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成长》第三章：财富多了，感情远了_风闻

编者按：应粉丝强烈要求，从今天起暂停财经文章发布，改成连载《我们的70年代》系列长篇小说第一部《挣扎的成长》（原载中国作家协会官网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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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圆的，上帝是公平的。

分田到户之初，都是一穷二白，在一个起跑线上。鸣令枪响后，进入角色的，有先有后，本领有大有小，付出有多有少，渐渐分出了快慢、先后、兴衰、贫富。

那时候，穷是穷点，但遍地都是机会。只要有头脑，有眼光，有手脚，想到了，看到了，愿意弯下腰，伸出手，就可以捡到黄金，赚到钞票。

有的人看到了，弯腰伸手了，捡到了；有的人看到了，没弯腰，也不愿伸手，白白地错失良机；有的人一直缩在被窝里，用被子蒙住了头，看不到地上有闪闪发光的金子。

在四明山那群村民中，高欣和祁茗是有头脑，有眼光，肯弯腰伸手的两个人。他们最早看到了机会，也捡到了第一块狗头金。

分田到户前，生产队里养了三头猪，一头大的，两头小的。生产队养猪，是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宰杀了，分肉给村民过年的。那头大的，在分田到户当天，被宰杀了，打了牙祭。剩下两头小的，因为没有长大成猪，没有宰，也不好分，只好暂时留在生产队，由高欣老婆王一梅暂时看管。

那次分田打牙祭，开销很大。酒醒后，会计一算账，吓了一大跳：这儿三块，那儿五块，加起来有五十块钱的缺口，相当于两个劳动力一年的工分了！

这个天文数字把村民们惊出一身冷汗，也愁坏了高欣。已经分田到户了，集体的事就和私人没有多大关系了，谁都不愿意和这笔钱扯上关系。

原来高欣希望按照以往惯例，把账平均摊在人头上，要大家把这个钱补交了。可分田到户后，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高欣走了几户人家，把收钱的意思一说，对方就顾左右而言他了，谁也不愿意承担自己的那一份，有的说那天肠胃不好，吃得很少；有的说自己酒量不行，喝得很少；有的说那天家里有人缺席了，没有来；有的说那天忙别的事去晚了，到的时候，都快吃喝完了。总之，村民就是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意出那个份子钱。

那笔账呆在账簿上，成了一个让人发愁的烫手山芋。高欣被这笔账弄得焦头烂额，毕竟他还当着生产队的家。如果没有人愿意出这个钱，这笔帐就要全部算在高欣头上了。王红梅听着这件事，很不客气地跟高欣吵了一架，还哭闹着回了一趟娘家。三天后，高欣才把她哄回来。家里孩子太多，主内的人不在，高欣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跟祁茗聊起这笔账的时候，祁茗帮他出了一个主意：生产队不是还有两头小猪么，谁来认领这个账，那两头小猪就归谁。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让陷入困境的高欣顿时豁然开朗了。

那两头猪很小，大的二十斤，值二十来块钱；小的十多斤，值十多块钱，加起来仍然不够抵账。

可祁茗的主意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高欣把消息发布出去，村民没有一个响应，他们也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两只小猪加起来，不足四十斤重，不到四十块钱呢，谁认谁就要亏十多块钱呢！

十来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生产队集体出工的时候，一个强壮劳动力一天挣的工分折合成人民币，也就两三毛钱，十块钱要亏一个强壮劳动力五六十个劳作日呢。

村民们就像躲避瘟疫一样缩着头，不闻不问，都不愿意做亏本生意，惹祸上身——谁做这个主意，都免不了要吵一架，闹得家里鸡飞狗跳。

高欣把生产队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品过硬的，在头脑里快速地过了一遍，觉得可能与自己一起来承担这笔烂账的，就只有朱鹏祁茗夫妇了。

走投无路的高欣，找到祁茗，无可奈何地说：用猪抵账是你出的主意，领猪认账，就你和我了。那两头猪，你一头，我一头，大的归你，小的归我；打牙祭的账，你一半，我一半。

艰难时刻，这个男人找她排忧解难，共渡难关，祁茗有点感激；那头猪也让她心动，养几个月就可以连本带息，把钱赚回来了。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她不得不向高欣坦白：我愿意，可我实在没钱啊。

