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续）_风闻

而且即便是在这些发达工业化国家，将国企私有化以后的结果也很不理想。另外，好多发展中国家就连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都还没有进入，就跟着欧美日大谈国企私有化，这是把别人的屋顶当成自己的地基来搞工业化建设的荒唐思路。事实证明这场私有化运动的经济效果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尤其是造成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国家主导市场经济能力的丧失。发展中国家当时需要做的是确立和实施正确的符合潜在比较优势和未来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修建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大力创造和开辟世界市场，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拉动就业，提高国民收入，为政府税收创造良性循环。而这样做需要强化国家能力。但是“华盛顿共识”做的则是相反的工作，不是帮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来新建急需的基础设施以克服经济发展的瓶颈结构，而是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削减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而它们削减的这些东西正是这些国家经济维持高速发展的必要基础。一旦这些基础被削减，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条件就会被进一步削弱，经济自然会陷入停滞，甚至国家都会陷入混乱。

换句话说，国企的存在和有效运作是民生保障和民企繁荣的条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采纳“华盛顿共识”进行铁路私有化之后，铁路里程由接近5万公里缩减到了1万多公里，社保市场化之后，参保人数也大幅降低，国家陷入经济停滞也就是必然的。

成功工业化国家历史上高效而著名的国企是很多的。比如全球著名的韩国浦项钢铁公司（POSCO）、仅次于波音和空客的全球第三大民用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航天集团（Embraer S. A.）、世界电力行业中最大的企业法国电力公司（EDF）、全球电信业第四大的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TT，全球500强中排名第65位）、全球服务质量第一的新加坡航空公司，以及芬兰航空公司、瑞士航空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

以下是发达国家的部分（挂一漏万的）国企名单：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1834年成立）、比利时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930年成立）、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1919年成立，1995年私有化）、丹麦国家铁路公司（1867年成立，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火车运营公司）、丹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1972年成立）、以色列国有住房公司（1949年成立）、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1953年成立）、以色列电力公司、以色列国家公路公司、意大利国家道路公司（1946年成立）、意大利投资银行（CDP SpA，1850年成立）、韩国国家石油公司（KNOC，1979年成立）、卢森堡国家银行（1856年成立）、卢森堡国家铁路公司（CFL，1845年成立，1946年国有化）、荷兰天然气基础设施和运输公司（1963年成立）、荷兰铁路运营公司（NS，1938年成立）、新西兰电力公司（TPNZ，1994年成立）、挪威铁路建设和维修公司（BaneService，1883年成立）、挪威房地产公司（2000年成立）、挪威天然气公司（Gassco，2001年成立）、新西兰电力传输公司（1994年成立）、葡萄牙里斯本公共交通公司（Lisbon Tramways Company，1872年成立）、葡萄牙国家银行（CGD，1876年成立）、新加坡能源有限公司（1995年成立）、新加坡房地产公司（CapitaLand Limited，凯德集团，2000年成立，亚洲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新加坡控股公司（淡马锡，Temasek，1974年成立）、西班牙造船公司（Navantia，1900年成立）、瑞典国有医药零售公司（Apoteket AB，1970年成立，是一家垄断药品零售业的国有公司）、瑞典电力公司（Vattenfall，1909年成立）、瑞士联邦建筑工程公司（EidgenÖssische Konstruktions Werk Stätte，1867年成立，旨在使瑞士军队独立于外国，满足其设备需求，生产火炮、车辆和其他典型的军事装备）、瑞士联邦铁路公司（1902年成立）、英国中央电力发电局（CEGB，1957年成立，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英国铁路公司（1948年成立，1997年私有化）、英国广播公司（BBC，1922年成立）、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2015年成立）。

这些国有企业为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和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在GDP中的占比仍然高达13%～15%。即使在2000年后，中国台湾的国有企业产值仍占GDP的16%，新加坡占22%。相比之下，许多经济表现不佳的国家，其国有企业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很小。比如，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之前，阿根廷的国有企业也只贡献了约5%的GDP，菲律宾国企贡献的产值只占GDP的2%（Chang，200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在GDP中的份额越高越好，而是意味着需要维持一个符合国情的比例。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是，私有化不是解决（大型）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如果政府有能力实施好私有化，政府就有能力经营好国有企业；反之，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经营好国有企业，政府也不会有能力实施一个好的私有化（张夏准，2018）。

