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 | 拜登当选后，中美关系能走出“零和博弈”吗？_风闻

【编者按】11月8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曾经带给美国和世界巨大震荡的“特朗普时代”也许将告结束。人们不由得关心，新总统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处？和特朗普时代相比，会有哪些相似和不同？是维持现状，还是进一步走向“中美脱钩”，抑或出现新的变数？本文回顾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和治理体系的形成，指出，中美关系是未来全球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目前两国合作与竞争关系日趋复杂，但两国“正和博弈”空间大于“零和博弈”空间，仍然有可能在多元政治体制基础上形成共容利益，共同为全球治理结构的建设作出贡献。

“零和博弈”与“正和博弈”：全球化中的稳态力量与公共产品

人类最初的全球化始于世界强国的帝国梦，宗教与军事扩张是主要手段。从罗马帝国崛起、十字军东征、拿破仑称霸、大不列颠殖民地遍布全球到纳粹德国征战世界，帝国梦的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世界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国际秩序大都建立在寡头（双寡头或者多寡头）霸权均势平衡之上，远交近攻，结盟成为一门外交艺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小国在大国均势的夹缝中生存。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揭开人类经济全球化的序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力极其低下时，国家之间的活动空间是“零和博弈”，战争与掠夺是国家的最高利益，瓜分落后地区的殖民地是常态。当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航海事业成功取得欧洲霸权时，经济全球化的原则是重商主义，各国争取贸易出超而获得尽可能多的贵金属积累，并将其视作国家财富增长的象征。后来居上的大英帝国也曾经一度实行“谷物法”与“航海条例”，利用霸权地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还是“零和博弈”：一个国家的财富获取以其他国家的财富损失为前提。与此同时，殖民地的掠夺与争斗，是这一时期主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表现。

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英国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世界贸易展现“正和博弈”的前景，自由贸易成为世界主流，也被经济学所证明：从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到李嘉图的相对比较利益学说，每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自己的比较优势，所有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使本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当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英国之后，其继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推进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是自由贸易给所有国家带来收益，即国家博弈的结果是双赢和多赢，霸权国家推进自由贸易，霸权利益与全球利益“共容”。霸权国家在一定范围里向全球各国提供安全保障和其他公共产品服务，表面上看起来很“无私”，自己利益受损，但实质上从中获益匪浅。

图源：央视中文国际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全球处于无政府状态，即全球不存在超国家主权的全球政府存在，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由大国实力构成的均势结构之上，同时这种结构状态又反过来决定每个国家的行为，包括大国的行为。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国家行为之间构成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这样的图景无法用经济学单一目标出发的理性行为解释，结合博弈论或许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国家行为取决于全球大国实力构成的结构状态，是双头均衡、多寡头均衡，还是一超多强均衡，会对各个国家的行为产生根本性影响。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是很容易理解的：企业行为取决于市场结构，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和完全竞争之下的企业行为是根本不同的，对资源配置的方式也根本不同。国际关系学派中结构现实主义也反映了这样的观点。主权国家在全球活动中的首要目标是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其次才是经济发展。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充分展示了现代战争在毁灭物质和生命方面的能量，更何况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出现并被投入使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特别是所有政治家以深刻教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已经被经济学家充分证明。和平成为战后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主旋律，是有历史原因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开启冷战时代，世界分裂为两个半球：以美国为主的西半球和以苏联为主的东半球。两霸构成的均势是一种稳态，而且两个阵营之间没有经济往来，经济实力的增长成为两大阵营胜出的关键。另外，大萧条及二战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也削弱了主要国家的力量，从而减少了全球化的阻力，百废待兴的西方世界各国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始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制订了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共同规则，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大萧条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下降超过40%，1933年的贸易额甚至下降到了1919年以前的水平。战争对世界产能的消耗和破坏更是巨大，战后的欧洲出现了工业产出增长跟不上需求增长的情况，美国推出的马歇尔计划帮助了欧洲重建。在对经济大萧条及二战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各国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金融货币规则和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这两个体系成为世界秩序的支柱。美国通过北约等军事联盟为西欧各国与日本等亚洲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并在其主导下建立全球性治理结构，如联合国的成立、安理会机制的安排，等等。冷战非热战意味着核均衡时代的到来，也同时开启以美国为霸权的西方世界全球化。1944年在二战结束前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货币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的56%，1913—1944年美国持有的黄金份额从27%上升到60%，美国完全有实力领导和主导世界全球化进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注入大量美元流动性，同时通过“善意忽略（benign neglect）”容许西欧国家和日本对美贸易的顺差，将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注入到那些国家。但与此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内在危机开始潜伏，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美国在为西方世界提供安全保障，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其财政支出不断上升，加上国内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国库日益枯竭，35美元兑换1盎斯黄金的承诺难以维系。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启纸币美元时代。美国为西方世界提供军事安全保障，但没有收取其他国家的税收，必定引发美国大量的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货币弥补；与此同时，美元的未来贬值、购买力下降的代价，则由全球的美元持有者承担。

