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朝鲜战争：在偏见中忧伤_风闻

就像乔治·凯南说的，朝鲜战争对于美国是一场“无利可图又名誉扫地的战争”。在之后漫长的孤立和制裁中，美国并未能把朝鲜改造成托马斯·杰斐逊的追随者，而类似的失败又在越南、中东、北非重复。美国人始终不能理解：在那些被他们视为反派的国家里，有着和白人新教徒一样真诚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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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冲动：以民主之名

“是我们的盲目，和未经检验的假设，构成了仇视金正日的核心——这使得他同时兼具可笑、可耻、可恶的性质；我们辱骂他，他则对我们以及我们的价值嗤之以鼻，我们也拿他无可奈何。”

——《朝鲜战争》，布鲁斯·卡明斯

很少有美国人像布鲁斯·卡明斯这样抛开意识形态偏见审视自己的国家。这段摘自他书中的文字，到今天依旧是美朝关系的缩影。

不难想象，当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用轻佻、夸张的肢体语言，取笑他口中的“火箭人”时，台下的支持者会发出多么淳朴的笑声。这些人也许不清楚朝鲜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但不妨碍他们为正义洋洋自得，因为“美式民主即世界公理”而无需任何思辨。

“没离开过故乡的人，脑子里充满了偏见”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赋予了他们的军事行动英雄主义和浪漫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1950年对朝发动“警察行动”具有同样的正义性。民主是美国在文化上展现的信条，在领土、疆界的政治属性上，美国早在一战前就流露出帝国的冲动。这种冲动自朝鲜战争开始，便成了美式民主对外输出的常态。

一位年轻的美国陆军军官和妻子在码头等待开往朝鲜半岛的舰船

西奥多·罗斯福因调停日俄战争获得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位和平缔造者，在3年前刚刚肢解了哥伦比亚，力促巴拿马独立，为美国成功拿到运河。哥伦比亚总共被赔偿了2500万美元，这就是巴拿马的价钱，一个为美国连通两大洋而诞生的国家。

“在北极、巴拿马运河和南极三个等距离地区扬起三面星条旗，以标志我国的疆域范围，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整个西半球将属于我国，因为我们是优等民族。”1912年，老罗斯福的继任者、另一位共和党总统威廉·塔夫脱这样说到。

1950年8月，美国海军“海伦娜”号向朝鲜目标开火

“优等民族”很自然地担起了“白人的负担”，“体格健硕，为人可靠，品质高尚”的他们，有义务对“虚伪狡诈的非白人世界”进行统治，而非白人世界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管辖。

二战以后，美国接管了欧洲的国际权力，在世界多国设立永久驻军，今天的韩国也在其中。这些遍布全球的美军基地构成了“帝国的列岛”，然而这份“殊荣”一开始并未落在朝鲜半岛头上。在东亚地区，美国最大的兴趣当然是中国，其次还有日本。

美国人喜欢日本人——他们在吃苦耐劳、有组织有纪律、甚至富于侵略性方面与白人如出一辙。至于朝鲜，美国人兴趣寥寥，它不过是群鲸乱战中的一条小虾。自1905年以来，美国从未质疑过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老罗斯福还曾衷心祝福日本可以将朝鲜“现代化”。

1950年7月，一架运送伤员的C-47运输机抵达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是美军进行补给和空袭的枢纽

直到珍珠港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半岛政策。随着核弹在日本土地上溅起漫天蘑菇云，日本利益退出半岛已成定局，为了不让其落入“不适当的国家”手中，美国必须施行占领政策。

对日作战结束后，美、苏在朝鲜半岛上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受驻朝日军投降。“在朝美陆军司令部军政厅”历时3年之久，深远影响了战后半岛命运。1948年，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后成立了。在南半岛，华盛顿心不甘情不愿地选择了李承晚，一个在美国流亡数十年的狡猾政客。好的一面是他和蒋介石很像，但坏的一面也是如此。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朝鲜成为其保护国。1910年，日本兼并朝鲜，直到1945年向盟国投降

与其说这是出于民主的考量，不如说是为了东亚地区的美国利益。美军战后接管了日本，并对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的“顾虑”感同身受：朝鲜半岛，就像一把插入日本心脏的尖刀。

在李承晚政府中，有大量公职人员曾在日本占领时期为其效力。这种不可思议的安排出自美国的“好意”，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然而，在北方的朝鲜人看来，这些人是不共戴天的民族败类。消灭卖国贼，是不久后的战争目的之一。