七、中国的高储蓄现象和欧洲的原始积累

之比较

笔者认识的绝大多数从西方回国的经济学家，和许多国内自学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抱怨说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太高了，投资一度占到国民经济总收入的50%左右甚至更高，挤出了私人消费。他们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国有银行体制下的金融压抑造成国企过度投资，扭曲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而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最充分理由居然就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比如，2015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3.7%，日本是4.2%，OECD国家平均不到10%[1]，而中国则为47%。

如何理解中国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率现象？按照国民经济统计法定义，国民总储蓄是国民经济总产出（GDP）减去民间总消费和政府支出后余下的部分，因此总储蓄等于总投资与净出口之和。在中国，总投资占国民经济总储蓄的90%以上，所以理解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的关键是理解中国的国民总投资，它包括民间投资和国家投资，笔者估计它们各占总投资的一半左右。

首先，不像盲目采纳私有化的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中国的国内投资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国内储蓄支付，而不是国际债务。而中国的储蓄率之所以很高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体现为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08；付才辉、郑洁、林毅夫，2018）和遵循“胚胎发育”的市场培育原则（文一，2016），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镇企业生产的小商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拥有广阔的市场条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富有竞争力，因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产生大量的积累和剩余来支付国内总投资。

其次，对国内总储蓄的使用中，国家投资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为民企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不断打造优质基础设施和创造良好市场条件，因为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广度和运转速度。

前面提到，日本20世纪初在轻纺工业高速增长几十年之后，迎来了对重工业产品尤其是重型基础设施（比如电气化铁路）升级的巨大国内需求，因此政府主动出击，依靠国有化以后的高效铁路管理体系和国家财政，对铁路系统实现升级改造，很快就实现了全国铁路系统的电气化。在这个过程中，仅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项就一直占全国总投资的50%左右。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进入了重工业革命阶段，即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国民储蓄和总投资在GDP中的占比继续上升，从40%到超过50%。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正确的按照比较优势实行产业升级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在90年代末以后为了满足由于巨大的轻纺工业的增长而带来的对能源、通信、动力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与克服这个瓶颈结构的需要而开启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站、电网、高速公路和高铁系统建设。另外，重工业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需要大量的石油、煤炭及钢、铁、铜、铝等冶金材料，而这些原材料除了国内自己开采以外许多需要按照世界市场价格进口，因此推高了中国的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成本，而这些巨大成本也需要国内高储蓄来支付。然而，欧洲列强和美国与日本在二战前的工业化过程中，很多原材料是依靠殖民地掠夺而获得的，这大大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升级成本，降低了对国内外债务的需求。比如，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旗舰产业是纺织业，而纺织业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棉花）是从它在亚非拉的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的。美国南方的奴隶种植园产出的棉花的出口利润是完全由英国纺织业与美国南方奴隶主共同分享的，非洲黑奴什么也得不到，这些榨取的剩余价值维持了欧洲纺织业的兴旺。欧洲列强在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需要大量的煤炭、冶金矿藏和石油，这些原材料和能源大多是从非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掠夺来的。日本二战前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石油、煤炭、铁矿和其他原材料是从中国东北、台湾还有东南亚各国掠夺的。

