经过重重检验。科学给定错误，人文才是给定正确的，科学可以错，人文错不得。

灰尘的舞蹈，就一个布朗运动。这就是本质，数学与物理框定的本质，完全无关诗歌与哲学。反而不恰当的深究，很可能搞出一个法西斯美学，法西斯哲学，法西斯人文与法西斯的诗篇。

正义不可沉默，失去自由必然失去正义，然而失去的自由也可以在瞬间重新获得，我们对失去自由这件事，究竟是保持沉默还是不能沉默？只有一个判断成立，那就是正义不可沉默。为此，我们必须沉默。

美是沉默。美是这个世界的馈赠。勃勃生机，希望无限。当我们与美签订一个平等契约，那就是浪漫。

现在我们不孤单了，有一座青楼，一定热闹的青楼。还有一个朋友，叫李白。

全文23782字。 缩写版。原文写于2019年12月，43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