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自社：隋唐东都城的里坊空间试析_风闻

摘要：隋唐时期是中国中古社会里坊制度最成熟的时期,是国家政权对城市居民的主要管理模式,也是当时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形态,隋唐长安城和东都城的里坊是这一时期里坊管理制度和运行模式的集中体现｡无论从规划设计､形制布局还是管理方式上,都是我国里坊制度的典型代表｡本文以考古为中心并结合文献记载分析隋唐东都城里坊的空间形态和内部结构,探索这一时期东都城的形制布局和居民生活形态｡

　　隋唐时期是中国中古社会里坊制度最成熟的时期，是国家政权对城市居民的主要管理模式，也是当时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形态。特别是隋唐长安和东都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隋唐长安城和东都城的里坊是这一时期里坊管理制度和运行模式的集中体现。无论从规划设计、形制布局还是管理方式上，都是我国里坊制度的典型代表。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相关里坊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对里坊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以考古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对隋唐东都城的里坊空间形态和内部结构进行探索，对于认识这一时期的城市形态和社会生活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一、里坊的发展源流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周礼》记载，西周时有“国”“野”之别，国指国都地区，野指国都之外的地区。国中设六乡，野中设六遂，即“王国百里为郊。乡在郊内，遂在郊外，六乡谓之郊，六遂谓之野”。其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县为遂”。春秋时期乡里制度进一步发展，《管子·小匡第二十》中说“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战国时期实行什伍制，“五家为伍，伍为之长；什伍为里，里置有司”。秦代实行更为完备的什伍制，对后世乡里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载“汉家因秦制，十里一亭，亭长者，一亭之长率也……”汉代形成了县乡亭之制，乡里制度更为丰富和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承秦汉实行乡亭里制，又仿《周礼》实行邻、里、族三长制。隋唐时期乡里制出现了重大转折变化，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隋文帝时期曾施行“族、闾、保”三级制和“乡、里”二级制。唐代乡里制实行“乡、里、村”三级制，但乡逐步弱化，里较为重要，里正负责管理乡里事务。五代时期乡里制度继续沿袭隋唐旧制，而北宋时期则完全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宋初实行乡里制，中期以后实行保甲制，乡里组织逐渐沦为虚名。

　　关于城市内封闭式里坊规划问题杨宽先生认为，北魏景明元年，征发5万人于洛阳城一次修筑320个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居民的“里”做出了整齐的规划，规定了统一的规格。实际上早在曹魏邺城就已经出现了统一规划的里坊布局。这时的里坊不但规划整齐，而且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机构和制度，里坊制度基本健全了。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制度的渊源主要来自于北魏、北齐，隋唐时期的里坊规划和里坊制度也应受到邺城和北魏洛阳城的直接影响。随着乡里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作为对城市居民居住生活管理的里坊也不断发展完备。魏都平城有分置里坊的记载，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新都的营建中规划了整齐的里坊，《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可见北魏洛阳城的里坊不但规划整齐，而且有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发展到隋唐时期都城内的里坊，无论规划设计、形制布局还是管理制度，都是我国里坊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记载“京都诸坊改为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隋唐东都城的里坊以一里见方，内有十字街，坊墙四面居开门。《河南志》引韦述《两京新记》记载，“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大业杂记》记载，洛水“大堤南有民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隋唐东都城的里坊形制和规模与北魏洛阳城的里坊极为相似，这一时期的里坊规划和里坊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里坊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

