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一粒灰落在蚂蚁头上_风闻
财经琦观-2020-11-04 17:02
01
特朗普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四处奔走，上面写着“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
大选前最后一天，特朗普一天之内冲刺四州，被《华盛顿邮报》形容为“最后的风暴”。
傍晚，急流城，密歇根州的第二大城市，被选作特朗普的收官之地。
四年前他也是在同样的地方结束竞选，随后击败希拉里，赢得了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
此前民调显示，此次大选拜登保持着超过10个百分点的支持优势。
但基于美国特殊的以州为单位“赢者全拿原则”，把调查范围缩小到12个摇摆州，选情则变得相当激烈。
没人会知道事情的走向。
英美自贸谈判在等，英欧自贸谈判在等，日本也在等，到底是TPP还是RECP，全看今天。
以英国为例。
英国首相约翰逊押宝了特朗普，而其公务员体系则坚定支持拜登。
若特朗普胜，约翰逊将对欧洲极限施压，若拜登胜，则约翰逊将立马面临欧盟、工党、公务员体系的三方围剿。
但大选结果如何，纵使掌握着强大情报资源的英国也无从知道。
“这是我见过的竞争最激烈的总统大选。”共和党民调专家比尔·麦因特感慨道。
02
10月29日，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我们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正式通过。
在第五条清晰写道：“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尽管我们继续强调国内国际的结合，但内外大循环，内循环为主。
这是基于客观的国际形势做出的判断策略。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历来讲究的是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
一个商品卖出去无外乎三个去处：卖给歪果仁，这算出口；卖给企业，用以加工再生产，这就是投资；卖给老百姓，这就是消费。
如今，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新冠疫情的降临又进一步抑制了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一厢情愿寄希望于出口显然是不理性的。
而产能过剩，供给侧亟需大改革的背景下，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上粗放增加投资也是同样不理智的行为。
绿色部分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下，也就是产能严重过剩
因此，在十四五规划中这一模块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单独的六个字：“全面促进消费”。
与此同时，推动科学技术创新成为了“十四五”的灵魂核心，在消费领域中，具体表现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03
管仲不是儒家，是个商人。
并且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曾“三辱于市”。
但齐桓公依然重用他，在管仲的系列改革下，创立春秋霸业。
管仲很实在，他不搞道德教化那一套，而是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兄弟们吃饱穿暖，谁又会去犯罪呢？
在个人层面，犯罪是道德问题。在社会层面，犯罪就成了经济问题。
管仲写过一篇很有争议的文章，叫《侈靡论》。
里面有这样一句，倡导要“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意思是说鸡蛋在吃之前要先雕花，雕完了吃掉。木柴也一样，烧之前要雕花。
就是要快乐，要享受，就是得继续奏乐，继续舞。
管仲自有其一套逻辑在：“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
用现代经济理论也可以理解。
不花钱，消费品卖给谁？消费市场不兴，产业如何蓬勃发展？经济衰退，国力又会如何？
再者说，人人不消费，做出来的东西没人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劳动？不劳动，我们该如何获得收入？没有收入，还谈什么消费？
最终就一潭死水。
因此，1999年，面对中国高达35%的储蓄率，学界甚至发出这样的呼声：“花钱就是爱国。”
04
齐桓公是饿死的。
管仲治理了齐国四十年，齐国兵甲足，仓禀实，民间经济高度发达，九次会盟天下，牵头把所有诸侯拉过来开会，挨个批评，统一关口税率。
齐国首都临淄，坐拥30万人口，冠绝天下。
这个天下是全球意义的。
在彼时的西方，最大的城市雅典，其人口不到五万。