其实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是很高的，比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家储蓄率为33%，韩国为37%，新加坡在1995年为49%，2007年达到52%，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90年代初期为36%，在2008年达到53%（Ma and Wang，2010；付才辉、郑洁、林毅夫，2018）。为什么二战后崛起的这些经济体都具备而且需要如此高的储蓄率来维持高速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采纳了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政策，遵循了“胚胎发育”式的市场创造和基础设施升级原理（乔治·佛梯尔，2016；付才辉、郑洁、林毅夫，2018）；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西方列强、美国19世纪、日本二战前那样通过殖民掠夺、垄断贸易获取高额利润和对弱国索取帝国主义战争赔款来实现工业化了，因此都必须依靠自身国内极高的储蓄率来实现工业化。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当然是避免谈论殖民和战争与工业革命关系的。即便在假设和平国际环境和完全公平竞争的西方经济学模型中，也并没有任何一条定理证明西方国家目前的储蓄率是最优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所谓索罗增长模型里关于储蓄的“黄金率”。按照这个黄金率，在均衡条件下，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储蓄率应该等于生产函数里产出对于资本要素的弹性系数（通常叫作阿尔法系数）。中国经济学家张军利用中国宏观数据对这个弹性系数做出的估值是0.5。这意味着即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的最优储蓄率应该是50%，而不是其他。那么为什么国内经济学家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中国储蓄率太高了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他们不自己思考，以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完成以后的经济数据和储蓄率为标准，别人低你就得低，没有其他理由，哪怕索罗模型摆在那里也可以忽视。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推理方式，是典型的被科斯批评的“黑板经济学家”的特征。对于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似乎是一个用来批评中国的虎皮工具，有用的时候就拿出来吓唬人，与事实矛盾的时候就假装不知道。而且一旦有个别学者这样做，其他人也跟着起哄，鹦鹉学舌地说中国高储蓄是因为存在极大的制度扭曲和资源错配，要不然储蓄率为什么比美国高。

其实，忽视张军的研究结果而按照美国生产函数中的阿尔法系数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现象，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办法就是假设中国存在严重借贷约束，因此消费者为了平滑消费从事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高储蓄的结果。但是即便这样这也只解释了储蓄的提供，而无法解释储蓄的使用，即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中国的高投资率一方面来自中国稳定宏观条件下民间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国家的高效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方面来源于中国民企和国企共同面对的高投资成本。从欧美日二战前工业化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在缺乏殖民掠夺和奴隶剥削的条件下，工业化过程中的高投资付出也与高原材料进口成本密切相关。这与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采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产业政策创造高储蓄来支撑高投资而崛起的经验是一致的。其他的像借贷约束和金融压抑等因素是次要的。换句话说，高储蓄主要是由正确市场发育路径创造并由高投资拉动的。高储蓄主要来源于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高积累，而高投资的需求除了民企资本积累、生产投资产品所需要的各种重工业原材料的开采和进口以外，还包括一个有为政府按照“胚胎发育”的市场培育原理积极主动提供各种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结果。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高投资是否挤出了消费？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即便在高投资阶段国民总消费也是高速增长的，只是没有投资增长的速度快而已。

为什么高投资在中国没有挤出或压抑消费？我们知道生产投资产品和消费产品都需要原材料。而西方经济学模型假设自然资源是固定的，因此在给定资源下如果把过多资源用于生产机器和基础设施，那么留给消费品生产的自然资源必然减少。问题在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煤炭和石油都是没有用的地下资源，是由于工业革命才被大量发掘和开采的，因此工业革命中会有更多、更新的自然资源被用于生产机器和消费品，投资不仅不会压抑消费，反而会提高生产消费品的技术和中间要素投入。中国也一样，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的重工业发展高潮之前，发展的主要是轻纺工业，需要的原材料主要是棉花和农副产品，后来才是人造纤维、煤炭、冶金、石油等。中国在以乡镇企业和小商品生产为主的20世纪80年代根本就没有产生对澳大利亚矿产的巨大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巨大需求才由于重化工业革命的爆发而出现。“黑板经济学家”误以为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其实任何工业产品生产中消耗最多的生产要素是原材料而不是资本和劳动，原材料成本在所有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达到90%以上。工业化需要海量的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对于落后农业国家来说是没有统计意义的沉睡的资源，只有工业化才能让它们焕发青春。一旦原材料被大规模开采和应用，投资和消费就可以同时增长，但是消费在初期不会比投资增长得快，一是因为劳动力过剩，二是因为原材料开采和加工本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投资或进口。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本没有正确地反映原材料的位置和价值，虽然GDP统计的是增加值（即扣除原材料价值后的产值），但是工业化的规模效应决定了原材料数量和种类的扩张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这个贡献往往被错误地包含在所谓的索罗残差里。同时也别忘了开采和冶炼原材料的机器也是通过投资获得的。