　　隋唐时期里坊不但布局规整，而且管理严格，里坊制度达到了空前的完备。这种布局模式便于对城市居民的管理，但却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在唐代后期里坊的侵街现象也已成为普遍现象。《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记载“大历二年五月勅，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簷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勅罪，兼须重罚，其种树栽植，如闻并已滋茂，亦委李勉勾当处置，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损，并诸桥道亦须勾当。”五代时期里坊进一步走向崩溃，《五代会要》卷二十六《街巷》记载后唐明宗时期整顿洛阳城街道，“其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应诸街坊通车牛外，即或有越众迥然出头，牵盖舍屋棚阁等，并须尽时毁拆，……”这从侧面说明侵占街道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后周世宗时期曾下诏允许开封城内临街搭建凉棚,《五代会要》卷二十六载：“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城内街道逐渐开放繁华了。北宋时期虽也多次整饬街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记载“（开宝九年四月）乙巳，（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但此时的城市街道已逐渐呈现出了张泽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车水马龙景象了。北宋以后里坊制淡出了城市的历史舞台，但它对后世城市形态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二、东都城的空间秩序

　　东都城位于洛阳盆地的西部，自隋大业元年始筑，历经隋、唐、五代和北宋时期，都城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文献记载都城前直伊阙，背依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有“河汉之象”，都城与山川形势融合。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西北高地之上，北依邙山，西连禁苑，南临洛河，东、南两面由整齐划一、以里见方的里坊拱围。宫城北面置三重小城，东西两侧各置两重小城，与皇城一起对宫城构成拱围之势。隋大业九年，又于宫城和皇城之东构筑了东城和含嘉仓城，于是宫城和皇城的布局体系形成，安全防御措施非常严密。史载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围洛阳宫城，城中守御甚严，……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宫城和皇城的防守之坚固可见一斑。其次，郭城正门、天街、皇城正门、宫城正门和正殿，南对伊阙构成了城市的南北轴线并统领全城，彰显都城的威严和皇家礼仪风范（图一）。

　　郭城内宫城和皇城的东面和南面，有南北向街和东西向街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格局，将郭城划分为以里见方、整齐排列的里坊区，里坊区以洛河为界分为洛南和洛北里坊区两部分。文献记载，洛南里坊区南北向街14条，东西向街8条。洛北里坊区南北向街7条，东西向街5条。文献记载，里坊区内隋唐时期103坊3市。《隋书》卷三十《地理中》记载：“河南郡旧置洛州……里一百三，市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载“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每坊纵横三百步，开东西二门”。此外，里坊区内还有三个市场，《大业杂记》记载，（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瓦宇齐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阴，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里坊与市场从东、南两面拱围紫微垣宫城和皇城的格局，形成了宫城和皇城居高临下、引领全城的形制布局（图二）。

　　三、里坊区内的街道

　　郭城内南北向街和东西向街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格局，形成了以里见方、整齐排列的里坊格局。文献记载，洛南里坊区南北向街14条，东西向街8条。洛北里坊区南北向街7条，东西向街5条。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记载中的大多数街道遗迹，其中洛南里坊区南北向街12条，东西向街6条。洛北里坊区南北向街4条，东西向街3条（图三）。

　　《河南志》记：“城内纵横各十街，按韦述记：定鼎门街，广百步；上东、建春二横街，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门及当左掖门等街，各六十二步；馀小街各广三十一步。”按文献所记换算各街道宽度：定鼎门街宽147米，上东、建春二横街110米，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门及当左掖门等街宽90米，其他小街宽45米。在考古工作中已证实的街道宽度以坊墙间距为准：定鼎门街宽140米，与文献基本一致；永通门街和北当右掖门街的定鼎门街西第一街，即宁人坊和宽政坊之间的南北向街宽均为70米，与文献记载的宽90米有20米的误差；宁人坊与郭城南墙间的顺城街宽50米，崇让坊与郭城南墙间顺城街宽45米。