终于有人认账，笼罩在高欣心头的乌云散去，他乐了，还是这个女人靠谱，在关键时刻，愿意挺身而出，跟自己站在一起，共担风雨。

“只要你认这个账就行，”高欣开心地说，“钱，我先垫上；猪，你先领走，等猪长大了，杀了猪，卖了肉，再把钱还给我。”

这个办法两全其美，祁茗高兴地接受了。

就这样，那笔账，高欣和祁茗各认了一半；那两头猪，他们各牵走一头。

高欣要祁茗牵那头大的。祁茗不愿意，坚持牵了那头小的，因为高欣把钱垫付了，自己也捡了便宜，不能让高欣一个人吃亏。

高欣拗不过祁茗，只得听祁茗的，把那头大点的猪牵走了。他心存感激，也有点懊恼。这么多年了，祁茗还是那样，不愿占人便宜，也处处为别人着想。这辈子，他和祁茗面临过很多重要选择，可最后他都没有拗过祁茗，以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是他心灵深处的隐痛，也是这么多年来这个女人让人忘不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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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付了生产队那笔账，高欣家就一无所有了。随后一两个月时间，吃油都成问题，全靠坛子里的腌菜撑了过来。腌菜不用油，味道也不错，但一家老小的嘴角都起了燎泡，走路都没有力气。

王红梅觉得亏大了，吃饭睡觉都在高欣耳边唠叨买卖做亏了。妻子的唠叨让高欣心烦意乱，动手打人的心都有了。只有在喂猪的时候，看着那头猪日新月异地生长，高欣才觉得所有的苦，所吃的亏都是值得的。

在农村，猪是福音家畜，极具奉献精神。猪吃的是草，长的是肉，卖的也是肉。猪好养，吃了睡，睡了吃，不挑食，不添乱，只要给口吃的，就蹭蹭蹭地长肉。那年月，猪肉可是农村最好的东西，比爹娘还亲。

在四明山，猪草遍地都是，随便采摘，没有成本，就是要些时间。对农民来说，其他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所以，养猪是一笔比较划算的买卖了。

扯猪草的事，祁家落在长子祁宏身上；高家落在长女高燕身上。放学回来，他们吆喝一声，挎上竹篮，一起到田间地头扯猪草。

猪吃草，更喜欢吃野菜。野菜是最好的猪食。野菜要寻找和辨识，有些有毒，是个细致的技术活，不是力气活。辨识猪草，高燕是高手，很快就把竹篮装满了。祁宏差些，有点笨拙，动作慢，效率低。高燕把竹篮装满猪草了，祁宏的竹篮还不到一半。高燕就来给祁宏帮忙，两个竹篮都装满了，一起踩着夕阳的余晖回家。

拎竹篮是个力气活。那篮猪草很沉很重，拎起来很吃力。高燕力气小，祁宏没有让她拎。他左右开弓，一只手挎一个竹篮往回走，高燕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到村口了，祁宏才把竹篮放下来，给到高燕。

扯猪草的时候，两人不知不觉就走远了。从地里到家，一路拎回来，祁宏的胳膊又酸又痛，瘦瘦的手臂上被竹条勒出一道道鲜红的印痕，印痕要过一夜，到第二天清早起床才消。

天天这样出双入对，祁宏觉得他们像父母那样，很亲密无间。一天傍晚，在村口，祁宏一边把竹篮帮高燕挎上，一边情不自禁地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像夫妻。长大了，你嫁给我，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下地干活，一起睡觉。”

说这句的时候，祁宏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他还不知道男女一起睡觉是怎么一个睡法，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那样关系很好，很亲密，代表着男女之间的最好的关系了。

可祁宏的这个美好憧憬并没有得到高燕的热烈响应，人小鬼大的高燕，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高燕白了祁宏一眼，不满地说：“我才不想做农民呢！我才不想在四明山呆一辈子呢！我才不想一辈子过这种辛苦的生活呢！我要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我要到城里去，我要吃上三两米。你也要好好读书，我们一起到城里去。”