因此如果没有投资，就不会有长期经济增长。跟着西方教科书鹦鹉学舌的国内经济学家也许会说，索罗模型告诉我们只有技术进步才是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可是这些人忘记了索罗为了推导他的数学模型，暗中假设了技术是一种可以和资本（机器）分离的独立变量，可是现实世界中技术是内嵌于机器而存在的，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因此技术进步必须通过对先进机器的不断投资来获得。这也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必然表现为高投资和高储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由于民企是市场利润驱动的，是市场消费需求驱动的，因此只有不断提高最终消费才能驱动民企去提高投资和技术升级的积极性。这才是刺激内需对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民企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在目前国际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制定产业和金融政策进一步刺激内需不失为一个好的对策。

[1] 参见OECD统计数据，见https://data.oecd.org/

natincome/saving－rate.htm。

八、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中印发展比较

做经济学研究一定不能从已经被别人加入很多假设的数学模型出发，盲目按照西方教科书上的经济学模型走，而是要多做历史的和横向的跨国比较，看清事物的本质。前文中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到欧美日在工业化阶段国企发挥过很关键作用，这里我们对处于类似发展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做一个横向比较，即中印经济发展比较，来看清事物的本质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诸多谬误。

无论按照哪一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印度都应该比中国经济发达，因为印度具有以下一些西方流行经济学理论特别强调的对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特征。

（1）政治上是普选民主制度，历史上长期采用的是英国人帮助建立的法律体制。

（2）私有产权保护比中国完善和彻底。

（3）作为英国以前的殖民地，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历史悠久。

（4）独立建国时间更长（1947年）。

（5）语言优势（英语是印度官方正式语言，是第二母语，按照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观点，掌握英语是融入西方文明和科技世界的必要条件）。

（6）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多的年轻人口。

（7）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精英人士更多，对国内经济政策影响更大。

（8）具备非常好的地缘政治优势，独立以后很少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9）大统一的专制传统文化比中国弱（按照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中国2000年的大统一专制使得中国毫无科技建树）。

（10）印度还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耕地大国。尽管印度的国土总面积仅是中国的1/3，但印度的可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大得多，多出54%。

（11）印度的生产要素相比中国更能自由流动。比如，它的金融体制比中国自由，股市比中国健全；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而且可以任意在市场上买卖；印度没有户籍制度，人口可以自由流动。

（12）印度也没有中国那么多的国企，比如2003年印度国企销售总额占比为16%，中国的为45%。印度政府对经济介入的程度远比中国政府小得多。

因此，按照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印度几乎在一切方面（包括制度、资源、生产要素、后发优势和国际外交空间）具有比中国更好的发展经济的条件。西方人尤其认为印度的民主、法制、私有产权保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带来的绝对制度优势，是中国望尘莫及的。因此难怪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政客都从来看好印度的经济发展，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

然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比不过中国。印度目前比中国穷。

印度目前仍有48%的人口没有厕所，2亿3740万人没有用上电，占总人口的18.3%。印度的发电总量和人均电力消费量都只有中国的1/5。

印度的主要粮食作物（稻米和小麦）产量远低于中国，只有中国的60%。印度的蔬菜和水果产量只有中国的1/3。轻工业最重要的原材料和农作物之一是棉花，而在棉花生产方面，中国的原棉产量比印度高出40%以上，中国的棉花亩产量是印度的2.5倍左右。

中国农业总体上的机械化率2014年是60%。相比之下，印度农业总体上的机械化率则远低于50%。在2014年，中国三大农作物中，小麦生产已经93.7%机械化，玉米生产已经79.8%机械化，大米生产已经73%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最大难关是栽培：中国农作物栽种的机械化率为49.2%，印度是29%。

如何解释中国农业相对于印度更大的成就？按照传统西方思路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说中国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唯一答案就是农村土地改革将土地从计划经济推向了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是这个答案不仅不全面，而且具有误导性。印度土地的私有化率是100%，而中国目前仍然没有将土地私有化，那印度农业表现为什么没有中国农业出色？不是说只有私有制才是最佳的产权制度、才最能刺激生产积极性吗？

