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迷失——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历史心理学探微（上）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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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使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完全失控，最后陷入一战的深渊？这是在传统史学的理性逻辑下难以解释的问题。

　　孟德斯鸠

　　多年以来，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谁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基辛格认为：“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有其短视与不负责任之处……不过各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均难辞其咎，但完全失去节制的当属德、俄两国。”孟德斯鸠认为，理性的军队都会逃离战场。是什么使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完全失控，最后陷入一战的深渊？这是在传统史学的理性逻辑下难以解释的问题。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

　　引领科学家开展研究、哲学家进行思考的不仅仅只有理性与智力，还包括那些与智力全然无关的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作用力。这些作用力分别拥有自己的逻辑……它们与万事的关联都被埋藏在无意识的模糊地带，并且刚被学者们纳入研究领域。

　　——古斯塔夫·勒宠《心理学统治世界3——战争篇·理性操控》

　　事实上这一模糊地带就是历史心理学，它是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互相渗透和结合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抽象化、机械化，把人物异化成了桌子板凳一样的东西，忽视了历史的人本精神。事实上，每个历史事件都隐含着人的心理因素，情感、精神、价值观等因素对历史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若对于社会心理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心理史学并不是传统史学的对立物，而是它的有益补充，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历史进程中的心理因素可以分为两个理论层面：心理远因和心理近因。心理远因主要指民族心理，是人的心理层次中比较稳定的部分，多表现为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等。心理近因包括群体心理和个人心理以及两者的互动。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集体心理与自我分析》中说：“社会的东西归根到底都可以根据集体心理学进行解释。个人心理，即某个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其心理学基础主要是个性心理学、群体心理和个人心理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对历史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弗洛伊德

　　德国发动一战除了经济、政治等社会与历史的原因之外，也存在一些心理方面的因素。本文即试从心理远因——民族心理和心理近因——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层面对德国发动一战的原因进行探析。

　　一战的心理远因——民族心理

　　一战的爆发并不是仅仅基于个别的因素或个人的独立意志，而是源于各种深刻、长远的原因。古斯塔夫·勒庞在《心理学统治世界3——战争篇•理性操控》中指出在历史事件的发展中，事件起因似乎总是呈代数式演进，而事件效果却呈几何倍数扩大化并加速发展。如果想要了解一战起源，就必须回溯至战前的历史情景，尤其要深入研究近现代德国人的心理变化。事实上这种世代相传形成的国民心理能够让同一国家的人在重大场合保持思想与行为的一致。古斯塔夫勒宠认为世代相传形成的国民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说民族性格是德国发动一战的心理远因。

　　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演进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形成原因错综复杂，笔者此处仅从历史、宗教和哲学三个角度分析德国民族性格与一战的关系。

　　(一)铁血历程

　　公元前后，在莱茵河流域已定居着许多日耳曼部落，这些部落同企图征服此地的罗马帝国不断发生冲突。公元476年，他们与罗马帝国的下层人民联合推翻了显赫的罗马帝国。五世纪末，日耳曼人中一个强大的部落建立了法兰克王国。843年，法兰克王国的疆域按照《凡尔登条约》分成三部分：西边成为后来法国的主体；而东边成为后来的日耳曼王国的主体，也是今天德国的雏形；中间的部分则成为后来法德争斗的根源。伴随厮杀和征战走向立国的德国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模糊的悲剧色彩，德国地处欧洲的中央地带，其东西两面都没有天然的屏障且与多个强国为邻，这不仅造成了德意志领土易于遭受外敌入侵的局面，而且使德意志民族形成了为寻求安全先发制人、不断对外扩张的战略传统。

　　一战时期的奥匈帝国军队

　　这种严峻的形势从古代直到近现代，一直是德国发展的沉重负担和不断卷入战火的历史渊源。近代以来德国参与的战争就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反法联盟战争、三次王朝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