“三两米”是祁东当地流行的对吃“皇粮国饷”的另一种说法。当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那些吃皇粮国饷的人实行配给制，一人一餐以“三两米”为基准进行粮食分配，“三两米”意味着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虽然撑不着，但不用挨饿，也不用受冻了。

祁宏愣住了，高燕的话，他似曾相识。平时祁茗在家教育和鼓励孩子们，也是这么说的。

两个女人的话，对祁宏产生的作用完全不一样。对母亲的教诲，祁宏当作了耳边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只在母亲说的那一刻上心了。高燕说的，祁宏听进去了，记下了，上心了，也觉得读书有劲，有动力，有方向了。

四明山当地批评男人顺从媳妇，有句俗语，叫“娶了媳妇忘了娘”。祁宏是没娶媳妇就把娘给忘了。

望着高燕挎着竹篮，踅进家门的背影，祁宏暗暗地发誓：要为吃上“三两米”，跟高燕一起走出四明山，到大城市生活，把书读好。

祁宏没有去过大城市，但他听别人描述过。

四明山有人上过祁东，有人上过衡阳，也有人到过长沙。他们回来后，对围在身边的村民绘声绘色地说：“大城市是一个有很多高楼大厦，很多一模一样的大马路，马路中间跑着大客车、解放牌、东风牌汽车，两边的人行道上是拥挤的自行车，晚上灯火不熄，白天黑夜一个样的地方”。

在孤陋寡闻的四明山人眼里，大城市就是一个跟仙境差不多的地方，灯红酒绿，很发达，要啥有啥，没有贫穷，想做啥就啥，没有约束——当然，不许杀人放火，城里人读过很多书，有很多文化，他们从来不杀人放火干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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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头小猪，长得有快有慢。到第二年秋天，高欣家的那头已经两百多斤重了，膘肥体壮，相当于两个劳动力的重量，躺在猪栏是一堆肉，站起来，有高燕那么高，可以出栏卖肉了。

祁茗家那头小，长得慢一点，不过也有一百多斤了。

中秋前夕，猪肉行情看涨，价格高，销得快。平时一块二一斤的猪肉，中秋那天涨到了一块六。趁着过节价钱好，在中秋那天清早，高欣请来屠夫，把猪宰了，把肉挑到镇市上卖了。

卖猪肉的钱装满了一布袋。晚上，夫妻俩坐在床头数着那叠厚厚的钞票。好家伙，四百多块呢。除掉生产队那笔账，还净赚了四百块多块。卖完猪，高欣一夜暴富了。

消息传出来，轰动了四明山公社，很多夫妻说着说着就吵架了，都怪对方没有把握住机会。虽然他们忿忿不平，认为高欣占了生产队的便宜，但这种不平只是夫妻之间吵架时的牢骚和怨气，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要怪就怪自己鼠目寸光，当初机会就在那儿，谁认账谁牵猪，可除了高欣和祁茗，谁都唯恐避之不及，白白地错过了机会。

不过，这件事对村民的启发很大，他们突然明白：原来养猪这么赚钱啊！中秋后，家家户户忙着用泥巴石头砌猪栏，买猪崽，都想亡羊补牢，养猪发财——他们错过了太阳，不想把月亮错过了。

可对那笔钱，高欣另有打算，他把卖猪的那笔钱分成了两份，花四十多块钱，买回来一头小母猪。看到家家户户热火朝天地砌猪栏，高欣就敏感地意识到，养母猪下小猪崽卖，比养肉猪更赚钱。小母猪长得很快，来年冬天就发情了，第三年春天就下猪崽了。那以后每年下两窝猪崽，一窝十多只小猪。由于农村养猪热兴起，小猪崽供不应求，还没长大就被村民预订了。小猪崽的价格是猪肉价格的两倍，一窝猪崽相当于养两头大猪。