我们知道农产品中利润率最高的作物是蔬菜和水果，而在这个方面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最大。中国的果蔬产量从1980年的6000万吨，飙升到2003年的4.5亿吨；相比之下，印度的果蔬产量在1980年与中国接近，有5500万吨，到2003年只升到1.35亿吨，比中国少了整整3.15亿吨。中国的农作物构成也比印度更加多元化，其中畜牧业和渔业占比在2005年接近45%，而印度不到30%。中国实际上只有10%～15%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而印度却有50%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但是中国却开发出54.6万平方公里的可灌溉农业土地，灌溉面积达到40%，而印度只达到23%。

我们再来看工业。印度的钢铁和水泥产量目前都只有中国的1/9。全球前十大港口中国就占有8个，而印度没有任何一个港口能够进入全球前30名。2017年印度的GDP是2.6万亿美元，中国是12.24万亿美元，接近印度的5倍。2017年印度人均GDP为1940美元，中国的人均GDP为8827美元，是印度的4.55倍。也就是说，从人均GDP（即个人生活水准）的角度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差不多达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但是从衡量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角度看，中国的GDP快要接近美国的65%，但是印度的GDP只略多于中国的1/5。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个人生活水平还是从国家总体实力的角度看，印度都无法与中国相比。印度建国初期比中国富裕，但是目前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虽然目前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但是即使假设从今以后印度GDP的增长率可以长期维持在7.5%，中国为6.3%，那么印度也需要120多年才能赶上中国。

这些数据说明，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简单地归功于“私有化”是有失偏颇的。中国清朝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比同时期的欧洲还要好，但农业生产力却十分低下。民国时期继续保留了以前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然而农业生产力仍然十分低下。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和制造业的经济成就的确与引进市场因素密切相关。

这说明什么？说明“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市场化”，说明“私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纵然中国农业的“私有化”程度远远低于印度，但是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印度，否则不会看到中国如此发达的蔬果贸易和农产品的跨地区分工生产。事实上，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市场很不发达；无论是农产品市场，还是小商品市场，抑或是重化工业品市场，印度都比不过中国。

那么问题来了：私有化程度远不及印度的中国，其市场化程度为何却远远高于印度？答案是被传统西方经济学忽略和误解的两个基本经济学原理（文一，2016）。

（1）市场本身是一个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而中国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远远大于印度，因此印度农业不发达不是因为私有产权不发达，而是缺乏国家能力去创造统一的国内农产品市场。这个市场不是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能够创造的，无论私有产权保护多么完善，民主体制多么西化。市场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国政府帮助企业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都比印度强大，因此中国的市场规模远远大于印度。讽刺的是，印度的普选民主制度和英国人留下的法律制度丝毫没有能力惩治政府官员和警察系统的腐败，而中国却能够严厉打击腐败。

（2）企业的所有制（产权）形式与它的市场竞争力没有关系，关键在于管理和内部激励机制。国企、私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参与市场竞争；如果管理得好，国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不一定比私企的效率差，而且资本积累速度可能更快，员工福利更好。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的，但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可以远远高于印度。而且在各种保险市场缺乏或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制远比土地私有制更能够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九、4万亿元刺激方案的经济学评估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期间，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比如美国政府出台了比中国规模还大的财政刺激计划，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额外推出了美国有史以来和人类工业史上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货币刺激方案（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仅在2008～2010年，美联储为拯救美国经济就购入了相当于GDP8.7%的私人债券，2013年这个规模更是达到GDP的22%）。从2007年12月到2017年5月，美联储为投放货币而在市场上回购了海量的金融资产，其总资产从8820亿美元增加到4.473万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与此同时，美联储总资产相当于GDP的比重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6%增加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23.5%。另外，欧洲好多国家为了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也出台各种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到目前为止很多欧洲的银行利率仍然是负的（Dong and Wen，2018）。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并没有能够有效阻止经济大衰退，GDP跌幅和失业率都创二战以来历史新高。然而，这样创纪录的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很少遭到中国国内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他们喋喋不休地贬低中国政府2008～2009年同样为对抗全球经济危机推出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他们批评说这个刺激计划没有效果，反而造成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

