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的这一招让人拍案叫绝！_风闻

文 | 赵清  栩先生

首发 | 栩先生（ID: superMr_xu）

1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部描写战争理论的经典之作——春秋时期由吴国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之《谋攻篇》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直译过来：在战争中，每战必破敌的常胜将军并不是最好的将领；如果能不战就让敌人屈服，这才是最好的将领。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直译过来：上等的用兵之道是凭借谋略取得胜利，其次就是用外交手段战胜敌人，再次才是用武力击败敌军，而最下下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

虽然《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家必读之书，但从里面的内容来看，它并不提倡战争，尤其不愿出现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场景。

毕竟，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不能如蝼蚁般践踏。

只要发生武斗就会引起伤亡，因此能不发生武斗就尽量不要发生武斗，若能通过“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就达到战争的目的，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在西方历史上，也有一部描写战争理论的经典之作——19世纪由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著的《战争论》。

《战争论》详述了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是战争的母体，因而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而要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

无论从《孙子兵法》的角度上看，还是从《战争论》的角度上看，要发动一场战争，并不是要比赛看谁更暴力，谁杀的人多。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延续形式，其本质依然是政治。

那么，政治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总结的非常通俗易懂：“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所以，战争的目的也是“把朋友变得多多的，把敌人变得少少的”。

要想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并不一定非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也可以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考虑，把“敌人”变成“朋友”。

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一书也指出：矛盾同时具有同一性与斗争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在《矛盾论》看来，所谓的敌人也不是永远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朋友”，这样“朋友”就可以搞得多多的，“敌人”就可以搞得少少的。

2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发生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战役，也是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1948年12月4日，淮海战役进入到第三阶段最后的收官之战，在“陈官庄战役”中，解放军将国民党杜聿明集团30万部队包围在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只有5000米，东西不过1万米的狭小地带。

集中优势兵力的解放军组织了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共26万人的强大兵力，让杜聿明30万人马成了瓮中之鳖，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了。

此时，中央军委收到来自淮海总前委的电报，申请中央军委下令发起总攻，全歼杜聿明集团。

中央军委内部兴奋异常，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都认为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宜早不宜迟，因为此时“平津战役”也已经打响了，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结束战斗，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平津战场的傅作义吃掉。

此刻，毛泽东却看着地图默不作声，然后缓缓的说：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两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此话一说出，其他人在第一时间有些不解：这是为什么？这可能让杜聿明钻个空子逃跑，也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经毛泽东对整个战局的解释，众人才恍然大悟：

原因之一，站在全局角度上考虑，对杜聿明“围而不打”，正是为平津战场考虑。

自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

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对杜聿明“围而不打”，可以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聿明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

此时，我军就可以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原因之二，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上讲，这样可以少一些伤亡。

淮海战役，华野、中野在歼灭黄伯韬集团过程中伤亡六七万人，在歼灭黄维集团过程中伤亡三万多，总伤亡已接近十万。

如果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估计我军至少要付出四五万的代价。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

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若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经中央军委商议，眼下只要能解决“华野能不能围得住”和“能不能保证对华野的后勤供应”这两个实际问题，就能实施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打”的战略构想。

在详细征询了淮海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人的意见之后，中央军委预估这两个实际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此“围而不打”的战略构想是可以实施的。

从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5日，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打”，采用“边围困边修整”的策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从精神上瓦解被围的杜聿明集团。

1948年12月17日 ，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规劝杜聿明等人“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别再作无谓的牺牲了”。

在20天中，在饥饿和绝望中，被围的水泄不通的杜聿明集团开始自乱阵脚，内部军心涣散，陆续投降的国民党军官兵达1.4万余人。

1949年1月6日，经中央军委下令，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向被围敌军发起总攻，至1月10日下午，全歼国民党军第二、第十三兵团共26万余人，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淮海战役至此胜利收官。

值得一提的是，自淮海战役打响以来，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大量的军粮、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两亿多斤。

在围困杜聿明集团的过程中，“后勤供应”一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华北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自发的使用自己家的小推车，帮助解放军向前线运送粮食、棉被物资，甚至是帮助解放军运输武器和弹药，因此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小推车大军”。

陈官庄战役后期，解放军战士每天都吃得饱肚子，而被重重包围的国民党军队只能忍饥挨饿，士气低落。

连陈毅元帅都无比感慨的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几十万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3

1948年底，另一场具有战略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打响了，那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一起并称为“三大战役”的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在北平（今北京）、天津一带打响，此时也正是淮海战役进行得最激烈之时。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军委成员，此时正在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指挥所，他们需要同时下好两盘棋——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

任何一盘棋都是至关重要的，必须站在统领全局的高度上，对两场战役进行统筹协调。

平津之战，毛泽东等人面临着两个难点：

其一，如果不进行强攻，那么时任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就很有可能逃跑，煮熟的鸭子飞了；

其二，如果进行强攻，那么北平、天津这两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城市，就很容易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怎么办呢？