战后这一轮全球化中，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启了世界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交往。1978年，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宏伟大业，将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带入全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全球意义。二战之后，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很多殖民国家纷纷独立，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这些经济独立的国家，如何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实行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收敛，是发展经济学面临的难题。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发展经济学的很多建议并不成功，尤其是与全球化相隔离的产业政策，比如民族幼稚工业保护、进口替代、牺牲农业加快本国资本积累等。

回顾中国经济70年的增长历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是最为重要的决策。这一轮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全球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资本逐利为基本动力、全球产业链布局为主要内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这是很难想象的历史性大事件。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产值约28.4%，而同期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只占全球的16.6%。美国曾经长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2010年被中国超越。2018年，中国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近30%。相反，美国经济中产业空心化严重，同年制造业仅占其GDP的11%。

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比较优势转移到金融业、高科技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最完备的知识体系和人才队伍。但是长期来看，美国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第一，美国自从冷战结束在战略上就已经失去方向，同时也导致全球两霸稳态的结束。冷战结束后大西洋两岸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由同心同德转向离心离德。冷战背景下，为面对共同的敌人，团结与一致是主流。冷战结束，共同的敌人不再存在，内部分化出现，矛盾加剧。同样，随着德国等欧洲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欧美之间的产业链锻造也存在合作与竞争的矛盾。1999年欧元的推出，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体系方面的争霸开始。冷战结束，全球结构由两霸的稳态结构转入“一超多强”结构，后者相对不稳定。因为，“一超多强”结构，必有第一与第二之分，由此可能引发“修昔底德陷阱”式冲突。

第二，美元国际货币体系蕴含着使美国衰落的内在因子。美国占据天然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金融体系在配置经济资源的同时，难免伴随投机活动的泛滥，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资产泡沫，影响实体经济及其资源流动方向。华尔街的贪婪常常绑架美国的政策走向，使金融监管难以有效实施。美国在输出美元流动性和轻易享受铸币税的同时，在全球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一定会将全球其他国家的衰退输入本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非常微妙，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虚拟经济规模过大，制造业规模过小，这个国家必将面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各类风险。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各国最深刻的反思应该集中于此：一旦全球产业链中断，一个国家生产和生活何以为继？也因此，疫情过后很多国家一定会摆脱效率考虑，布局最基本的本国制造业体系，以确保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产业链的部分“脱钩”和逆全球化也将不可避免。

全球化的逆转与三种全球化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是实体板块碰撞所致，实质上是全球总供求的非平衡，也就是说，在现有收入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总需求吸收不了全球总供给。而供求非平衡又源于深刻的全球收入分配问题。由于全球化进程中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只在金融领域采用量化宽松的办法进行治理，反而导致全球资产的进一步泡沫化，继续拉大资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差距，引发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机。

具体到美国，美国国内收入非常不平衡，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估计，美国1% 的人口的收入占美国整个国家GDP的20%，10%的人口拿走了50%的GDP。发达国家中，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最富有的小部分人，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增长，而最富有阶层的收入所占比例回到了二战前的水平甚至更高。贫富差距的拉大降低了社会总需求，也使庞大的底层人口对全球化产生了抵触情绪。可见，全球化的深入主要问题并不是美国吃了多大的亏，美国整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也很多，关键在于美国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缺乏应对之策，缺少转移支付。目前，美国的政治体制无法将从全球化获得的利益转移到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地区。同样地，欧盟运行的内在矛盾也是收益分配不均。欧洲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推进的困难，在于政治一体化推进的困难。欧盟内部统一市场有好处，但相应地各国在财政和外交方面的主权被牺牲了一部分，且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因此在面临危机时联盟内部容易分裂。这次欧洲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先在意大利爆发，欧盟委员会起初没有很多作为，只有民族国家站出来，承担起全面的防疫责任。另外，中东地区近年来各类战乱频发，致使难民流向欧洲，移民问题成为欧洲民粹主义泛滥和排外情绪上升的根源。

