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林则徐主张中国自产鸦片吗？（续补）_风闻

文本解读，不宜以偏概全，更不能断章取义。至于研究历史，并不只看表面文章，实际上也不排斥甚至经常做一些适当且合理的猜测和想象。那么可不可以猜测：这篇《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虽然没有明言弛禁种植罂粟、建议自产鸦片，但真实的用意，却其实是以一种隐晦的表达方式来试探道光皇帝的态度呢？做这样的猜测，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对照，真正的鸦片弛禁论首先就是以一种曲线的方式提到道光皇帝面前的。

众所周知，鸦片弛禁论的代表人物是许乃济，他在1836年6月（时任太常寺少卿）奏请允许外洋鸦片以货易货入口、照常纳税，并宽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但是早在1834年11月，这一方案实际上已经推销到道光皇帝面前，《两广总督卢坤奏请对英人私贩鸦片一事应暂为羁縻约束再图禁绝片》内称：

【“总之，势成积重，骤难挽回。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为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为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

卢坤表示，准许鸦片合法纳税输入以及放开栽种罂粟这二条意见都有可取之处，但与朝廷禁令相违而不可行。这就是典型的试探。但是仅凭这段文字本身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事情的前因后果有明确记载。梁廷柟《夷氛闻记》述其原委说：

【光禄寺卿许乃济之观察粤东也，稔知非恃文告可禁，害将无所底止也，时怀隐忧而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顺德何太青，令仁和、擢丞乍浦，罢归，谊最投契，从容为言：“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如无敢举以入告何!”乃济大为所动，以质教官之监课书院吴兰修者。兰修故嘉应名士，号多闻留心世务者也，亦是太青言，退为论曰《弥害》而畅明之。总督卢坤、巡抚祁土贡见而心折。兰修更约其长学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番禺仪克中，各著论以与为辅翼。坤随述《粤士私议》，附片陈焉。以例方严，仅约略其词，终不敢明请弛禁。】

按一，许乃济1833年出任光禄寺少卿前在广东为官8年，历任肇罗道、督粮道、高廉道。高廉道加按察使司副使衔，很多著述径称许乃济曾任广东按察使，或有不确。

按二，何太青与许乃济同为嘉庆十四年己巳科进士（是谓同年之谊），何在许的家乡浙江为官，从嘉兴海防同知（驻防乍浦）罢归广东后，许尚在广东为官，二人关系密切并不奇怪。

按三，吴兰修、熊景星、仪克中三人均为举人出身，皆为与广东官方关系密切的地方名士，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学海堂集广州4所书院于一体，吴兰修是第一任学长，熊景星后续也曾出任学长。

梁廷柟同样是广东名士，不过他的立场是坚定地站在禁烟及林则徐这一边。《夷氛闻记》成书于道光末年，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当代史，所述卢坤以曲笔奏请开禁鸦片罂粟之事原委，指名道姓如此具体而未见置疑，当无不虚。此奏上达后，道光皇帝置之不论。不到一年时间，卢坤卒于任上。然后就是许乃济的明确奏请，也并无新意，不过是“取兰修旧说，稍稍润饰条上。”

参照弛禁外洋鸦片及本土罂粟意见的出笼经过，1833年5月的《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比1834年11月的卢坤奏片还早1年半。如果此折是出自广东而非江苏，那么我们当然会考虑其中出现“两害相较”的二句话是否别有用意，而且多半会认定这是试探道光皇帝态度的更早的一步。但实际完全相反，这二句话来自江苏而非广东，更来自禁烟立场坚决的林则徐，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排除疑虑、不作多想吗？也不是，该疑则疑、有疑则释疑，方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然，这里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广东的弛禁论与江苏的两害相较论是有本质区别的、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广东的弛禁论相信土产鸦片可以代替外洋鸦片，从而减少白银外流，所以鼓吹鸦片输入与内地自产尽可一体弛禁。而江苏的两害相较论，则认为自产鸦片不可能影响外洋鸦片输入，所以必须严防紧守外洋鸦片输入。注意，这里的思维方式是两害相权去其重，而非两害相权取其轻。照此分析，江苏的两害相较论更像是专门针对广东弛禁论而提出的驳论，只是此时广东的弛禁论尚在酝酿中，江苏方面不一定有所闻。但即使主观上没有针对弛禁论的动机，客观上确有针对弛禁论的效果。难道不是这样吗？！

以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比如它首次提出中国自铸银币，而其中最突出的观点则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整段文字中，即：鸦片输入乃白银外流的主因，其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完全不可接受。因此，这也是一篇重要的禁烟文献。但奇怪的是，长期以来，相关论者可以从中摘取词句用来说明林则徐坚决禁烟的立场（这完全没有错），却吝于全面清楚地说明这坚决的立场因何而来。偶有指出，这是林则徐关于禁烟的第一个奏折，也同样吝于全面地分析和说明。这表明，有意无意的避讳确实存在。更奇怪的是，林满红断章取义，从整段文字单挑出二句（甚至是在这二句中又只挑出前面的一句）加以曲解，断言林则徐主张弛禁鸦片以减少白银外流（这完全是错误的），已有一二十年之久，竟未见批驳。这说明，奏折中“两害相较”这二句确实在相当范围及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学界的疑虑和困惑，迄今而未解。

文本误读之外，疑虑与困惑到底在哪里？也许与在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林则徐又有近似的文字表述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