毛泽东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和战势估计，也采用了“围而不打”的方式（事实上，对傅作义的“围而不打”比对杜聿明的“围而不打”还早一些）。

1948年11月29日，毛泽东发出电报，指示杨成武、李天焕、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人包围张家口，电报中强调“围而不打”。

为解张家口之围，北平的傅作义考虑再三，还是紧急派出了自己的王牌35军。

12月4日，35军从北平到达张家口，但是出乎35军军长郭景云的预料，他的主力在张家口外围刚交上火，解放军就撤的无影无踪。

这一切正中了毛泽东牵引傅作义主力的调虎离山之计，两天后毛泽东又急电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人，意图在宣化、张家口之间部署兵力准备围歼。

此时，傅作义为了保住平津，急令35军撤回北平。

12月7日，毛泽东发出急电，命令华北野战军追堵35军，电报中的口气十分严厉：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三人负责。

12月8日早8点，毛泽东接到35军被围困在新保安地区的前线来电，傅作义主力终于陷入毛泽东一手布下的包围圈。

从包围张家口到包围新保安，位于西柏坡的中央军委就一直在营造这种“围而不打”的局面。

为了使北平能够和平解放，免于战火，西柏坡在夺取这座特殊的城市过程中，表现出了少有的耐心。

此时的傅作义依然存在侥幸心理，他自恃天津城防坚固，便给了陈长捷十几万兵马，认为能固守天津3个月。

为了打破傅作义的幻想，中央军委决定“敲山震虎”，在尽量不破坏天津市区的前提下，先攻陷天津。

1949年1月15日，在东野参谋长、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的率领下，解放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占天津，歼敌13万多人，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整场天津战役中，除中纺七厂因守敌顽抗而被毁外，全市工厂、学校、街道大都保持完好。

1月上旬，傅作义已收到了淮海战役中杜聿明被俘的消息，此时他梦想能坚守3个月的天津，结果解放军只用了1天就攻陷了，这对他的信心来说，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

天津战役之后，北平彻底成了一座孤城，经济物资严重短缺，解放军继续对北平“围而不打”，城内的国民党部队却早已军心涣散。

1949年1月29日正值春节，中央军委下令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

1949年1月31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军事及政治上都遭到挫折的傅作义放弃了抵抗，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对国民党来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次劝降傅作义的工作中，一个有特殊身份的共产党员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居然就是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

自己亲手委任的华北“剿总”司令，他的女儿居然是共产党员？这恐怕是蒋介石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吧？

4

无论从淮海战役中出现的华北人民“小推车大军”来讲，还是从平津战役中共产党员傅冬菊劝服父亲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改编来讲，我们都清晰的看到了一个明显且重要的信息：

国民党不得民心，而共产主义思想却已深入群众内心，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偶然。

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都展现出了“围而不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手笔，在取得胜利的同时避免了重大伤亡，其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孙子兵法》中“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争的目的，本来也不是为了杀更多的人，而是为了“把朋友变得多多的，把敌人变得少少的”，把“敌人”转化为“朋友”，也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方法。

对于杜聿明、傅作义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共产党的敌人，可建国后又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建国后，杜聿明曾任中国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杜聿明曾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曾让杜聿明无比感慨，他深情地说：

“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建国后，傅作义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长、全国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1972年2月25日，傅作义曾致函尼克松，称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

……

事实上，杜聿明、傅作义归顺共产党，并在建国后参与建设新中国并不是个别案例。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内部军心动摇，众多的原国民党将领都选择弃暗投明，归顺于共产党。

1949年8月4日，原湖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程潜、原国民党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陈明仁共同发表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湖南省会长沙，长沙和平解放。

1949年9月19日，以原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为代表的39人联名通电，率部6万余人举行起义，宣布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原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发出通电，宣布率新疆全省军政人员起义，新疆获和平解放。

……

与杜聿明、傅作义一样，诸如程潜、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包尔汉等原国民党官员，在建国后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身居要职，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早在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书中就提出了“三大法宝”，而“统一战线”正是三大法宝之一。对于“统一战线”，毛泽东也说得非常通俗易懂：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正是有这种博大海纳百川的胸怀，有这种将“敌人”转化为“朋友”的魄力，有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手笔，共产党才会“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精诚所至，何事不成？

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对于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毛泽东更加信心满满。

在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讲话，其结尾处更是让人振聋发聩，每一句话都引发了阵阵掌声：

“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战争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和平，只有战争才可以消除战争，只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就可以消除战争。

所谓“伐谋”，伐的是思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所谓“伐交”，伐的是团结，建立最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的是人之本性，发扬人的善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敌人弃暗投明，把“敌人”转化为“朋友”，共同建设新中国。

如今，当我们走进北京天安门广场时，都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引人注目。巨幅画像的两侧，各写着一行字。

 

巨幅画像的左侧，写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们的共同心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巨幅画像的右侧，则充分展示出了毛泽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精髓：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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