司马迁评价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乖乖来齐国朝见。
但齐桓公是饿死的。
具体过程也没什么好讲，无非是重用奸相，死于党争。随后，齐国逐渐走向衰落。
值得一提的是，齐国作为第一个春秋霸主，几乎没有打过大型战争，一直依靠着经济治理，和平崛起。
而随后的其他四位霸主，晋、楚、秦等，则无一不是靠着武力征伐，迅速崛起。
在这里我们自然不是要宣扬武力，而是想阐述一个事实：经济从来不是全部。
长期稳定的和平让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风险，以至于寻求增量的经济发展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第一性原则。
但要搞清楚，经济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当潜在风险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孰轻孰重。
可持续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可持续。
05
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曾说：“去美洲殖民地的都是新教徒（清教徒），他们是异见者中的异见者，是新教徒中的新教徒。”
所谓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美国的基本盘。
具有保守主义精神气质的清教徒，他们信奉“以勤勉和创造来荣耀上帝”。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深入论述过清教徒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
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独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的核心即努力经营但同时禁欲的情操，有一种“把劳动当作绝对的目的本身”的“天职观”。
清教徒相信，唯有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才可以自证为上帝选民，而在生活方式上，又同时崇尚“自律即自由”。
那么总结下来，其人生便贯穿于三句话中：“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赚钱。”
财富是荣耀上帝的方式，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在这样的国民认知基础上，美国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性，理想性，创新性。进而迅速腾飞，在全球范围引领了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工业革命。
但随着移民的冲击，清教徒伦理在对黑人、墨西哥裔、拉丁裔、亚裔、穆斯林等外来人口的同化失败，美国的基本盘开始动摇。
而这一点，无论是川普胜出还是拜登胜出，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改进。
美国保守主义复兴运动领袖罗素·柯克，早上上个世纪就在其著作《保守主义的精神》中写道：“美国衰败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美国的立国根基——保守主义精神正变得愈发脆弱，作为繁荣根基的活水源头正在枯竭。”
随着激进自由主义的全面兴起，美国偏执地认为“越多元越好”，“越民主越好”，“越自由越好”，“越平等越好”。
如今，贫穷不再是罪孽，“穷可以领救济金，没必要工作”的理念成为了美国底层社区最重要的价值观。
另一边，富人们也不再崇尚“创造、节俭、奉献”的清教徒精神，把产业转移到中国、东南亚等地，利用金融优势赚取快钱。
消费拉动内需。
消费腐蚀灵魂。
如何搭建合理健康的消费结构，事关民族国运。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说：“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使储蓄避险的倾向深刻嵌入了我们每一个国民的骨髓。
要摧毁这一价值观是很容易的，难的是用什么去替代它。
这不是马云所说的“金融创新”那么简单。
06
蚂蚁上市这场大戏的精彩程度，远超围观者的预期。
7月21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官宣，启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寻求同步上市。
那一晚有消息传出，蚂蚁整层楼都在欢呼。人们开玩笑，说：“那是财富自由的声音。”
全球史上最大IPO的光环，36天完成上市辅导，25天火速过会拿下审判。
巨大的蚂蚁在急速爬行，全国各界都在竭尽所能为其上市大开“绿灯”。
然后，就是关联交易的风波。