　　三十年战争中掠夺农场的士兵

　　塞巴斯蒂安·万兰克斯绘

　　(二)路德新教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门口贴出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横扫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路德主张人的灵魂得救无须教士作为中介，而是有赖于内心的虔诚和工作的勤勉。德语“职业”(Beruf)一词内含“天职”的含义，意为工作是由上帝赐予的。因此，献身日常工作也有了非凡的信仰意义。新教对德国人信仰内涵和方式的变革使得勤勉敬业变成德国人普遍追求的性格特征。而路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加深了德国人的服从意识，路德认为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泾渭分明、各有其自然的秩序，在精神世界上帝是主宰，而在世俗世界里个人必须服从其统治者的命令。所以当世俗统治者需要权力的时候，新教便成为驯服民众，建立专制政权的有力思想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他(马丁·路德)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马丁·路德

　　《洛桑报》一位记者评论道：

　　尽管这些德国人感情不同、智力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其个性似乎都完全消失了。在德国，没有任何个人，只有民族、社会组织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正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笔下施行“平庸之恶”的艾希曼：“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德国的无数个勤劳守纪的艾希曼根本不去思考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而是以机械地接受命令代替独立思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比如一战、二战时期，这种“平庸之恶”就成了军国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渊源。

​　　(三)古典哲思

　　海涅曾在诗中慨叹：“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海洋属于英国人。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十八、十九世纪德意志古典哲学大师们的思想光芒让全世界为之瞩目，他们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忽视的精神导师。如果说普鲁士的尚武和服从精神影响了德意志国家统一和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精神领袖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德意志民族个性与古典哲学密不可分。海涅认为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而黑格尔则在哲学上为国家军事扩张和集权政体找到了理论根据，认为一国之君就是“绝对理念”和“上帝化身”。尼采更是将普鲁士军队和议会的成功归结为“铁与血”的结果。德国统一后的岁月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也一直和激烈的学术争论互为补充，且与民众运动并行发展，共同哺育了超理性的社会文化反叛，最终导致了20世纪德国社会的灾难。

　　康德

　　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造就了德意志民族既理性守纪又尚武极端、既勤奋进取又粗暴骄横等性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发动一战。

　　一战的心理近因——后俾斯麦时代的领袖和民众

　　基辛格曾说，统一以后的德国在外交上最需要自我节制，可惜俾斯麦以后的德国最缺乏的就是自我节制。德国的逐渐失控是从后俾斯麦时代开始的，从领袖到民众都有迹可循。

　　(一)个人心理——威廉二世的个性和施政风格

　　威廉二世在1888年继位为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丘吉尔曾形容威廉二世为一个矫揉造作、虚张声势、极其平庸、虚有其表、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其实除了浮躁、虚荣的一面，威廉的个性中还有使人着迷的一面。

　　在私人交往中，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富含魅力、充满善意而又和蔼可亲。他对新知识具有罕见的理解力和广泛的吸收能力，对艺术、音乐和科技领域的最新发现有浓厚的兴趣，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讲才能。他是一位优秀的即兴演说家，发表演讲通常不用讲稿。(陈振昌、相艳《德意志帝国》)

　　这种出众的多样化天赋，却由于心理素质和环境的误导，使他成为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焦点人物。

　　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精神挫折，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对人的一生都有重要影响，而无数人的人生共同铸就了人类的历史，因而历史事件是在人们孩提时代就形成的各种心理变态的综合表现，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无意识的欲望和心愿的表达。威廉二世的个性特点从他的童年经历中可得到一定的解释。威廉二世是普鲁士腓特烈三世和英国维多利亚公主的长子，由于出生时发生臀位生产，他患有厄尔布氏麻痹，以致左臂萎缩，但他还是要接受很残酷的矫正和训练，他要和所有的军官一样，骑马、游泳和射击，而且要更出色。他痛恨严厉的母亲，总是和自己的母亲背道而驰，既然她是英国的自由派，他就要成为普鲁士的保守派。他痴迷于绝对的力量，最崇拜的人物是腓特烈大帝，他一天要换六套军服，参加典礼时，他总是侧身挥舞右臂以掩饰孱弱的左臂。他的性格是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的反映：完美继承人和左臂残缺的矛盾，母亲与儿子的矛盾，普鲁士与英国的矛盾，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威廉二世和温斯顿·丘吉尔在西里西亚弗罗茨瓦夫附近的军事演习中