在李承晚的就职典礼上，麦克阿瑟对他说，“如果韩国遭到袭击，美国会像保卫加利福尼亚那样保卫韩国”。而他说这番话前，并未征求任何华盛顿官员的意见

能读韩语、研究半岛近现代史的卡明斯认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美国人对朝鲜的历史、文化都一无所知。事实上，知与不知并不重要，无论日本曾对朝鲜民族犯下哪些罪行，到了1950年，它已经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了。

2

“失去”中国

“他们听到一种类似风笛的声音。起初有些人以为是英国旅的援军到了，然而那是从军号中发出的诡异声响。很多人会在此后终生难忘，因为这种声音不仅代表着中国军队即将投入战斗，还是对敌人的一种强大威慑。”

——《最寒冷的冬天》， 大卫·哈伯斯塔姆

“他们不是同一种人吗？为什么朝鲜人作战如猛虎下山，韩国人却如绵羊溃散？”朝鲜战争初期，一位美军上校对韩国军队把美式装备转交给敌人的速度大为不解。美国人没理由困惑，同样的事情不久前也在中国发生过。

一群南方士兵拖着一架57毫米反坦克炮进行转移。朝鲜战争初期，撤退是韩国部队的常态

“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同时美国在那一地区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1944年，为了让蒋介石接受由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指挥国民政府的所有武装力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给他的信中写到。

自1941年对日宣战以来，中国的战争走向和政治局势，变得对美国愈发重要。美国需要中国领土起降飞机，同时，如果中国军队拖住在中国大陆上的百万日军，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推进就会顺利一些。另一方面，尽管日本人还在不遗余力拖长时间，但大势已去。美国希望“自由中国”在战后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强国来维持东亚稳定。

史迪威认为，蒋介石号称300个师的兵力事实上只有60%，其余是他吃空饷的工具

然而，就像史迪威将军看到的，国民政府已经在漫长的战争中疲惫无能、贪污腐败。**1949年，华盛顿失望地发现，中国人民选了一条自己的路，仿佛美国人从没到过那里一样。**这种忧伤的论调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美国“失去”了中国。

失去的前提是有过。美国何曾“拥有”中国？可那时的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当初经历千辛万苦也要穿越“驼峰航线”为中国提供物资，不只是地缘政治的战略需要，也出于“白人的负担”，美国人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有着莫名强烈“父爱”。

1945年10月，一对美国男女在中国坐黄包车

大量美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在晚清来到中国。用汉学家费正清的话说，这些人对中国怀有不切实际、宗教式的冲动情感。他们将基督教、物质进步、美式信仰和生活方式传递给中国人，这让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看到了一种极具诱惑的可能性。

这些人的孩子，很多在中国长大，对中国的情感比其父母更深，也更复杂。在某种意义上，蒋介石的失败就是其父辈的失败，意味着美国“福音”被拒之门外。于是，当他们回到祖国时，便成了为“第二故乡”争取援助而奔走的说客。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蒋介石

《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就是一位来华传教士的儿子。蒋介石十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与卢斯的中国热情关系密切，他甚至认为蒋介石是除丘吉尔之外最伟大的世界领袖。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之后的解放战争，他旗下的媒体对从一线发回的报道进行了严密审查、修订或封锁，尽管史迪威将军和那些身在重庆的美军顾问不止一次向华盛顿做出“蒋介石必将垮台”的预警，但普通美国人对国民政府的腐朽和节节溃败知之甚少。蒋介石逃至台湾岛，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

卢斯对蒋介石的兴趣，代表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态度。这是一个无形但确实存在的组织，在华盛顿有着庞大势力，活动频繁。他们中的成员包括卢斯这样的人、共和党人、保守派政客和巨商，与有权有钱的蒋氏家族成员来往密切。在他们的煽动和交际下，美国国内的政治舆论沉浸在一片拥护蒋介石的浪潮中。

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就曾抱怨，他在抗战期间对国民政府的报道被卢斯改的面目全非。不过，《时代周刊》还是刊登了他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报道

就像哈伯斯塔姆在他的著作中感叹的，从1949年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给出了错误答案：几亿人口的大国，和那个远离大陆的小岛，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国？

这个错误的答案，让美国人在1950年的洲际政治上出现了严重误判，“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当中国政局尘埃落定之时，“院外援华集团”要求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而“失去”中国的罪名，则被扣在了国内执政党头上——从罗斯福到杜鲁门，民主党的掌权时间显然太长了，正是他们的支援不利，导致了“自由中国”的“沦陷”。

3

国内政治

“哈里，”罗斯福夫人平静地说，“总统去世了。”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应该是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她说，“现在陷入困境的是您啊。”

——《杜鲁门回忆录》

“我有一袋屎，并知道怎么利用它。”1950年，臭名昭著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指控美国政府内部有大量通共人员，美国国内政治急速右转。