有人指责蚂蚁把肉都围在了自己锅里，也有人替其分辨，10%的基金占比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为了让国民跟着喝一口汤。
不和谐的声音只略微停顿了一会儿，10月21日，证券会同意蚂蚁IPO，随后，蚂蚁A股H股同步确定发行价，上市的进程已经走到了99%。
然后，精彩的一幕出现了。
就在证监会同意的三天后，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面对台下的央行前行长、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以及一众金融大佬，痛批中国金融。
“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没有系统。”
“巴塞尔协议像老年人俱乐部。”
“中国银行停留在‘当铺思维’。”
紧接着，证监会发布了一则只有65字的新闻稿，内容很简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四部门，对马云在内的蚂蚁高层进行了监管约谈。
一时间“马已今服”的调侃遍布全网。
实质性的结果在昨日揭晓：11月3日晚，上交所和港交所先后宣布，暂缓蚂蚁集团上市。
有报道称，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连夜组织召开中高层会议，会议提及，“暂缓”后，保守估计蚂蚁重新上市时间将被推迟半年左右。
那粒灰终究还是落了下来。
07
在整个事件的背后，各方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本文一直在讨论的内容：消费。
目前，蚂蚁集团共计有2.1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其中经营贷余额是0.42万亿元，剩下的是1.73万亿元是消费贷余额。
截至2020年6月末，消费贷业务为蚂蚁集团创造了285.83亿元营收，占到总营收的39.41%，是蚂蚁集团最大的营收来源。
其中，与信贷相关的净利润是101.56亿元，占到蚂蚁集团总利润213.42亿元的47.8%。
众所周知，金融的核心在于风控，这是一个谁先吃到“21点”的游戏。
在吃到21点之前，赌徒们要尽可能多的去拿牌，但吃到21点之后，“嘭！”的一声，车毁人亡。
资本能否克制自己的贪婪？
而此次蚂蚁和当局的分歧也就是在于，对风控力度和风控边界的把握。
眼下，蚂蚁手里的牌已经接近20，还想继续抓，觉得“自己能控制”，但另一边，当局觉得“你不行了”。
当局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
在上海地铁站的广告牌里，蚂蚁集团的文案是这样写的：一家三口的日子再精打细算，女儿的生日也要过得像模像样，施工队队长37岁，用花呗给女儿过生日。
这是在干嘛？
往大了说，这就是携亲情以令钱包，逼着穷人超前消费。
随着监管消息的发布和上市暂缓，这些广告灯牌一夜间被拆除。
此外，蚂蚁的所谓大数据风控，目前很大程度，就是根据该用户的过往现金流水和还款情况，统一归结在了芝麻信用分数。
这显然不是万能的。
用户的收入情况，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意外风险情况，用户是否存在多方拆借的行为等，在目前的技术手段下并未很好的覆盖。
根据蚂蚁官方公布的《2017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彼时花呗的90后用户占比47.25%。
其中包含大量尚未工作的大学生群体。
资本寻求扩张。而年轻人尚未形成正确的理财观。
保守储蓄的底色固然应当被破除，但破除后取而代之的若是不管不顾的消费主义，那么新一代人又将走向何方？
这种事离我们并不遥远。
2008年台媒体报道，台湾法律扶助基金会昨日公布卡债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向该基金会求助的台湾卡债族平均欠债264万元新台币，其中有五成市民曾有轻生念头。
调查发现，77.2%的卡债族是以卡养卡来还债。
21世纪初的台湾，为了扩大金融机构，为了扩大自己的客户量，银行到处给大学生办信用卡。
如同“花呗”一般，几乎零门槛的办卡条件，使得一大批年轻人在消费主义的蛊惑下一步步走向深渊。
先是超额消费，然后用这张卡透支的钱去还上个月的另外一张卡，还不上了就民间借贷。
一旦涉入到民间借贷，那么事情就开始走向失控。很多的大学生在高利贷面前被迫退学，有的自杀，有的走上贩毒，有的女孩子走上卖淫。
08
更可怕的是，蚂蚁花呗的背后还是ABS。
所谓ABS（资产证券化），其实就是债务打包。
举例说明，你来花呗借分期，一个月5分利，花呗把钱给你，等你一个月后把利息给它，钱就这样赚到了，但这样赚的效率太慢。
现在有这样一种操作，你来花呗借钱，我还把钱借给你，但与此同时我向外开始集资。
把你的债务打包成一个基金。说我这未来一个月就有稳定的4分利进账，吸引其他有钱人来我这，买这个基金。
等你一个月后把钱还了，我不需要资金成本，净赚一分利息。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加时间差，钱可以迅速轮转。经济活性越来越好。