这种批评不仅采用了双重标准（他们没有指出美国2001～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才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最大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这个危机直接导致全球产能严重过剩，却把产能过剩问题推给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而且对基本事实置若罔闻。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它与欧美的经济刺激计划相比孰优孰劣。

首先，即便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美国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能够避免大衰退，它们各自的真实GDP都在2008年以后相对以往增长趋势永久性地下降了10%以上。从图1～图6中可以看出，尽管都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只有中国避免了一场大衰退，实现了危机前后的平滑过渡，而不像美国和欧洲那样GDP相对于长期增长趋势出现了10%的断崖式的长期性下跌（即跌到了一个更低的平台，虽然增长率恢复了）。原因在于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09～2010年的反弹超过以往10%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2%），而美国和欧洲的反弹不够大，只是刚好回到原来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知道，增长率的一次性短暂下跌就意味着GDP水平的永久性下跌，因此为了抵消2008年危机中增长率下降给GDP带来的永久性负面影响，刺激计划必须要“矫枉过正”，使得增长率相对于平均趋势有短暂的过度正面反弹，否则就会出现GDP水平的永久性下降。可惜，欧美国家的海量货币刺激计划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得力于国企的逆周期投资，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做到了，使中国经济在工业化的关键转折点避免了一场大萧条，反而使中国在一场洗涤全球经济的危机之后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结果是，这场经济危机不仅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自大萧条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而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以金砖国家为例，它们的出口都受到重创，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中国对外出口相对于危机前10年的长期趋势分别永久性地暴跌了17%、49%、6.5%、19%和44%。这样巨大的出口下降必然会给GDP带来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和灾难。按照经验规律测出图4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图5欧洲实际GDP（2010年不变价）注：原始数据单位为10亿欧元，所取自然对数值为图中对应数值。的需求乘数效应，经济学家预测这些国家的GDP也应该由于总需求中的出口长期下降而永久性地分别下降3.4%、22%、2%、9%和25%。然而从实际数据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GDP的确分别（长期）下降了3%、23%、1%和8.3%，非常接近经验规律所预测的GDP跌幅，但是唯有中国的GDP没有如所预测的那样断崖式下降25%，而是只相对于长期趋势小幅下降图6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欧洲实际GDP增长率了2.5%。这恰好是因为中国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其他金砖国家则没有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因而在2008年以后一蹶不振，被人们嘲笑为“火砖”国家。按照跨行业和跨省份经济学实证分析和数学模型的推导（Wen and Wu，2017），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像私企那样在这场世纪大衰退中大力自保而降低投资，而是逆流而上，帮助中国成功抵御了这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有可能置正在爬坡的中国经济于死地（即变得像其他金砖国家那样一蹶不振）的全球冲击。

国内有一种批评的声音将中国目前的过剩产能归罪于4万亿元刺激计划。但是前面提到这个批评采纳的是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没有客观承认西方国家在任何一次经济萧条期间都会有严重产能过剩。比如美国在19世纪出现过15次大的金融危机，1907年和1929年还又出现了两次差点毁灭全球经济的大萧条，历史上经济萧条期间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常常低过60%。危机期间上游产业和重工业的产能过剩尤为严重，这是因为下游产业的投资需求（因消费下降而）极度萎缩。一般来说，消费每下降1%，投资就会下降5%左右，是消费跌幅的5倍左右。又比如，在美国19世纪的铁路建设高峰时期，从中西部大城市圣路易斯到亚特兰大只需要两条铁路，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厂家修建了20条铁路，最后有18条破产，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信贷危机和资源浪费。第二，中国这次主要体现在重工业的产能过剩是由在美国肇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结果，它使得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严重产能过剩。然而作为一个在美国高等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研究的学者，笔者很少听到国内经济学家批评欧美发达国家常常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常常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却常听到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使得中国经济避免了西方式衰退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却选择性忽视比如希腊这个高收入国家从此一蹶不振和其他金砖国家变成“火砖”国家。不知道这是因为国内经济学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儒家风度，还是因为鲁迅所批评的那种“在异族面前”表现出来的二元人格。西方任何具备公正判断力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像他们这样对中国的成就如此不自信和妄自菲薄。