村民看到养母猪赚钱，其后两年，很多人也跟着高欣养起了母猪。高欣见状，把正值生育旺季的母猪低价卖给了也准备养母猪的祁茗。母猪卖掉后，高欣家就不养猪了。

祁宏和高燕都没扯猪草了，高燕上了小学五年级，要小学毕业了，祁宏已经上初二了，扯猪草的活也被弟弟妹妹替代了。但那段一起扯猪草的成长岁月，成为他们共同的无法忘却的记忆，他们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伙伴情，到兄妹情，到微妙的男女感情，随着年龄增大，在一步步地发生变化。

那头猪的另一部分钱，被高欣当作本钱，做起了黄花菜的贩卖生意。

新鲜黄花菜水分多，一斤湿黄花菜，晒干后也就二两干黄花菜。祁东县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了，多的一年能摘数百斤，少的能摘十几斤，都等着秋收后祁东县国营黄花菜加工厂派人下来收走。

国营厂下乡来收黄花菜，要到重阳节后才行，因为那个时候的黄花菜基本上摘完了。可很多农户都等不及，家里要钱用，尤其是暑假一过，孩子上学交学费要钱。缺钱了，村民不得不用麻袋装上十几斤黄花菜，跑一趟县城，把黄花菜送到国营厂。

七八十里路，跑一趟很不方便，时间和路费的投入都不划算。到了黄花菜加工厂，如果找不到熟人，帮忙说上两句好话，国营厂就挑三拣四，还不一定收呢，再扛回来，路费和时间都白搭了，风险很大。

这让高欣看到了商机，他以低于国营厂收购价两三毛钱的价格，从村民那儿把黄花菜收过来，再集中打包运到县城，卖给国营厂。对村民来说，这样很省事，相当于把上县城的来回路费给高欣赚了，可时间省下来了，风险也没有了，大家都划算，皆大欢喜。

高欣每天都要收到一两百斤黄花菜，最多的时候有三四百斤，把屋角都堆满了。老婆在家收黄花菜，高欣跑县城送黄花菜，夫妻俩分工明确。一天一趟，一趟跑下来，能赚五六十块钱，多的时候甚至有一百多块，五六天下来就能赚到一头猪的钱，这生意比养猪划算多了，一个月就相当于卖了五六头猪。高欣做一天生意的收入，相当于公社书记张援朝两三个月的工资，也相当于一户普通农家的半年收入。忙不过来的时候，高欣就请人帮忙，有时候直接租了公社的大型拖拉机往国营厂一车一车地送黄花，同时喊上七八个年轻劳动力帮忙，阵容浩大，声势浩大。

转眼冬天来了，天气凉了，农户家里的黄花菜，该卖的卖掉了，没卖的，也不准备卖了，要留下来自己吃，贩卖黄花菜的生意暂时告一段落。忙碌了几个月，也该算算账了。宣布歇业那天晚上，夫妻俩插上门栓，在煤油灯下数钱。他们把藏在各个隐秘角落的钱取出来，铺在地上，摊满了一地，纸币花花绿绿，硬币白白晃晃。

全家老小齐上阵，老人小孩一起整理，十元的放一起，五元的放一起，两元的放一起，一元的放一起；五毛的放一起，两毛的放一起，一毛的放一起；五分的放一起，两分的放一起，一分的放一起。

那天忙到鸡吃头遍才点完数，数字出来，把夫妻俩都吓了一跳，以为在做梦：一共有两万三千多块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高欣成了四明山公社的第一个“万元户”——其实也是整个祁东县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

数完钱，夫妻俩躺在床上，兴奋得一个晚上没闭眼，他们商量着这笔钱怎么花。高欣想买一辆拖拉机，收黄花菜的季节用来运送黄花菜；没收黄花菜收的时候，跑跑运输，做做生意。开春了，农忙时节，化肥供不应求，可以从祁东县磷肥厂装化肥回来卖。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不少，一天卖一车，比做黄花菜生意还赚钱。

王红梅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她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丈夫。

事实上，这个家，是高欣在做主。高欣很强势，说一不二。他告诉老婆，只是走个流程，尽一下告知义务。他决定做的事情，老婆同意，他会做；老婆不同意，他也会做。十多年的夫妻了，王红梅也摸透了这一点，对高欣言听计从，很少有做无用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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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高欣揣着三千多块钱和王红梅煮的六个土鸡蛋从家里出发了。