　　　定鼎门街又称天街，北起洛河天津桥，南接郭城定鼎门，是都城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志》记：“当皇城端门之南，渡天津桥，至定鼎门南北大街，唐曰定鼎街。亦曰天门街，又曰天津街，今或曰天街。按韦述记：自端门至定鼎门，七里一百三十七步。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通泉流渠。今杂植槐、柳等树两行。”考古工作证明140米的定鼎门街，与“定鼎门街，广百步”的大体记载相符。其位于东、西两侧里坊的坊墙之间，与坊墙之间有水渠相隔。街道路面上有南北向路沟（排水渠）将路面分为中、东、西三部分，路面上有层层叠压的车辙沟。定鼎门街北起皇城，南至定鼎门，彰显了都城气势，映衬出了宫城和皇城的宏大和威严。定鼎门街除交通功能外，还具有一定的国家政治礼仪功能，《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载“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赐监督者各有差。……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后又于“大业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还具有对外政治宣示的功能，《隋书》卷一五《音乐下》载东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这种盛大的具有国家政治宣示意义的活动就是在定鼎门街道上举行的，宽约140米的天街不仅具有皇帝车驾礼仪出行的对内政治宣示功能，同时也是对外政治宣示的公共礼仪空间。

　　郭城内的街道，纵横交错形成了整齐划一里坊格局。不同规格的街道既迎合了国家礼仪的需要，又联通了城市交通网络，也是组成都城形制格局的重要元素。郭城内的主要街道不仅具有交通功能，还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并有完备的城市管理系统。《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掌领府属，督京城左右六街铺巡警，以果毅二人助巡探，……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彍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嘂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主要街道有严格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此外，主要街道上还设置街鼓设施，据《大唐新语》卷六《举贤第十三》载“周所陈事：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税及宿卫大小交，即其条也”。在长安和东都城内的这种街鼓相当于警报设施，以备紧急情况之需。

四、里坊的空间结构

　　文献记载，隋唐东都有一百零三坊三市；北宋西京有一百二十坊。里坊区内东西向街道和南北向街道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布局。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中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就是这种隋唐时期里坊布局的写照。关于里坊的形制，《河南志》引韦述记称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坊内有十字街，四面坊墙居中皆开坊门。在实际工作中，洛河南岸探出五十五坊，洛河北岸探出九坊。其平面皆呈方形，长宽略有不同。

　　隋大兴城和东都城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来的，这和都城规划设计的模数分不开，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模数分割关系，才易于在较短时间内规划设计并建设完成。经考古工作实测，宫城、皇城和里坊之间存在一定的以模块分割形式的倍数关系，即模数关系。宫城大内南墙、北墙、东墙和西墙的长度均为1050米，即大内呈边长为1050米的正方形。皇城南墙东西长2100米，曜仪城北墙东西长2100米，皇城西墙、西夹城西墙、玄武城西墙和曜仪城西墙南北共计长约2100米，皇城东墙、东夹城东墙、玄武城东墙、曜仪城东墙共计长约2100米，皇城、大内及大内北、东、西三面各二重小城共同组成边长为2100米的正方形。即宫城（圆璧城除外）和皇城组成的子城的面积正好是宫城大内的四倍，而大内的面积正好是东都城一个里坊面积的四倍。由此分析，东都城的布局规划有一个模块分割，即以一个里坊的面积为模块分割布置。以一个里坊为模块，放大四倍为宫城大内的面积,放大八倍为宫城和皇城组成的子城的面积。郭城内的里坊区以一个“以里见方”的里坊模块分割，从而形成里坊区的棋盘式布局（图四）。

　　隋唐东都城的里坊以里见方，内有十字街，坊墙四面居开门。《河南志》引韦述《两京新记》记载，“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大业杂记》记，洛水“大堤南有民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唐代诗人郑谷有“信马归来傍短墙”的诗句，这种短墙的记载应该是里坊的坊墙。文献记载，里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定时关启坊门，一年之中，只有元霄节前后三天坊门彻夜敞开；里坊区内严禁临街开门，严禁侵街现象。都城内里坊的管理严格而且制度完备。

　　在考古工作中，对宁人坊、明教坊、温柔坊、恭安坊、履道坊、崇让坊以及南市等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里坊四面皆有坊墙，平面呈方形。以坊墙为准，里坊东西和南北均为500米左右。坊墙宽约1.5米，夯筑而成。坊内十字街将里坊等分为四部分，坊墙四面居中有坊门。其规模、形制与文献记载一致。