除非，除非你不还了。
黄奇帆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写到过这段：
证监会没有规定ABS的贷款资产可以循环多少次，蚂蚁金服把30多亿元资本金通过2.3倍的拆借融资形成90多亿元网上小额贷款，又利用一个金融工具 ABS，凡是一个贷款余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的ABS 债券，就可以循环发放贷款，往往几年里这样循环了40次。
到了2017年，蚂蚁系小贷ABS在场内外发行规模已经从30多亿元资本金滚到了3000多亿元，占到了中国消费类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九成，形成上百倍的高杠杆。
马云说“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没有金融系统。”
拜托，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就在你自己怀里。
09
在蚂蚁上市的过程中，最大的变数来自于马云的开炮。
但业内普遍认为，马云的那一次演讲，单纯的情绪性发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更不是网友们所说的什么“马云飘了”。
11月2日晚间公布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揭露了马云在担心什么。
所谓网络小额贷款，其实就是前文一直在讨论的个人消费贷。
《征求意见稿》规定：
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融资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倍；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4倍。
在单笔联合贷款中，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根据金融监管研究院的分析，如果将蚂蚁出资比例提高到30%，意味着同样驱动1.8万亿联合贷款，需要至少5400亿元表内贷款，外加1700亿元ABS，总计需要通过蚂蚁小贷放款7100亿。而根据表内贷款最多5倍杠杆的原则，蚂蚁小贷资本金需要扩充到1400亿元的规模。
如此估算，蚂蚁需要补充的资本金很可能超过1000亿元。
对蚂蚁集团来说，筹钱并不是真正的困难，真正让其无法接受的是，当前营收与盈利贡献最重要的微贷业务，被迫银行化了。
在此之前，蚂蚁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
贷款，是银行和基金们放的，我这边只做流量的对接和风控的技术输出。
如此一来，一方面在性质上，我的本质就可以被定做“科技公司”而不是“金融公司”。
其结果也是，相比于市盈率普遍在10以下的传统金融，蚂蚁以科技公司的定性，在市场上豪取40倍的盈利估值，一举超过六大国有银行，乃至传统金融第一股摩根大通。
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服务费的名义，蚂蚁可以从放贷利息中收取30%，构成其最大的利润来源。
即突破了对网贷公司资本金和杠杆率的限制，也突破了巴塞尔协议对于银行表外资本的限制。
面对新兴事物，当局本着尊重国内互联网科技创新的原则，在一开始就给了阿里、腾讯、京东等互联网巨兽以很大的自由生长空间。
事实上，关于蚂蚁在消费贷这一业务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客观上也确实拉动了国民的消费支出，对高储蓄率的传统形成了冲击，对消费市场的活力做出了贡献。
但站在风险控制的角度，我们可以接受储蓄率自然下降，速度稍慢一点，但绝对无法承担次级贷款系统暴雷的风波。
大数据监管下的消费贷，到底是金融创新，还是无边界扩张？在不确定之前，最好先呆在监管的笼子里。
新兴巨兽过于用力的撕扯，让人不得不勒紧缰绳。
众所周知，2011年，马云在未得到大股东雅虎和软银的同意的情况下，将支付宝业务从阿里巴巴集团转至由自己控制的中国公司，进而成立了蚂蚁金服（蚂蚁集团前身）。
他得以那样做的最大理由，就是国内金融监管。
民国时有一个老怪物，名为辜鸿铭。
他在北大任教时曾对学生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蔡元培，一个就是他自己。”
因为蔡元培前清时就革命，北洋时也革命，民国了还革命。那就是真革命。
而他辜鸿铭，前清时保皇，北洋时保皇，民国了还保皇，这才是真保皇。
相比之下，马云违背商业道德，将蚂蚁收归己下之时，打着监管的旗号；
而当出现风险时，监管希望收紧缰绳，马云又炮轰人家是“当铺思想”；
前者，我们可以称其为民族企业家。
后者，我们可以称其为“全球视野的科技信仰者”。
但两件事凑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又该如何定义呢？
大约只能这样说一句：
呸！监管套利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