高欣叫上了朱鹏陪他一起。两人坐上了开往衡阳的最早的那班客车。身上带那么多现金，有点扎眼，高欣得找个伴儿，以防万一；朱鹏是开拖拉机的好手，公社那辆大型拖拉机，朱鹏就是司机之一，高欣自己不会开。

上午十点钟，他们到了衡阳市。出了车站，两人就蒙了，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以前他们没来过，也不认识路。在市里一路走走、停停、问问，下午三点多，才找到衡阳市国营拖拉机厂。

但大宗商品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光有钱还不行，买拖拉机要批条，要开证明，他们不知道情况，什么也没有。正沮丧间，碰到衡阳日报的一个叫任敏的年轻记者。任敏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年轻人，他正在拖拉机厂采访改革开放的事迹。得知高欣是来买拖拉机的，职业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题材，是一个新生事物，值得一写。任敏用无冕之王的身份和广阔的社会关系，帮高欣跑完了所有手续，在这个过程中，也对高欣做了一个专访。当天晚上，任敏带着高欣和朱鹏住进了衡阳日报的招待所。他们要了一个标间，在市里过了一个晚上。

清早起床后，两人简单地吃了一碗阳春面，就开着拖拉机往四明山赶。

崭新锃亮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浓烟，一路神气活现地奔跑在马路上。马路上车辆稀少，高欣按捺不住，缠着朱鹏教他开车。朱鹏拗不过，一边开，一边教。

高欣悟性很高，没到一半路，就把驾驶技术全部掌握了，像一个老司机，开着拖拉机一路奔跑，很是春风得意。

拖拉机开进四明山，出现在机耕道上，立马就吸引了村民们的目光——高欣带着朱鹏上衡阳买拖拉机的消息，在他们走后不久就传遍了四明山。那机耕道不宽，很少有车跑动，窄的地方正好容纳一辆拖拉机。那年月，拖拉机还很稀罕，整个四明山公社只有两辆拖拉机，一旧一新，那辆旧的是公社的，那辆新的是高欣的。

当拖拉机停在高欣屋前的晒谷坪上，男女老少都蜂拥围过来看热闹。公社主任张援朝也赶来了。他除了过来看拖拉机，还拿了一份当天的《衡阳日报》，报纸上有一个整版是任敏采访高欣的文章，还配了大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高欣双手叉腰站在拖拉机厂门口，意气风发又略显拘谨地笑着，有点土，但很神气。那篇文章叫《我市第一个把拖拉机开回家的农民万元户》。

四明山公社还没有人被衡阳日报这么隆重地报道过，这也是公社的荣耀，张援朝兴高采烈，好像那篇文章报道的不是高欣，而是他自己。张援朝跳上拖拉机，挥动手里的报纸，示意村民们安静。

等现场安静下来了，张援朝清了清嗓子，用一半方言，一半普通话，正儿八经地给村民朗读起那篇文章来。

文章实在太长，读起来很吃力，读到三分之一，张援朝就累了，不想继续读下去。他把报纸塞给身边一个村民，要他帮忙把剩下的部分读完。可那个村民是一个文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读文章的事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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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张援朝赖在高欣家没有要走的意思，非要给高欣庆贺一下不可。高欣也很高兴，吩咐老婆上街买回两斤肉，一条大草鱼，杀了一只老母鸡，做了一大桌菜。

高欣把朱鹏留下来做陪，三个男人，杯碗相碰，觥筹交错，你来我往，那顿一起喝了三斤多米酒。米酒虽然度数不高，可后劲很足，他们都喝醉了，高谈阔论，意气风发。

最后那碗酒，张援朝把持不住，兴奋地说：“高欣，我就知道你小子能干，你是万元户，我是父母官，你有钱，我有地位，门当户对，我们就认个亲家吧，我家张伟对你家燕子挺上心的。朱鹏，你来做个见证人。”