麦卡锡（左）

仇共情绪在美国由来已久。富兰克林·罗斯福直到1933年才在外交上承认苏联，前提是苏联不得在美国进行革命煽动和共产主义宣传。讽刺的是，在一些极端保守派看来，罗斯福本人就是美国政府的头号“社会主义者”。

尽管新政帮助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但关于总统权力的争论也达到了高峰。罗斯福的理论基础是，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这严重冲击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即自由市场、契约精神、私人财产权利、州内自治权和有限政府。

新政初期，很多改革方案被最高法院驳回，引发了一场关于新政合宪性的全民讨论

社会舆论担心高尚的目标将使总统权力超出应有范围，共和党保守派则怨恨罗斯福新政让美国抛弃了“美利坚主义”，大城市正在被天主教徒、外国人、犹太人、黑人和工会占领。

一直以来，美国政治的保守派都很难和孤立主义者、本土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划清界限，而这些人恰恰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美利坚主义者。在外交事务上，他们不希望美国在战后承担过多国际责任，特别是再为日益衰落的欧洲卖命。共和党中也不乏国际主义者，但他们同样不看好欧洲，而认为美国的未来在东亚。

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二战后制定了旨在复兴欧洲的计划，而忽视蒋介石，这让他成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攻击对象

“不在河流中间换马”的口号让罗斯福在战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连任，共和党忌惮于民意选择隐忍，当哈里·杜鲁门上台时，二战大局已定，是时候向民主党发难了。1945年，罗斯福在他的第四届连任中去世了，副总统杜鲁门继任。从那一刻起，“中国问题”就成了他在整个任期都要应对的困境。

罗斯福与杜鲁门（左），后者只做了3个月副总统。未来8年，他的决策影响美国至今

对于1945-1946年的中国，杜鲁门知道出兵是不现实的，美国人民和国会都不会同意把正在陆续回国的军人投送到中国大陆，去干预一场可能发生的他国内战。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通过经济援助来恢复中国的元气，这样便能削弱共产党的号召力。但这种援助的前提是该国秩序稳定、政府享有威信，以让人确信援助不会落入军阀和奸商的口袋。”

蒋介石永远不可能在中国确立杜鲁门想要的那种威信。从杜鲁门的角度看，放弃蒋介石是真正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但对共和党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政治话题。“**对蒋介石政府支援不利”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法：在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过于软弱。**当中国的解放战争结束时，围绕“中国问题”的国内政治斗争在美国刚刚开始。

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杜鲁门仅以微弱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以至于《芝加哥论坛报》搞错了结果，打出“杜威击败杜鲁门”的标题

事实上，“软弱”的标签根本贴不到杜鲁门头上。是他作为美国总统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也是他开启了美苏长达44年的冷战，并创建了中央情报局。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第一时间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于共产主义，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仇视，坚信美国承担着恢弘的全球使命，并且把乔治·凯南的有限遏制升级为全球遏制。

“遏制政策”最早由洞悉东亚事务的凯南提出。他构想的是有限度、有节制的遏制，主要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而非军事行动来实现。在“中国问题”上，他认为新中国和苏联的情况不同，美国政客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过于简单粗暴，而忽略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各自的民族背景和彼此间差异。如果美国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不适合的地区，不仅对该地区起不了作用，而且可能自酿苦果。

乔治·凯南

随着冷战对抗加剧，美国进入了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时代，“麦卡锡主义”把一大批像凯南这样有专业背景、态度审慎的东亚、中国事务专家诬陷、排挤出国务院，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精通国内政治的强硬派、保守派。美国还是陷入了凯南的警告。

杜鲁门和幕僚们曾经探讨过与新中国和平相处、并以最终承认新中国为目标的对华政策，但共和党的攻讦、“院外援华集团”的阻挠、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政府对战争走向和洲际政治的误判，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零。直至1972年，反倒是一位共和党总统开启了中美之间的“破冰之旅”。

哈伯斯塔姆认为，如果当初那些“中国通”没被边缘化，美军也许就不会鲁莽地跨过三八线，那么历史将被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美国也从未以朝鲜战争为鉴。**在后来的越南和伊拉克，偏见一次次让帝国冲动，又一次次让帝国忧伤。**国内政治比地缘政治更能左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也决定着他国的命运。可美国人对两河流域的了解真的比朝鲜半岛更多吗？

1950年8月28日，一名美军士兵为同伴的丧生而痛哭

国内政治也让杜鲁门成了众矢之的。朝鲜战争第一年，以他为首的冷战自由派，和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代表的保守派，对于打一场“有限战争”还是“全面战争”存在巨大分歧。

