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我们不需要热血沸腾，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_风闻

“乌龟精神被寓言赋予了持续努力的精神，华为的这种乌龟精神不能变，我也借用这种精神来说明华为人奋斗的理性。

我们不需要热血沸腾，因为热血沸腾不能为基站供电。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一切要以创造价值为基础。”

——任正非

在华为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过数次困难，他们是如何化解困难，逆势发展的？以下，Enjoy：

路江涌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 来源

01

2002年，华为遭遇了第一次负增长，销售收入从2001年的225亿元下降为221亿元。面对突如其来的负增长，员工的情绪出现了波动，任正非也得了抑郁症。

任正非后来回忆说，“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IT泡沫破灭，公司内外矛盾交织，我却无能为力，有半年时间我经常做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在2001年，华为逆势扩张进行了“万人大招聘”，并给2002年定下了330亿元的销售收入目标，但实际只完成了220亿元。

2002年业绩目标没完成，但预算是增加的，这就种下了业务扩张的种子。

幸运的是，美国艾默生公司进入中国，以约6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华为的通信电源业务，解决了华为的现金断流问题。

在此期间，任正非写下了《华为的冬天》和《迎接挑战，苦练内功，迎接春天的到来》等文章。

他说：“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有的只是危机感。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存活了10年。

华为公司老喊狼来了，喊多了，大家有些不信了。但狼真的会来。”

任正非做出了三点判断：

一是越是困难时期，客户越需要安全感，越需要能持久生存的合作伙伴；

二是面对困难，客户的决策体系会更加谨慎，但也会更加民主，因此要特别重视客户关系；

三是海外市场曙光已现，需要大力拓展。

02

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规定在公司工作满十年的员工，可以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对华为挑战很大。

华为人力资源的三项基本原则是：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

《华为基本法》开篇就提出，要把市场压力传递给每一位员工，使组织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华为采取了一项措施——花了一笔钱买断7000人的工龄，重新签合同——结果被媒体炒作成华为挑战《劳动法》。

面对这种局面，华为在内部以展开奋斗者文化大讨论的方式，讨论要做奋斗者还是劳动者，要成为奋斗者就要表明自己愿意服从公司安排。

经过讨论，华为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持续艰苦奋斗”等核心理念，度过了这次困难。

在此期间，任正非写下了《从泥坑里爬出来的人就是圣人》，他说：“20多年的奋斗实践，使我们领悟了自我批判对一个公司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坚持这条原则，华为绝不会有今天。

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人，才有广阔的胸怀；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公司，才有光明的未来。自我批判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向前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还能继续坚持自我批判多久。”

03

2012年到2013年，华为业务增速趋缓，而当时流行的管理理念是互联网思维和颠覆式思维。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消费者的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企业仿佛很快就会被颠覆了。

人们开始怀疑华为聚焦主业的战略，质疑任正非是不是老了，他还能不能适应互联网的要求。甚至很多华为内部员工都认为华为的商业模式过时了，想去互联网公司，华为内部再次出现人心浮动的局面。

为此，任正非写了《用乌龟精神追上龙飞船》，他说：“不要为互联网的成功所动，我们也是互联网公司，是为互联网传递数据流量的管道做铁皮的公司。能做太平洋这么粗的管道的铁皮的公司以后会越来越少；做信息传送管道的公司还会有千百家；做信息管理的公司可能有千万家。

别光羡慕别人的风光，别那么‘互联网冲动’。有‘互联网冲动’的员工，应该踏踏实实地用互联网的方式，优化内部交易的电子化，提高效率，推动业务及时、准确地运行。我们要持续不懈地努力奋斗。

乌龟精神被寓言赋予了持续努力的精神，华为的这种乌龟精神不能变，我也借用这种精神来说明华为人奋斗的理性。我们不需要热血沸腾，因为热血沸腾不能为基站供电。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一切要以创造价值为基础。”

04

2018年12月1日，美国通过加拿大拘捕任正非的女儿、华为CFO孟晚舟。2019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以银行欺诈等23项罪名起诉华为，同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突袭搜查加利福尼亚州华为实验室。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贸易。

前三次时间都比不上孟晚舟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之大，此次华为面临的是超级大国国家力量的合围。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难题，华为采取了快速和系统的应对措施。

2018年12月17日，华为启动合同在代表处审结的试点，目的是逐步实现在中央集权、内外合规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代表处多打粮食、增加土壤肥力、提高人均贡献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将代表处建设成“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的一线经营堡垒。

2019年1月18日，任正非在干部管理研讨会上号召华为员工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每个工种都要对准多产粮食和增加土壤肥力；如果对标没有价值，不仅要放弃一部分工作来实现聚焦，还要放弃一部分平庸的员工来降低人力成本。

2019年2月12日，任正非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宣布，华为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战时状态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办公室再无将军，将军都在作战队列中、在战区支援队列中；改革不合理的干部分布状态是赢得胜利的关键，改革不适应业务发展的层级管理关系是赢得胜利的抓手。

以2018年底开始的美国政府打压华为的事件为例，虽然事件的起因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对华为的经济行为进行限制的政策变化，属于政策环境危机，但美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直接造成的政策环境危机也影响了华为的商业生态环境。

例如，2019年5月16日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之后在3天内，美国供应商伟创力停止为华为代工；6天内，英特尔等至少9家重要合作商参与对华为的制裁；30天内，谷歌中断向华为提供Android操作系统更新版本，微软撤销华为Windows使用许可证，Facebook停止让华为预装其应用软件。

华为面临的政策环境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商业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客户危机、组织危机和业务危机。

首先，从环境问题影响客户需求的角度来看，华为手机的消费者可能会因为无法使用谷歌或微软等企业的产品而放弃选择华为手机，华为通信设备的客户则可能会因为网络安全等因素考虑放弃选择华为设备。

其次，从环境问题影响业务发展的角度来看，华为面临的政策环境问题促使企业加快了基础技术开发应用。例如华为面对美国企业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产品上的限制，启动了海思芯片、鸿蒙系统等“备胎”业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华为自身创新能力、业务系统的提升。

最后，从环境我挺你影响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限制极大地激发了华为员工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

在谈及这次事件对华为组织管理方面的影响时，任正非说他自己很感谢特朗普：“因为华为公司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也有了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享受安逸。深圳多好，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

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想法，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公司就会垮。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他吓唬一下公司，大家都怕了。以前是我吓唬大家，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特朗普棒子大，一吓唬，大家都踏踏实实努力工作了。”

关于作者：路江涌，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获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危机共存》，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