“好啊，好啊！那我就高攀了！”高欣也很兴奋，他端起大酒碗跟张援朝用力碰了碰，两人开怀大笑，举起碗，仰起头，一饮而尽。

高欣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县官不如现管，虽然分田到户了，公社主任张援朝还是挺管用的，手里掌握着全公社的资源和人脉，上通下达，攀上他，自己的生意就等于插上了隐形的翅膀，张援朝的权力和人脉可以助他更上一层楼，带来滚滚财富。更何况，张援朝的哥哥张解放是祁东县政府的常务副县长，是四明山公社在县城做得最大的官，很多人巴结他们都找不到门路呢，给国营厂送黄花菜就是张解放帮忙打的招呼，牵的线。

那顿饭，并不是每个人都兴奋。张援朝提出来和高欣结亲家，桌上有两个人不高兴。

一个是朱鹏。作为过来人，朱鹏看得出来，儿子祁宏对高燕是着了迷，有事没事都围在高燕身边转，就差上桌吃饭，上床睡觉了。高欣和张援朝结亲家，就意味着将来没有自己儿子什么事儿了。

一个是高燕。高燕已经知道大人说的结亲家是什么意思了，她不太喜欢那个蛮横霸道的张伟，他喜欢祁宏，将来要嫁也要嫁祁宏那样知书达礼，会疼人的男人。

没等张援朝和高欣碰完杯喝完酒，高燕就噘着嘴巴，赌气地跑开了。

张援朝看在眼里，以为小女孩不好意思，他开心地笑着说：“你看，你看，这么小，就知道害羞了，难怪我家小子喜欢，我也喜欢。”

高燕离开酒桌后，张援朝也找了一个借口告辞出来，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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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家那头猪长得慢点，到过年的时候才两百多斤，比高欣家那头猪慢了差不多一个季度。

过年了，家家户户要买猪肉过大年，行情更好，已经涨到一块八一斤了。小年前一天，祁茗叫来屠夫，把猪宰了。

那头猪，你八斤，我十斤，很快就被村民瓜分光了，给自家留的，已经不多了。高欣把猪屁股部位的那五六十斤的肉全买了，成了那头猪的最大主顾。有钱了，高欣想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年——尽管高家平时经常有鱼有肉吃，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可是，过年了，还是不一样的，要大宴宾客，他们家渐渐地高朋满座了，公社有头有脑的人，都要来串串门，混个脸热。

杀猪那天晚上，祁茗做了一顿丰盛的猪肉大宴，把屠夫和高欣好好地犒劳了一顿。

在那晚的饭桌上，趁着醉意，高欣认真地邀请祁茗一起投资做生意，共同发财致富。对做生意这一块，祁茗不懂，更重要的是祁茗觉得跟高欣掺合在一起，有点不清不白，怕村人说闲话，也不好算账，就婉言拒绝了。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四明山的人都知道，至今还时不时地被翻出来开开玩笑。

不过，祁茗对高欣说，如果缺本钱，可以先借给他用。

送走客人，祁茗和朱鹏迫不及待地上了床，两个人坐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地数钱，一共五百多块。夫妻俩也是从来没有见过么多钱，都高兴坏了。他们轮流抱着装钱的小木箱，也是一夜没有合眼。

祁茗把这笔钱分成了三份：一份用来给孩子上学，一份用来买农药化肥，一份还是花在猪身上。

过完元宵，祁茗请来泥瓦匠，把旧猪栏扩建了，修葺一新。扩建后的猪栏有两个猪房，最多可以同时喂三四头猪。夫妻俩从集市上又买回了两头小猪。

那顿饭，高欣吃得塞心，他觉得祁茗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有点不高兴了。他是万元户呢，有两万多块钱，是祁家的四十倍，四明山公社没有人比他更有钱了，他也不缺钱，更不用借钱，他邀请祁茗一起做生意，只是想帮帮她，带着她一起发家致富，没想到祁茗不愿意跟他一起！

从祁茗家告别出来，高欣有些失落。醉意朦胧中，高欣看见天上的月亮掉进了村前流过的祁水河。看着祁水河里的月亮，高欣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感慨。

早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高欣就不去祁茗家吃那顿晚饭了，尽管高欣想天天吃到祁茗做的饭菜；吃了祁家那顿饭，高欣也不要提跟祁茗合伙做生意了，尽管高欣希望祁茗跟自己一样，告别贫穷，过上红红火火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