任何经济政策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就像任何治病救人的药物一样，问题在于这些副作用是否超过正面的积极作用。出现了副作用，当然需要事后引进新的措施去消除，但这丝毫不等于说当初不需要采纳这些有副作用的政策。

国企需不需要改革？当然需要，正如所有的民企也需要不断改革一样。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演化、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资金与技术门槛的不断变化、中国新的互联网经济结构对新型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上升，任何想要长期在市场竞争中和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都需要改革。

但是改革的方向有很多，继续私有化并非国企改革的唯一方向和选择。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改革的大方向都是管理，而不一定是基本制度安排的变化；既可以是股权和产权的调整，也可以是让企业的产品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还可以是让企业内部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不断调整以应对外部竞争，也还可以是改变人事升迁体制以提高管理决策水平。但是不改变所有制基本性质绝不意味着不可以让低效率的国企倒闭和破产。在营利性领域，失去市场效率和竞争力的国企和私企既可以被富有竞争力的私企吞并，也可以被富有竞争力的国企吞并，也可以破产后通过债务重组重新上市。

既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国企存在的理由之一，那么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无疑应该是更好地做到不断为民企转移和提供自己研发出来的高新前沿技术，将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就像美国的GPS一样，扶持和培育民企的科技创新和盈利能力，让民企发展得更好更快。

民企改革的目标是提高盈利能力，而非营利性领域国企改革的目标仍然应该是以提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水平和效率为主，否则如果让这类国企完全追求利润回报率，就会造成国企在提供公共品服务的动机方面的扭曲，比如国企大量进入房地产行业就是因为过分要求国企提高盈利动机而出现的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国企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填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辅助国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自主研发新技术，为民企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向民企输送新技术，为民企开拓市场。但是即便是非营利性国企也要尽量做到自负盈亏，降低道德风险。因此，经济学家不应该用利润回报率去“一刀切”地要求国企，这会迫使所有国企进入套利领域去与民争利，而不是做好本职工作。

十、结论

国企与民企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它们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目标都是一致的。在民企做不好、达不到的地方需要国企，在国企做不好、达不到的地方需要民企。民企使得个体的局部利益最大化，国企使得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两种利益都需要捍卫和兼顾，做到相得益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恰好是两者兼顾的结果，因此既有民企的功劳，也有国企的功劳。否则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为什么不仅远远胜过那些盲目采纳“私有化、自由化”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也远远胜过那些本来就一直采取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的拉美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工业化成功，恰好是因为它们自身并非如媒体和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只依靠“看不见的手”，而是也同时依靠了“看得见的手”（乔治·佛梯尔，2017）。缺乏国家力量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过是羊肠小道，而不是高速公路。在能够看见“高速公路”的地方，一定要去考察其背后的国家力量。对威尼斯如此，葡萄牙如此，荷兰如此，大英帝国如此，美利坚合众国如此，对日本也是如此。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继续通过行政管理改革去不断扶持和壮大民企，使得民企尽早、尽快成为全球竞争性产品市场中引领技术创新的龙头和主力军，也需要在发展和壮大民企的同时做大做强那些能够在关键领域捍卫国家根本利益、保障公共安全、实现技术赶超、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国企。对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只会随经济的增长和工业化的推进而迅速提高，而不会下降。在这些方面，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来自实践和现有理论的挑战，也面临为所有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做出榜样的压力。英国工业革命至今已经250年，而目前世界上却只有13%的人口能够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落后国家缺乏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意志去创造出一个统一、安全、有序、有效的能够让规模化大生产方式盈利的现代“市场”。这个市场的骨架和运行规则只可能由国家力量来提供，因为它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这三大基石缺乏的地方不会出现市场活动。而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和物流的方向、大小与速度。那些把国家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国企与民企对立起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恰好是造成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非洲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