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仇富”到“慕富”，粉丝的阶层跨越梦谁来做？_风闻

作者 | 王榨沙          编辑 | 范志辉

2020年还没过完，但已经有人将这一年称为"偶像失格年"。

在今年，不少偶像频频被曝出负面新闻，小到恋爱被曝光，大到因为诈骗被抓。因其言行不符合粉丝和舆论的预期，甚至违背公序良俗，这些艺人的商业价值也大大减损。

近期闹得最大的，无疑是男团R1SE的队长周震南。上个月24日起，“周震南父母是老赖，欠债过亿"一事开始在网络上传播。据企查查显示，周震南父母目前历史执行标的总金额已达12.3亿人民币。

事情持续发酵后，父母旗下相关公司、周震南和哇唧唧哇先后发声。在周震南的微博中，他表示自己"对家人的关心不够，没有提早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称"法律的问题法律自会解决"，但自己会帮助家人渡过难关。

周震南微博内容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钱是周震南家里人欠的，他本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周震南的公众形象仍然受到了影响。舆论情绪和法律条文不同，尽管"父债子偿"的道理在法律上一般说不通，但在舆论场上，一个年轻爱豆的爸爸是老赖，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自2017年出道之后，周震南对外输出的一直是家境殷实的人设：从小上私立学校，一年几十万的学费、价格不菲的名表，在采访时称自己"喜欢一切限量版，喜欢别人买不到的东西"等等，富家公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周震南戴的表，网络估价六十多万

当然，在周家被限制高消费后的各项花费到底是由周震南本人还是由周震南父母承担，我们不得而知。但结合最近陆续被爆出的新闻，基本坐实了"周震南一家欠债不还生活奢侈"的印象。

除了针对事件本身的讨论，网络上也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论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偶像开始经营"富二代"人设。而粉丝从"仇富"到"慕富"，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家里有矿"这个标签到底能不能帮助艺人走向成功？

中国偶像，越来越富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音乐其实都是一个更有可能让人土鸡变凤凰，实现阶级跨越的行业。《摇滚吧，经济学》一书中提到，1976年，《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音乐人当中有15%来自经济状况居全美最底层的10%的家庭，201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6.5%。而全美收入排名前1%的人中，只有2%的人是从收入排名后10%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音乐行业中的穷人好翻身，而看似拥有好资源的"星二代"想要超越父辈或者维持名气，却十分困难。根据学者艾伦·克鲁格的调查，在美国整体经济当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中，有45%是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而在2016年，来自美国收入排前10%的家庭的顶级音乐人仅有17%。在1976年，这一数字更低，仅有6%。

尽管许多音乐明星的后代也极有音乐天赋，且也有追随父母走音乐之路的意愿，有的甚至还小有成绩，但几乎无法达到父辈的成绩，家族式王朝在音乐产业中则极为罕见。比如，20世纪世界歌坛巨星弗兰克·辛纳屈的孩子虽然从小就跟着爸爸巡回演出，但江湖地位始终比老爸差一截。相对而言，顶级运动员和企业高管比顶级音乐人更有可能拥有在相同领域中成就显著的父母。

弗兰克·辛纳屈

这样的行业环境催生了很多"穷小子逆袭"的故事，快速致富的音乐巨星也成为了底层人民进行精神寄托的对象。披头士乐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音乐学者汪月波曾在英国利物浦一家酒吧中看到一位70岁的老人穿着一件印有约翰·列侬头像的T恤，上面写了一句英文"working class hero”，意思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从这句话来看，英国国民对披头士成功的认可既有音乐上的崇拜，也有对贫民奋斗、人生成功的崇拜。

这类偶像在逆袭之后，也大多会在个人作品及其言行之中带有对底层人民的关怀，甚至自己仍会保留一些来自底层的习惯与气质。类似的情况也集中发生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1989年，滚石唱片集结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等九名音乐人推出合集《新乐园》，封底照片致敬的正是披头士的专辑《The Beatles Red and Blue Albums》。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几位歌坛老大哥们即使是在正当红的时候，走得仍然是比较亲民的路线。据说，这里面其中一名歌手已经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件毛衣，但从外形上看，他们基本还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那几年，情况发生了改变，偶像们的出身不再那么穷那么苦了。除了周杰伦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特例之外，那几年的天王天后们基本上都有比较富裕的家庭。音乐博主耳帝在进行梳理后就发现，千禧年的那些偶像歌手们，一个个要么是海外华人，要么就是早年就留学国外的。但即使他们的家里真的很有钱，也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境，反而是需要为父母还债的明星，有时候会主动提起自己的家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下的偶像们身上的穷人味儿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比对着各大艺人商业价值排行榜与专辑销量榜往下数，排名靠前的艺人，大多数人要么对自己的成长史一笔带过，要么就是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家境。

而在今天，“家里有钱"已经成为了可以名正言顺宣扬的事情，粉丝会给自家爱豆起一些暗示其经济实力的外号，比如海南小富婆吴宣仪或者人间Gucci朱正廷。“富二代"这个曾经带有些许负面色彩的词汇，如今也褪去贬义，开始直接出现在了夸赞明星的稿件中。