　　宁人坊　定鼎门内街西第一坊，东隔定鼎门街与明教坊相邻，西隔定鼎门街西第二街与从政坊相邻，北隔永通门街与宽政坊相邻，南临郭城南墙。隋称宁民坊。唐代太宗时避讳改称宁人坊，而后多称宁仁坊。《河南志》记载：“定鼎门街之西第一街，凡六坊，从南第一曰宁人坊，本曰宁民，避太宗讳改，其后多曰宁仁。唐有兴龙寺，崔日用宅。唐工部尚书、东都留守韦虚心宅。”经考古钻探和发掘，宁人坊略呈方形，四面坊墙均为500米左右，坊墙宽约1.6米。坊内有十字街，街宽约5米。坊墙四面居中有坊门，为单门道结构，其中东坊门临都城轴线天街规模较南、西两个坊门规模稍大。宁人坊的规模和形制结构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图五）。

　　温柔坊　定鼎门街东第三街第五坊，东隔长夏门街与思顺坊、南隔建春门街与道化坊、西隔定鼎街东第三街与恭安坊、北隔建春门街北一街与择善坊相邻。文献记载坊内曾有名臣李晦、太平公主女婿豆卢光祚，及秦国公主和蔡国公主居住。以坊墙为准，里坊东西和南北宽均约510米。坊内十字街将里坊等分为四部分，每部分又被等距离的东西向横街等分为三部分。温柔坊南坊墙基槽夯土宽约1.2~1.3米，墙体夯土宽约1.5米。坊墙正中有坊门。温柔坊中发掘清出了大量民居建筑基址，再现了隋唐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面貌（图六）。

　　恭安坊　定鼎门街东第二街第五坊，南隔建春门街与宣范坊、西隔定鼎街东第二街与修业坊、北隔建春门街北一街与劝善坊、东隔定鼎街东第三街与温柔坊相邻。隋唐时期坊内有太子仆寺，右散骑常侍、舒国公褚无量、礼部侍郎贾曾，以及魏奉古、王怡之等人曾在此坊居住。坊内有十字街，在十字街东南区发现有东西向横街（图七）。在十字街东南区发现一处宅院遗址。宅院北临十字街东西向街，西临恭安坊十字街南北向街，南临横街。宅院为前后两进式院落，前院为横院。主院有堂，东西两侧辅以厢房。主院东侧又附厢院（图八、图九）。宅院与敦煌莫高窟第85窟晚唐壁画中绘制的一处宅院布局相似。以廊庑围合，分前后两进式，左侧并带一跨院。前院横长，主院方阔，正中置楼。这种前有横院，后有主院，再辅以厢院的宅院模式，或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宅院布局形式。

　　崇让坊　长夏门街东第四街第一坊，南临郭城南墙，东隔长夏门街东第五街与里仁坊相邻，西长夏门街东第四街嘉庆坊相邻，北隔永通门街与履道坊相邻。坊内有十字街，十字街南北向街宽5.2米，两侧皆有排水渠宽约1.5米。该坊东面的里仁坊西坊墙宽1.4米，崇让坊东坊墙宽1.7米。两坊墙间距约21米，即长夏门街东第五街宽度。南坊墙宽2.7米。与郭城南墙间距45米，即为坊南侧的东西向顺城街宽度（图一〇）。

　　南市　东隔长夏门街之东第三街与永泰、临圜二坊相邻，西为长夏门街之东第一街，南为建春门街。隋称丰都市，占四坊之地。《大业杂记》记载：其“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瓦宇齐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阴，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唐代改称南市，贞观九年后占一坊半之地。唐末五代张全义曾在南市内筑垒城，北宋以后逐渐废弃。南市内有十字街，街两侧有排水渠。南市南门外的南北向街两侧有大量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临街店铺柱洞遗迹，应为凉棚式建筑，在店铺前的路面上清理出大量的骰子、象棋子、围棋子、筹码商品遗物。在南市南墙外侧的建春门街路面上有大量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临街而建的店铺遗迹，前为凉棚式建筑，后面为砖砌的操作间，有层层叠压的烧灶遗迹，说明这一时期管理严格的里坊制度已经崩溃了（图一一）。