在全球化高歌猛进、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这些矛盾和危机都被掩盖起来了。大家坚信自由贸易的好处，坚信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世界是平的”，这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信条，没有人怀疑。经济学是一门以理性经济行为人为研究对象，以数理推导为基本方法，以资源优化配置为主要目的的学科。针对理性经济行为人和高度数理化的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不强的困境，经济学家在多方面做了努力：发展行为经济学以解决非理性行为问题；引入博弈论以解决行为人之间决策的相互依赖与互为前提；将非充分信息与非完美预期结合到理论模型中；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即还是没有将上述问题的研究置入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之中，仍然是高度抽象的研究，难以放到现实世界中处理主权国家的行为。因为主权国家的目标往往多元，如安全、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政治家在不同时期（选举年与非选举年）的行为也往往不同，国家机器的固有运转是否对国家行为有影响，偶发历史事件如何影响政治决策？热衷于数学推导的经济学很难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全球政治经济学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创新，将所有经济活动、经济政策融入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与地缘政治之中，重视政治及政府行为，确立主权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抽象的经济行为人。将全球化对每个国家和地区不同阶层造成的收入分配以及这种收入分配导致的政治决策变化纳入研究视角，即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纳入研究框架。西方经济学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与米兰诺维奇等学者，将全球收入不平等作为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与此同时，主权国家决策与国内政治体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跨国公司的目标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行为，以及与各主权国家及其民众之间也构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还没有一个现成的合适框架研究这一问题。西方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确实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方面做过一些努力，有过几个方面的进展：其一，用经济学理性行为分析研究政治家行为和社会行为，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二，将经济学方法应用到集体行动和公共行为的分析（布凯南等）；其三，科斯和诺斯等经济学家创立的制度经济学。但是，这些理论框架都无法分析和判断受多重目标支配的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决策以及行为。纯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研究，追求数学模型完美的倾向，使得经济学日益脱离对现实问题的解答。未来需要我们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相结合，创立一个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框架，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自由贸易被视为全球化的“圣经”，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趋势已经显现，经济全球化前景曾经一片灿烂。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冷战结束后，全球两霸均衡出现问题，美国没有苏联这个对手，一度失去行动方向。其次，阿拉伯之春、乌克兰等国颜色革命的出现，确实产生一大批所谓民主制国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将走向民主制的大同，在民主制基础上建立的政府，其行为更加理性和整齐划一，全球化的美好前景将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但是，现实世界并没有出现如此美好的前景。首先，西方民主制并没有成为普遍趋势；其次，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面临比原来更多的问题。福山近年来对他自己的观点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相继发表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等书，将所有目前世界上的政治体制通过非人格化官僚体系、法治和问责制三个角度进行梳理，承认中国式政治体制具有很高的行政和经济效率。在政治体制发生剧变的国家里，无论是亚洲的、前苏联东欧集团的还是中东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化与思想基础，社会政治势力的培育是很难成功的，移植的政治制度也不会成功。即便像美国这样的政治体制，近年来也出现了很多的衰败现象，既得利益者队伍不断壮大，如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左右着美国政府的决策，在华盛顿周围有上万个政治游说公司，精英利益集团控制美国官僚体系的情况越演越烈。美国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学者更是认为，全球化过程中统一的经济理性人解释是错的，世界不是平的，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和价值观。这些学者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暂现象，世界将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才是政治的常态。

