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真相：险象环生的民主制度_风闻

今天，美国将迎来万众瞩目的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日。因为首次采用邮寄选票的方式，美国51个州中有25个州允许选票晚于大选日寄到。谁会最终当选？我们拭目以待。

说到美国大选，就不得不聊聊美国的民主究竟真的公平么？今天，身边君想和你一起看看，在诺贝尔奖双料得主斯蒂格利茨的眼中，美国民主选举的悖论，及其失望的选民。以下，Enjoy：

斯蒂格利茨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来源

为什么中产阶级其实并不具备标准理论所预测的那种政治影响力呢？

为什么美国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呢？

政治决定了经济游戏的规则，而竞争环境又是向那1%上层群体倾斜的。至少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政治游戏的规则也是由那1%上层群体塑造的。

这个故事有两个关键要素。

一个是塑造个体感知：让99%的人把1%的人的利益当成是自己的利益。

另一个关键要素：投票选举本身的经济学和政治学。

01

投票选举的悖论

及失望的选民

现代政治经济学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为何要投票选举。

事实上几乎没有哪次选举真的取决于哪一个人的选票。投票选举是有成本的—虽然今天的美国没有哪个州对投票选举收费，但去投票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

投票登记也是一种负担，因为需要在选举开始前把一切规划好。对于住在西部地广人稀地带的人来说，缺乏公共交通工具就使他们不便于到投票站投票。

就算投票站在附近，行动不便的人也难以到达。选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却得不到什么个人利益。

实际上，个体投票能对选举最终结果产生影响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现代政治和经济理论都假定人是理性且自私的。基于这样的假定，人们为何要投票选举就成了一件神秘的事。

答案当然是因为我们被灌输了公民道德的理念—投票选举是我们的责任。每一个暗想不去投票的选民都担心要是人人都效仿他，那情况将会多么糟：“要是我和其他有同样想法的人都不去投票，那选举结果就会被那些和我不同意见的人决定了。”

这种公民道德并非与生俱来。如果大家都认为政治体制充斥着不公，那么人们就不会再信奉公民道德。当社会契约被废止，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信任瓦解时，失望、漠不关心甚至更糟的情况都会随之出现。

在今天的美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民主国家，不信任感正在日益加剧。

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力图操纵政治体制为其服务的富人欢迎这样的结局。去投票的人往往是那些认为政治体制会为他服务的人。

因此，如果政治体制能有条不紊地为上层群体服务，那么上层群体就会更愿意参与政治，于是该体制必然更服务于声音最大的人。

此外，如果选民因为失望而去投票，那么投票对他们来说就是件成本高昂的事。他们越失望，投票成本就越大。但是需要的钱越多，有钱的利益集团支配的权力就越大。

对于有钱人而言，花钱塑造政治进程与公民道德无关，而是一项投资，从中可以得到回报，他们会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政治进程。这加剧了其他选民的失望感，并进一步增强了金钱的力量。

当某一团体的利益和观点至少大体一致时，共同行动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但那1%的人显然与其他人不在一条船上。

合作与信任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很重要。我们经常低估信任与社会契约的重要性。假如每一份契约的执行都必须通过一方把另一方告上法庭，那么政治连同经济都会陷入僵局。法律体系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得依赖自觉性，否则社会制度就难以为继。

纵观人类历史，蓬勃发展的经济正是那些“一言九鼎、握手成交”的经济。

没有了信任，那些复杂细节必须稍后才能制定的商业交易就没有可能实现了；没有了信任，每一笔交易的参与者都必须小心翼翼地谨防其他交易者背叛他。

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大家花费大量精力和资源获取保险、制定应变计划并采取行动以确保就算他们被“背叛”了，不良后果也是最小化的。

02

在美国

信任遭到巨大侵蚀

有些社会科学家试图借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信任”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

一个经济的社会资本越多生产率也越高。社会资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那些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良好治理都有益的因素。

但是信任这一理念构成社会资本所有内涵的基础。有了信任，人们才能相信自己会受到良好对待、享有尊严和公平，人们之间才会互相回报。

社会资本是把社会各阶层整合起来的黏合剂。如果大家都认为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不公平的，那么黏合剂就失去了作用，社会也就不能正常运转了。

当我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全球各地旅行时，我亲眼看到了许多社会资本强劲并且社会各阶层齐心协力的例子,我也亲眼看到了许多社会凝聚力遭到破坏并且社会各阶层的功能紊乱的例子。

例如，不丹，这个位于印度东北面的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国度，把保护森林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部分。每个家庭只被允许砍伐固定数量的树木供自己使用。