　　综合近年来的考古资料，东都城内的里坊规模和形制与文献记载大体一致。按韦述《两京新记》记：“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根据考古工作目前已知的宁人坊、温柔坊、恭安坊、崇让坊的四面坊墙长度均超过了500米，按唐代尺度换算，小里300步约合450米，与实际尺度有一定的差异。大里为360步约合530米，与里坊的实际规模较为接近。其次，已知的里坊内均有十字街把里坊等分为四部分，里坊四面坊墙居中均有坊门。在温柔坊和恭安坊内十字街等分的四分之一区域内，又有等距离的横街将四分之一区域等分为三部分。这样里坊内的十字街和四分之一区域内的横街把里坊等分为十二部分。《北里志》记载唐长安城内“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褥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此记载与温柔坊的形制结构极为吻合，无论文献记载的“曲”是指坊内四分之一区域内的三条横街，或是指横街之间的区域，均可以说坊内十字街把里坊四等分，坊内的十字街和横街又把坊十二等分的空间结构，可能是这一时期里坊最基础最普遍的形制布局。

　　同时，里坊的形制也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诸多王公贵族和达官贵人的宅院、大型寺院道观等，或占四坊、二坊、一坊、半坊之地，使里坊的形制布局和空间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如隋代丰都市占四坊之地，通门十二，其空间结构必然不同。《河南志》记“次北修文坊。隋立国子学于此，因曰修文。……显庆二年，尽并一坊之地为雍王宅。王升储，立为弘道观，因改坊名弘道”。另《河南志》记“东城之东第六南北街，凡五坊：从南第一日积德坊，隋日游艺坊，尽一坊为杨素宅，宅有沈香堂”。东都城内的里坊空间结构既有以坊内十字街和横街等分十二部分为主的普遍性存在，又有不同规模和形制的大型庭院，使里坊的空间结构布局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在温柔坊和恭安坊内十字街等分的四分之一区域内，又有等距离的横街将四分之一区域等分为三部分的空间结构。坊内十字街和横街把里坊南北等分为六份，每份南北宽约75米，折合唐代50步，同时，里坊东西向也可以分为6份75米，即6个50步。即每个里坊都可呈现出以50步为模块等分为36份的理想型布局模式，这与宫城大内以50步（约75米）为模数的规划设计手法相同。宫城大内呈边长1050米（折合700步）的正方形，是50步的14倍，即大内可以网格为196份边长50步的方形模块。每个里坊也可以网格为36份边长50步的方形模块，即每个里坊可以规划为36个边长为75米的方形宅院。按唐亩折合522平方米核算，边长75米的方形宅院折合唐代10亩，“十亩之宅”正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割宅思想一致。像这样的“十亩之宅”可能只是城市规划设计一个标准，是一个理想化的规划设计手法。根据唐代均田令和《营缮令》的规定现实中的宅院规模是多种多样的，“十亩之宅”也许只是宅院规划的一个标准而已（图一二）。

　五、结语

　　隋唐东都城的里坊，由纵横交错的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分割而成，整齐划一，以里见方，四面筑坊墙，坊墙居中开门，坊内有十字街把里坊等分四部分。这样的里坊的空间布局和结构模式显然是受了北朝时期里坊形制的影响。东都城里坊的规划设计和宫城、皇城存在的模数关系凸显了城市设计的科学严谨性，并和都城所处山川形势融为一体，蕴含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思想理念。这一时期城市里坊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制度都是中国城市史上里坊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并在其后的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逐渐走向崩溃。但这一时期的里坊规划设计思想和管理制度对后世城市的形制布局和发展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隋唐时期里坊的规划设计、空间结构以及管理制度还有诸多学术问题有待不断的考古研究工作去揭示，并不断丰富对城市形制布局和里坊空间结构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