其实，无论是哪种政治体制，国内收入差距的缩小，中产阶级的壮大，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是一个主权国家采取理性国际行为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得以凝聚的基础，同时是全球化得以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二战之后的30年是各国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高速，OECD国家间人均GDP趋于收敛，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库兹涅茨曲线”，从上升到下降的趋势，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与此同时，战后的“婴儿潮”使得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持续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左右两党的政治共识容易形成，即代表国家长期利益与战略利益的观点和政策常常可以占主导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各国政府债务高企，财政政策无人问津，很多国家只在金融领域采取量化宽松的方式进行治理。为走出经济低迷，各国货币政策创新层出不穷，但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及可持续性已经面临挑战。发达国家企业大量囤积现金，实体经济却投资乏力，经济步入一种“secular stagnation”（长期停滞）状态，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是这一经济状态的三大表现。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缓慢增长的实体经济推高了资产价格，不利于金融稳定，资产收入与劳动收入差距更加拉大，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人群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中产阶级和橄榄型社会正在消失。从2000年到2014年，美国203个都市区的中产阶级（收入位于国民收入中间值的2/3到2倍之间）人数占比出现下降。在这种分裂化和极端化的趋势下，不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容易传播扩散，对于政治家来说，中间立场也不再是最佳选择，因此越来越多的政治家选择了极端立场来进行政治投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英国脱欧公投成功，看似“黑天鹅”事件，实质是“灰犀牛”事件，只是大家没有认识到而已。

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图源：时代周刊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慢，收入差距的放大，民粹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逆全球化势力的抬头。另外，政客利用宗教文化冲突、移民冲突、民粹主义力量，无视全球化给全球所有国家带来利益的事实，为各自党派的狭隘利益服务，进一步强化逆全球化势力。可见，如果我们要深入分析全球化前进的方向，抽象的主流经济学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学必须重回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借鉴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深化对政治家行为以及由这些政治家掌控的主权国家行为的研究。波兰改革总设计师、经济学家，曾经两次担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兼财长的格泽高兹·科勒德克，对全球化过程中主权国家与市场体系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全球化、主权国家、民主这三个要素只能两两共存，三元共存是不可能的。类似于国际经济学模型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主权国家的主动宏观经济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时获得，即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这样的分析框架有点简单化，尤其是对于民主概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但是，只要我们对相关概念作适当拓展，联系近年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则有助于对问题本质的理解。

全球化的终极目标，从本质上讲是逐渐去国家功能的，最终将走向全球治理。欧盟一体化就是全球化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国家主权放弃与欧盟一体化推进是一致的。其中，欧元区的最大特征是欧元区国家放弃货币主权，尤其是放弃宏观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另外，全球化等同于世界化，在其高级阶段不仅全球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全球劳动力应该也可以自由流动。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重新理解经济全球化：首先，全球化可以与全球民主共存。其次，如果全球化并不能给一个国家各阶层带来同样的收益，尤其是不能给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带来收益时，由民主决策过程决定的主权国家，只能采取逆全球化政策。因此，主权国家可以与国内民主共容，但往往不能与全球化共容。最后，全球化可以与理性的、坚持民族整体利益的主权国家共容。由此理解出发，可以进一步推导出三种全球化趋势：

第一，理想主义全球化。主权国家逐渐退化，“世界是平的”，理性经济行为人并无差异，跨国公司在完全竞争的全球市场体系下运行，当资本为获取最大利润在全球布局的同时，全球经济资源（包括土地和劳动力）得到了优化配置，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决定一切，政府是多余的。当然，全球市场体系也会失灵，企业活动具有正负外部性，垄断企业现象也会出现，这时全球民主机制可以产生全球治理结构，规制企业行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显然，这是一个过于理想、近乎乌托邦的设想，离我们的实践十分遥远。

第二，开启逆全球化进程。世界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战后75年的全球化，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类矛盾的激化，危机四伏。世界走向逆全球化不是不可能。如同上述分析所指出，全球化导致国内阶层分化、区域分化、民粹主义泛滥。民众希望强化主权国家的力量，捍卫民族利益。主权国家的行为决策由全民公投决定，如特朗普2016年当选，接着美国否定奥巴马政府启动的TTP和TTIP，到处“退群”，不愿意承担全球化的公共服务。

拜登发表演讲

图源：环球时报

第三，现实主义全球化。承认全球化过程中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世界不是“平”的，主权国家和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承认多元政治体制存在的合理性。但主权国家的政府行为要独立于民粹主义思潮，把握国家战略前景，这样的政府更多地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更像“中性政府”，其行为更具理性。如果各国政府在求同存异的背景下，谈判解决各类争议，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推进国际法则和国际机构的建立，构建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全球化与理性的主权国家就可以相容。

