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高天赐「抢滩」，还是澳门特区政府「截糊」？_风闻

　　澳门特区立法会将于明日召开全体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引介、一般性讨论以表决直选议员高天赐第八次提交的《工会团体基本权利法》法案。而昨日，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发出新闻稿称，特区政府已经完成草拟《工会法》法案的谘询文本，并送交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讨论，听取劳资双方委员意见，再适时公开谘询。新闻稿指出，特区政府参考了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澳门的社会现况，建议按循序渐进方式，透过专门法律确立工会的法律地位，规范工会团体的组成及运作，以及工会的权利和义务。谘询文本中构思的《工会法》，除「工会登记制度」外，也包括「集体协商制度」。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因果关系」？究竟是高天赐在知悉特区政府已经完成草拟《工会法》法案的谘询文本，并送交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讨论之后，为了「搏眼球」也是为了明年新一届立法会选举积累政治资本而「抢滩」出风头，抢在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请《工会法》法案之前再次提交《工会法》草案，还是特区政府得知高天赐又将「炒冷饭」每年一度上演提交《工会法》草案之后，而宣布政府已经草拟好《工会法》法案，要夺回行政主导权？

　　但无论是何种情况，两者都是长期运作。高天赐是「锲而不舍」，连续八次提交《工会法》法案，但在「屡败屡战」下，每次提交的法案的文本基本都是基本一样，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更改。

     今次，高天赐使出了「激将法」，在立法会大会引介、一般性讨论以及表决其提交的《工会法》法案之前，公开发声，声称上次在一般性表决时，虽然有十三名议员支持，但因且却欠缺三票而被否决。因而他「点名」三位屡次对同一法案投下反对票的直选议员麦瑞权、郑安庭及梁安琪，「可以明白事理，他们都有公司，应该知道该法律的重要，应该支持该法案」。

     由于遭到高天赐「点名」的三名直选议员，都是属于建制派阵营，因而相信将一如既往，不会为作为反对派代表人物的高天赐「站台背书」，因而将会继续投下反对票，拒绝被高天赐「牵着鼻子走」，跟随其「指挥棒」起舞。倘果如此，高天赐就将是「八走麦城」，而并非由特区政府提请的《工会法》法案，也将第十二度闯关失败。

诚然，按照《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澳门居民享有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另外，《澳门基本法》第四十条也规定，《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澳门特区的法律予以实施。而《国际劳工公约》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工会法》，包括适用于中国澳门特区的一九四八年通过的《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公约》（第八十七号公约），及一九四九年通过的《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第九十八号公约），可被视为是对第八十七号公约的补充，按道理是可以制定《工会法》。但问题是，是谁发动立法权？《工会法》的内容包括甚么？

实际上，《工会法》涉及到劳、资双方的权益，及政府的执行权力，按道理应是由作为执行机关的政府提案，而不应由作为「利益相关方」中的一方的劳方代表议员以个人议员身份单方提案。这是捍卫基本法揭橥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必然，也是平衡澳门特区各相关利益方的利益最大公约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因此，即使是由政府提案，在研拟法案的过程中，也应广泛深入地谘询劳、资双方的意见。在经过官、劳、资三方充分协商讨论，求同存异，并付诸社会进行广泛的公众谘询，达成最大公约数后，才由行政长官将法案提请立法会审议表决，而不是由劳方单方提案。而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昨日发出新闻稿所指的流程，尤其是将《工会法》法案的谘询文本送交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讨论，听取劳资双方委员意见，再适时公开谘询的程序，就是符合各相关利益方的利益的最佳途径。

但高天赐却只凭个人之勇，连同是劳工界代表的几名工联总会背景的议员也排除在外，这多少也就显示他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地提出《工会法》法案，个人「做秀」的成份高于为工人兄弟争取权益，甚至还含有扁抑建制派正统工会团体之意。尤其是高天赐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且自己所提交的《工会法》法案连续七次被否决，但却在未作修改后，又再次提出，必然是浪费立法成本。一方面，他老是批评立法效率不高，另一方面他又却老是提交已经多次遭到否决的法案，无效占用立法会的时间和空间，端的是自相矛盾，甚至是刻意刁难。

　　 何况，即使是澳门需要一部《工会法》，也须注意与《澳门基本法》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相吻合。比如，高天赐的《工会法》法案中有关工会有「命令罢工」权的陈述。诚然，《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澳门居民有「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既然是「自由」，就应该是双向多元的，亦即澳门居民既有参加罢工的自由，也有不参加罢工的自由。澳门居民享受这两方面的自由，是不能以政治或行政的手段去「命令」、强迫的。但《工会法》法案却赋予工会团体「命令罢工」的权力。「命令」也者，按《现代汉语辞典》诠释，是「上级对下级有所指示」，及「上级给下级的指示」。所谓「一切行动听指挥」，「有令即行，有禁即止」，故命令是必须执行、不可抗拒的。在军队及警队中，违抗命令还是一种罪行，必须予以军法惩处。既然如此，工会所拥有的「命令罢工」权力，是仅对工会会员有效，还是其效力及于全体在职工人？如果有工人或工会会员认为自己享有「不参加罢工」的自由，不参加工会团体「命令」的罢工活动，是否算作「违命抗令」？倘答案是肯定的话，工会团体将会对他施以甚么样的处罚惩戒？按常理，工会能作出的最高处分，是开除会籍而已。倘有工会向其施以超逾「开除会籍」的处分，如罚款甚至是限制其择业权等，是否酿成侵犯他人的基本人权？

因此，这个「命令罢工」条文，相当「超前」，连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都无此规定。既然「超前」，就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土壤，必然会与全体「澳人」的利益脱节。实际上，就是连高天赐所强调的《工会法》法案的法源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通篇都未见工会拥有「命令罢工」权力的规定。相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国际公约》的第八条，对「罢工权」倒是这样表述的：「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绝无任何「命令罢工」的字眼甚至是意涵。该条条文还进一步规定，「本条并不授权参加一九四八年《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利的劳工组织公约》的缔约国采取足以损害该公约中所规定的保证的立法措施，或在应用法律时损害这种保证」。

 因此，所谓「人权卫士」，其实其本身就在侵害部分人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