阶层跨越的梦，偶像们为什么不愿替粉丝再做了？

那么，为什么"阶层跨越"的梦想为什么渐渐被偶像们抛弃了呢？

可以看到，偶像"人均富二代"的趋势，与时代大环境的氛围不无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阶层开始趋于固化，上升通道趋窄，而当人们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渺茫到一定程度，就会放弃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通过个人努力实现梦想的偶像就会变得缺乏说服力，人们更愿意相信命好或者家境好的偶像。比如"人间锦鲤"杨超越和现如今娱乐圈里的一群富二代。

当下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也是偶像中富二代密度变高的催化剂。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商品的符号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的实际价值，即人们购买一件东西的同时，也代表自己拥有了这件商品所代表的某种价值观与社会地位。比如购买XX牌手机也代表自己具有工匠精神，购买XX牌球鞋也代表自己拥有了潮流审美。

在消费主义者的逻辑里，动辄以一身名牌在各处曝光的富二代偶像们，自然能够代表某种高端的人群与高层次的生活，而喜欢这样的明星，为这样的明星花钱，也能够说明自己的品位够高。

站在行业角度，偶像定义与形象的变化，也与整个娱乐圈的精细化运营有关。

在《大众偶像的胜利》一书中，德国文化学者洛文塔尔将偶像分成"生产型偶像"和"消费型偶像”，前者主要指一些为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后者则主要与大众消费以及休闲娱乐有关。

在过去几十年间，无论是粉丝、媒体还是行业从业者，基本还是会要求大众偶像进行高质量的产出——作为一个明星，你至少得有拿的出手的作品。作为可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移情和自我投射的顶级偶像，一个平凡甚至穷苦的出身，显然更能激励普通人，让粉丝认为"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或者"他替我完成了梦想"。反之，富裕的家庭出身反倒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大众的接受度。

随着娱乐工业的发展，针对艺人的运营开始呈现精细化的趋势，偶像的更多功能也被开发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明星不一定非要有好作品，明星本身就可以是一个作品，社会对于偶像的业务水平也不再苛责，窄化的"偶像"产品便出现了。

众所周知，日本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国家。早在80年代初，日本就开始逐渐将"偶像"从歌手、主播等职业中剥离，富士电视台推行的"电视台娱乐化"，让原本应该认真、严肃的女主播们也开始变得欢乐，一些原本被严禁的口误现象，也开始被视为女主播们可爱的一面。

当思想上的条条框框被打破，很多新的玩法就出现了。偶像除了像以往一样，作为高高在上，替人圆梦的精神图腾，还可以在粉丝的精神世界中扮演邻家软妹、贴心男友等角色。心理学家岳晓东将诸如"亲妈粉"、“女友粉"之类的追星现象概括为"遥亲感”，这种感觉泛指青少年对个人心目中高度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的偶像人物所建立的一种情感依恋。

在偶像功能多元化的大环境下，明星们是不是苦出身就没那么重要了，对于某些特定圈层内的粉丝来说，“富二代"这个标签甚至还显得比较可爱。比如说，如果一个艺人在粉丝眼中的人设是"呆萌弟弟”，“殷实的家境"这一属性便能为他的呆萌做出进一步解释，使人物形象更立体——因为家里有钱，很多事情不用自己操心，不谙世事，所以呆萌嘛。

综上，既然在这个时代，成为偶像已经不用非得拿着"苦出身+暴富"的剧本，家里有钱又有志于此的孩子，自然乐于进入这个光鲜缤纷的行业，就算没办法大红大紫，大不了回去继承家业。

东亚文化缺乏炫富基因，有钱人设要慎用

在某些地区的主流文化里，“炫富"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事情，我们能在很多美国主流流行音乐中看到各种显摆自己物质条件高的说辞。比如火星哥的代表作《24K Magic》，就有"我带着古巴大金链，穿着贵气大貂皮，脚踩最潮的鞋儿"这样的歌词。

而在中国，即使你玩的是带有"吹牛X"传统的说唱音乐，在破圈之后，如果想继续在行业里维持商业价值，就需要对自身气质和作品风格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谋求主流层面的认可。比如，曾经"匪气十足"的说唱歌手GAI，在走红之后，就一步步变成了今天正能量满满的周延。

通过机场照和媒体通稿等手段，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家境，在某些特定圈层内也许能起到吸粉作用，但这样的人设一旦被扩展到更大的公共视野里，偶像们就可能会被自己的富有反噬。

这次周震南父母的老赖事件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艺人走富二代人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因为大多只是在自己的小粉丝圈子里互动，所以并没有招至太多关注，而随着此次事件的发酵，一些富二代偶像的日常炫富行为也跟着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舆论对于这种晒衣服晒表晒爹妈的行为也表示了普遍不满。

站在人设经营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主流公共视域，别说是炫富，有时甚至一句无心之言，还谈不上显摆，就会触动很多人的敏感神经，需要面临不小的公关危机。2017年，关晓彤出席电影论坛活动，发言时只是说了一句"要拍老百姓喜欢的作品”，就被媒体认为是"把自己当格格”。

很多时候，人设只是艺人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生存策略，和明星本人的道德水平未必完全相关。那些炫富摆阔的富二代偶像们，在真实生活中也未必就物质肤浅，天生家境优越也肯定不是一件坏事。但在整体文化氛围偏内敛的东亚地区，想要在主流娱乐圈里持续获得广泛认同，赢得商业价值，有钱人设还是要谨慎。

先声话题

话题内容：富二代偶像越来越多，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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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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