1951年，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指挥权。在命令下达后的24小时里，白宫收到5000多封电报，其中3/4支持麦克阿瑟。将军在一年后的民意调查中被评为“最伟大的美国人”，而总统的支持率只有22%，比理查德·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24%还要低。

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会面，后者认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微乎其微

杜鲁门没有在1952年寻求连任，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是为了重建被罗斯福打破的惯例，但历史学家认为，解职麦克阿瑟无异于“政治自杀”，那之后的民意让他心灰意懒。有趣的是，多年之后，他又在“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排行榜上名列第六，这一次民意给出的理由是，杜鲁门在危机中展现了出色的领导力。至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人从未怀疑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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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战争

“我们已经被迫建立了一个规模极大的常设性军事工业，用在这上面的花费超过了美国所有公司的净收入。”

——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61年，卸任演讲

在美国人的语境中，朝鲜战争开始于一次“警察行动”，当它结束时，被定义为“有限战争”。1970年之后，随着美军在越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朝鲜战争成了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当美国人回忆1950年代时，首先想起的可能是新兴的好莱坞彩色电影，性感的玛丽莲·梦露，尾翼像火箭一样的新款汽车，梳油头穿皮衣的男青年，刚刚分离的两件套女士泳衣……而不会是尚未破除的种族隔离、普遍的性别歧视。那是美国梦的一个黄金时代，怀旧气氛会自动过滤掉残酷事实。

事实上，梦露曾在1954年到过驻韩美军基地，但除了那些老兵，这可能不在普通美国人的公共记忆里

更别提那场很难被理解的战争了，对于美国人而言，**它既不像二战那样动机单纯、目标伟大，也不像越战那样给美国留下创伤记忆和文化符号。**越战因为电视新闻的普及被称为“起居室战争”，美国人被电视上的残酷场面吓怕了。哈伯斯塔姆就是凭借在西贡的一线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当他开始写《最寒冷的冬天》时发现，图书馆里讨论越战的书有88本，而关于朝鲜战争的只有4本。

沃尔特·克朗凯特被美国人称为“最受信任的人”，他曾在越南问题上支持政府，但在1968年前往一线采访后，他向美国人做出了“血腥将以僵局告终”的评论

卡明斯并不完全同意“被遗忘”的说法，他觉得美国人不是遗忘，而是不了解。战争期间，美军中流传着一句话：Die For a Tie（为平局而死），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亲历者的逝去，这样一场战争就变得有些精神分裂了。

“决定保卫韩国，是杜鲁门总统任内的光彩时刻；决定向鸭绿江进军，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无法估量的失败，摧毁了杜鲁门政府。”卡明斯写到。对于自由派来说，战争没有从“有限战争”进一步扩大，也算一种“胜利”。而对于保守派，朝鲜战争是完全失败的，因为美军史上第一次吃了败仗。

美剧《陆军野战医院》（M*A*S*H）于1972-1983年在美国播出，这部剧以朝鲜战争为背景，但针对的却是越南战争

无论是真的忘了，还是精神分裂式的难以理解，图书馆里的88:4也许能代表民间记忆，但肯定不是美国政府的态度。因为这场战争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让国会把国防预算增加到原来的4倍，五角大楼的影响力大幅提升，金日成无意间拯救了一大堆经费庞大的国防工业项目，“列岛”在帝国版图上变得密密麻麻，并催生了为此服务的国内军事-工业复合体。

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嗔斥，“普遍的军事工业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我们的大脑”，但后来的政客们总有办法把它延续下去，冷战结束了，还有“反恐战争”，还有那么多“流氓国家”需要“世界警察”主持正义。只要为了“伸张正义”，有限的事实和错误的情报从来不是障碍。

一名伊拉克男孩向路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车队乞讨食物

在朝鲜半岛之后，美军或中央情报局的身影又出现在古巴、多米尼加、刚果、越南、柬埔寨、也门、智利、格林纳达、洪都拉斯、索马里、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这其中很多地方发生的不对等角力甚至称不上战争。

1950年6月28日，一名美军飞行员驾驶B-26轰炸机坠入黄海，他的遗体在3年后被找到并送还给他的遗孀

而美国人只记住了越南和伊拉克，或许是因为在那里，帝国感受到了一种模糊又似曾相识的忧伤。像那样占不到便宜的经历，在帝国短暂的历史上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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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大卫·哈伯斯坦姆（美）

2、《朝鲜战争》，布鲁斯·卡明斯（美）

3、《将军VS总统：核战边缘的麦克阿瑟和杜鲁门》，H·W·布兰兹（美）

4、《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巴巴拉·塔奇曼（美）

5、《杜鲁门回忆录》，哈里·杜鲁门（美）

6、“美苏冷战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崔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