　　威廉二世在未当皇帝前曾仰慕俾斯麦，但继位后无法默认自己扮演像祖父那样陪衬俾斯麦的角色，视俾斯麦为建立伟业的巨大障碍。1890年他解雇了这位老臣，威廉二世时代正式开启了。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光辉的物质繁荣和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并行的极不协调的发展，俾斯麦的阴影无处不在，但皇帝已取代宰相占据国家政治的中心地位，成为内外政策的核心决策者，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人们慨叹：

　　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已上升为雄踞欧洲的强国，但另一方面，在这位“德意志民族轻率而盲动的凯撒”的领导下，他们的国家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战争的深渊。(陈振昌、相艳《德意志帝国》)

　　威廉二世既是俾斯麦政治遗产的受益人又是受害者。威廉二世固然把政治当作是他雄壮男子气概的展示，但俾斯麦一手缔造的德国政治体制也为新皇的盲目行事打开了方便大门。

　　首先，实际上俾斯麦从未真正关心过政治体制问题，对他来说体制只是一种权宜的工具和个人能力与权威的补充。

　　虽然德国的议会建立在欧洲第一个男性普遍参政的基础上，国会还是无法控制政府，政府由国王指派，只有国王能解散。首相和国王、国会的关系，比国王和国会之间更亲密，因此，俾斯麦可以玩弄国内的政治机构，使二者彼此抗衡，就像他在外交策略中玩弄其他国家一样。(亨利·基辛格《大外交》)

　　而威廉二世深知君主权力在民主时代基础不稳，他要加强权力最好以国家荣誉为旗帜，因为国家利益的实际增长是漫长而曲折的，而国家所取得的表面荣耀却清晰可辨。他企图以“世界政策”取代俾斯麦陈旧的“大陆政策”，却从未深究这个“世界政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漫画《放弃引航员》，描绘了威廉二世目送俾斯麦离开的场景，约翰·坦尼尔爵士绘

　　其次，俾斯麦还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对决策队伍的培养。继任宰相的卡普里维伯爵、霍亨洛厄、伯恩哈特·冯·比洛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等都缺少像俾斯麦一样的纵横捭阖能力。能力不足、应接不暇的官员们只能抛弃俾斯麦的复杂精巧的外交体系，实行“简洁明了”的外交新政，而这对当时诡谲多变的世界形势来说不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之后的形势很快证明了这一点，与俄英的关系恶化及三国协约的建立使德国不得不陷入两线对敌的严峻形势。威廉二世想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却屡次冲动犯下严重的错误，使得外交形势更加恶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1908年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访问时，想借此机会宣扬德英友好关系，可他逞口舌之快，竟然同时冒犯了英国、法国、俄国以及日本。他宣称德国人民并不喜欢英国人，法俄两国曾煽动德国干预第二次布尔战争，德国的海军扩张是针对日本而非英国。在德国国内，前所未有地几乎所有的党派都对皇帝的独断和不负责任表示震惊和抗议，要求皇帝今后更加克制。

　　退休后的俾斯麦

　　伦巴赫绘

　　威廉二世继承了俾斯麦的权力欲，却未能继承俾斯麦认识和操纵形势的眼光和手段。他的头脑里没有类似民主、自由等思想的理性节制，缺乏对权力政治危险性的认识却有无限制使用权力的倾向，这就是威廉二世的失败之处。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