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全球化的重中之重是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美关系无疑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并且左右着将来全球化的方向。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Niall Ferguson在2007年时就提出”Chimerica”的概念，译成中文是“中美利坚”。他认为，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具有资本和技术优势，跨国公司将产业转移到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中国，后者逐渐成长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将产品出口到美国，换取美元。由于中国国民储蓄率很高，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长期贸易顺差。美国国民储蓄率长期低迷，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凭借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长期用美元支付贸易逆差。在整个金融大循环中，美国人消费，中国人生产，然后中国人收入快速增长并高额储蓄，形成贸易顺差，再转换为外汇储备流到美国华尔街，或购买美国国债，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或购买各类金融产品，支持美国居民低息购买房子。在这个制造业产品和金融流量之间的大循环中，两国都获得了各自的利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实体经济的非均衡状态难以长期维系，“中美利坚”式的产品和金融循环难以长期持续。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不仅导致很多区域不平衡，工人失业，收入差距拉大，而且威胁到美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长期的金融稳定。因此，早在奥巴马当政时期，再工业化及制造业回归计划已经提出。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中美关系步入低谷，中美贸易摩擦随之而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史无前例，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即人类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处理诸如此类的全球性危机。但是，疫情也可能成为逆全球化势力的借口，使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中美关系陷入僵局。

尽管中美关系危机重重，尤其是自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和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更是险象环生。但是，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合作共赢的基础始终还在，中美“正和博弈”的空间仍大于“零和博弈”的空间。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美苏之间几乎没有经济和贸易往来，更没有产业链的合作。中美经过近50年（自1971年起）的交往，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的经济联系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产业链已经深入互嵌。美国贸然“脱钩”必定给中美两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伤害，这是目前处于增长低迷的全球经济承受不起的。次之，美国在全球化中的最大利益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利益，能使这个利益获得完美实现，离不开中国方面的行动配合，因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再次之，美国在中国未来金融和服务业开放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是美国金融企业期待已久的大好机会。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但是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6，两国经济互补性大于替代性。

一方面，在两国经济的某些领域，确实已经从“正和博弈”转向“零和博弈”，比如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领域，由于产业的特殊性，中国的人口消费规模成为新的比较优势，而且这可能是一个赢者通吃的产业，因为这个产业一旦做大做强，其边际成本等于零，垄断地位难以被撼动。也因此，美国一再在华为企业的发展上，采取各种遏制手段，甚至到了非理性的地步。

另一方面，即使在“零和博弈”领域，我们也可以尽可能地将“零和博弈”的环境向“正和博弈”的方向转化。比如在科技创新领域，表面看中美两国竞争性大于合作性，但是仔细思考可以发现，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实是符合中国长期利益的。因此，我们应该肯定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谈判成果。这个成果表明，中美两个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求同存异，各自捍卫本国利益，可以找到共容利益。关于中国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等内容，是我们将来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

在政治性概念上，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谁是世界老大，谁主世界沉浮，因为老大在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这好像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命题，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所在。但仔细推究，这样的命题未必成立。一是中美两国的实力目前看相差还是很大；二是中国历任领导人从来都坚持中国永远不在世界上称霸。因此，世界第一和第二的排名没有意义。中美两国，目前特别需要端正的心态是：美国要正视和习惯中国的崛起，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没有必要在脱离美国的情况下独立建立一套全球化体系和治理结构。

因此，我们既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要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是著名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的，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但是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由角色缺位导致一系列危机，甚至战争。2017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学教授（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文章再次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认为全球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崛起之后不提供公共产品，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一直高举推进全球化的大旗，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邀请所有发达国家在透明公正的基础上合作。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也越来越大，在推行以上海自贸区为领先的18个自贸区基础上，今年又宣布海南省为自由贸易港，体现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决心和信心。

由此可见，人类应该共建主权国家差异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框架，即不同政治体制的主权国家，可以在坚持本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推进全球化，建立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讲，2019年达成的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谈判，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承认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基础上，仍然可以进一步推进两国经济的继续往来。基辛格是最先探索中美交往的先驱者之一，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国际治理框架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当时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管理矛盾，掌控大局，避免最坏的结果。我们前面也提到，在全球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和各国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各国政府在收入转移方面又缺乏建树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全民公投等看似十分民主的行为，实际上既违反其本国人民的核心利益，也违反全球人民的核心利益。主权国家只有在“正和博弈”活动空间之下，并努力将某些“零和博弈”环境转向“正和博弈”环境，承认全球共容利益，才能共建推进全球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