在这个人口稀疏的国家，我问当地人：人们如何执行这一法令？答案简单明了：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社会资本。一说到环境，不丹人已经将什么是“正确的”内化了。欺骗是不对的，因此他们不欺骗。

依靠灌溉的社区，无论是巴厘岛的山区还是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必须要人们共同努力来管理水资源并维护灌溉水渠。这些社区似乎也建立了强有力的纽带，一种很强的社会资本感，对“社会契约”极少或没有欺骗。

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当我在苏联解体之后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我目睹了社会资本遭到侵蚀的后果。大多数温室都没了玻璃，它们完全失去了效果。那些玻璃都被偷跑了。偷玻璃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拿这些玻璃做什么，但是这么做却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安全感，并且他们确信就算自己不偷，其他人也会偷。

社会规范领域的研究新进展表明，许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都会有意回避对个体有益但对社会有害的行动—一旦他们觉察到“大多数人”也会那样做的话，相反的情况也同样成立。

这就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后果：当人们接触的“犯禁行为”达到一定量时，原本值得称赞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且很快就无人去做了。

在美国，信任近年来遭到巨大侵蚀。

在经济领域，银行业一直处于这种趋势的最前沿。曾以信任为本的整个行业都失去了信任。随便翻开哪一天的报纸，几乎总能看到不止一篇报道讲述某家银行或金融机构某位人士被指控或被宣判犯了某种欺诈罪，怂恿某种逃税计划或参与某种信用卡诈骗、内部交易、抵押贷款的丑闻。

社会纽带和信任的断裂必然会产生更宽泛的社会后果。信任与互惠商誉不但对于市场的运行而且对于社会合作的其他任一方面都是必需的。

政府和社会制定的决策要么强化了社会契约、要么弱化了社会契约。通过对不平等的转移不加限制，美国正走上一条即便不充满社会冲突但社会资本也会遭到破坏的道路。

民主途径使信任和社会契约成为必然，人们也理解了不同个体的责任和权利。我们讲真话是因为讲真话是正确的或道德的—一旦信任体系崩溃，会对他人造成危害。

我们已经知道了信任遭到侵蚀会如何危害经济，但是政治领域的情况可能更糟糕：社会契约的瓦解对于我们民主制度的运行也许有着更令人反感的影响。

03

公平与幻想破灭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公平显然很重要。

实际上，美国人对美国社会感到最为自豪的事就是它的经济体制是公平的—它给予了每个人机会。

近来研究表明，公平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多么重要。在最初由三位德国经济学家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受试者被给予了一定数量的钱，如100美元，然后被告知这笔钱要在他和游戏中的另一位参与者之间分配。

在第一个版本中，实验被称作“独裁者游戏”，第一位参与者无论给第二位参与者多少钱，第二位参与者都必须接受。标准经济理论提供了一种清晰的预测：第一位参与者会把那100美元全部占为己有。然而在实践中，第一位参与者总是会给第二位参与者或多或少一些钱，虽然通常不到一半。

另一项相关的实验也显示了公平是多么重要：大多数个体宁愿接受一种低效率的结果（即便使自己利益受损）也不愿意接受一种不公平的结果。在这项被称为“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中，第二位参与者有权否决第一位参与者制定的分配方式。如果第二位参与者行使了否决权，那么双方都将一无所获。

标准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种清晰的策略：第一位参与者给自己留下99美元，只给第二位参与者1美元，而后者会接受这种分配，因为1美元总比一分钱不给要好。

然而事实上，第一位参与者一般平均分给第二位参与者30～40美元（或者在不同钱数的游戏中占到总额的30%～40%），并且如果第二位参与者分到的钱少于20美元的话，那他就倾向于否决这种分配。

他愿意接受某种不公平（他意识到自己处于权力较弱的地位），但是他能够忍受的不公平是有限度的。他宁愿得不到一分钱也不愿意（比如说）只得到20美元—一种4 : 1的分配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人们对于不公平的感知会影响行为。如果个体觉得他们的雇主待他们不公，那他们就极有可能逃避工作。

从根本意义上讲，美国的经济体制不再是公平的了。机会平等只不过是个虚构的神话，并且美国人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有61%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有利于富人的；只有36%—略超过1/3的美国人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一般是公平的。

通过比较不同个体对于什么是好的收入分配的观点与其对美国现存不平等的感知，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不平等过多。

并且持这些观点的人广泛分布于不同的人群—男人和女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社会上层人士与底层人士。

那些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被非法操纵了的观点甚至强于那些认为我们的经济体制不公平的观点。尤其是穷人，觉得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倾听。

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得到的广泛支持就是对这些不满的具体表达。这种认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公平的看法真的削弱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

尽管最直接的症状就是民众失望导致的对政治进程参与度的降低，但是还有一种长久存在的担心：选民会被那些攻击造成这种不公平体制的政府并许下不切实际变革诺言的平民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所吸引。

如果公民得不到综合全面的信息，那么作为选民的他们就无法做出基于可靠信息的决策。

并且即便媒体提供的信息是综合全面的，公民也知道政府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未必是综合全面的。

归根到底，公共产品是一种公益善举，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能通过确保我们政府能良好履行职责而获益。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深刻认识就是如果私人市场自己说了算的话，那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就会微乎其微，因为社会范围的收益要远远大于个体自身所享受的收益。

造成不信任与失望的另一个因素是：不仅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让人对其失去了信任，而且就连有关我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信息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政治斗争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选民并让他们投票，而且也为不让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投票—这相当于回归到两个世纪前的思维，当时投票权受到严格限制。

当时的统治精英不愿意给普通民众投票权，尽管以当今观点看那一做法是应该反对的，但它又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在《1832年大改革法案》颁布之前，只有大业主或者财富可观的人才能投票。精英群体对于投票权延伸至普通民众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不那么确信。

在19世纪末的美国，在非裔美国人聚居的南部，白人政客设计了人头税，专门剥夺昔日奴隶及其后代的投票权，因为他们付不起投票所需的人头税。

那些税赋，再加上识字测验以及常有的暴力与恐吓，既成功地大幅降低了选举投票率，也成功地增加了民主党的得票率。

厄瓜多尔在1979年之前，只有识字的人才能投票，并且统治精英想方设法不让原驻民接受充分的教育以免他们在识字后获得投票权。在上述各种情况中，统治精英都担心如果给了普通民众投票权，那他们就可能失去自己的权力、特权甚至财富。

许多旨在剥夺投票权的努力，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是指向穷人的。20世纪30年代，“穷光蛋排除法”剥夺了那些领救济的失业者的投票权。

尽管那种赤裸裸不让人参加投票过程的做法今天在美国大多已是陈年往事了，但是仍存有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民众参与投票，始终如一地指向穷人和社会关系不强的人群。

政府部门甚至采取更巧妙的方法阻止某些群体参与政治：无论是不充分给予穷人或移民街区投票机会，还是对投票点配备工作人员不足或者不让某些罪犯投票。

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区分政府是忽视还是故意剥夺了投票权，但效果是一样的，都降低了选民投票率。

即便这些措施并不设立绝对障碍来阻止选民登记或投票，但它们都会削弱选民的参与—尤其是对于人口中那些权利最少的人群，他们的投票热情本来就低并且极其不信任官方体系。

结果就造成了4个有资格的选民中就有1个—总计有5100万甚至更多的美国人没被登记。

这些剥夺选举权的企图造成了一种双重效应：

第一，如果它们成功了，它们就压抑了某些公民的声音；

第二，如果人们感知到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试图逆转一项长期公认的原则即所有公民都有选举权的斗争，那么他们对于政治体制的失望就会增强，同时政治异化也会加剧。

此前，我们知道了由政治过程设定的经济游戏规则是如何有利于那1%上层群体的。

政治游戏规则也同样如此。人们觉得政治游戏规则也是以不公平的方式设定的—也就是它们给了经济精英过多的权力，继而进一步增加了上层群体的经济势力，这种感知增加了政治异化以及权利被剥夺感和失望感。这种权力被剥夺感出现在与政府交往的各个层面上。

政治游戏的规则也会让民众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选举权。不公正划分选区使得一个人的投票更有可能不算数：投票区的划分使得选举结果几乎是预先注定了的。阻挠议案通过权给了少数参议员过度的权力。

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对民主制度而言也许尤为糟糕。大家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中坚。穷人通常被疏远以至于让他们投票是件很困难的事。

富人不需要法治，因为他们可以并且也确实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塑造着经济和政治进程。中产阶级最理解为何在民主制度中投票选举如此重要以及为何对于经济和社会而言公平的法治是必要的。

世纪中叶，中产阶级成员都相信经济和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公平的，并且他们对于“公民参与”信任显然得到了回报—经济在那个时期迅速增长，让他们和其他每个人都受益了。

但时至今日，所有那一切都变了。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掏空了中产阶级，且逐渐缩小的中产阶级自身对于那种显然不再为其成员服务的政治进程越来越失望。

关于作者：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诺贝尔奖双料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本文整理自《不平等的代价》，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