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初衷的教改为何总成“背锅侠”？——也说教育“减负”、“增体”及其现实反映_风闻

良好初衷的教改为何总成“背锅侠”？

——也说教育“减负”、“增体”及其现实反映

一、为何本着良好初心的教改措施，总会变成“背锅侠”？

近日，教育部提出：学校的体育中考要不断总结经验，逐年增加分值，要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水平。同时，在此基础上要通过不断总结经验，立即启动体育在高考中计分的研究。

有此一举，可能要说到，今年9月22日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总书记专门指出了我国中小学生的近视问题和身体体质下降问题，并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显然，教育部这一政策，是对习总书记此重要讲话的积极回应。

但此政策一出，社会就有反应。见有学者说，“教育部门提出强化体育在中高考中的分数、建立体育竞赛体系、增加校内外体育活动时间等举措，初心是好的，但结果是否能如其所愿，还需打个问号”。

并指，“可以预见，在体育教育改革中，收益最大的一定是教育培训机构。当然，家长的经济压力和学生的精神压力也将进一步增大，届时学校作为‘背锅侠’怕是会被骂得更惨”。据说，在教育部相关司长有相关说法的第二天，就有培训机构开始布局体育培训项目，积极将体育项目纳入到培训内容中。教育相关部门的这一决策，恐怕最后将“肥了机构，废了家长”。

人们不禁想到，此前“减负三十条”，有被认为是有利于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和收益，增加了家长负担，现在体育进中高考，是否也会被认为“这是否在为学生和家长制造新的负担？”

应该说，无论是“减负”还是“增体”，其本来的确是有“良好初心”的，但为何这些本着良好初衷的教改措施，总会变成“背锅侠”？

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政策上，还是出在“文化”上？出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乃至出在各方的“利益”驱动上？

应该说，无论是教育部门此前的“减负”，还是本次提出的“增体”，的确初衷是好的，对全面、更好地培养“后来人”确是必要的。而问题产生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

问题，是有出在“政策”上，例如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配套措施、动态跟进保证落实，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有贯彻力、利益纠葛乃至惰政，乃至还有“歪嘴和尚”），可能是有、或将会有不足之处。

不过，也要看到一个此问题产生的重要源头，问题可能还出在“文化”上。出在文化传统的惯性上、后代培养的理念上。

我们也要看到和承认，人们培养后代，是普遍有“人往高处走、就高不就低”的社会心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将军愿”的家长们，还是期望能尽最大努力将孩子培养成“尖子”，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但要升学，还要上重点学校、名牌高校，……。因此，就几乎是必然的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虽然“减负”是对的，但是“减负”对学习深度、广度也必然有影响，这使得有“将军愿”的家长们，受到“剧场效应”（第一排站起，后排坐不住）影响，担心校内减负使孩子可能落后，而在校外、课外出自己出“对策”——自愿和不自愿的“加码”。是“争先恐后”，导致减负中也有“增加负担”。

人们也不妨自问、他问：减负反而加重负担，是减负的目标本身造成的，还是担心校内减负使孩子可能落后，而在课外寻“对策”自“加码”造成的？

“减负”如此，现在的“增体”，其实是一样的。为了提高后生们的身体健康水平，要增加体育，增加相应的考核，乃至“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水平”，这也可能会让一些家长为了“冲高”，而自己再在校外对学生“加码”体育锻炼，提高这方面的分值，同时也增加了培养孩子的投入和家庭经济负担。

但是，如果说，就因为会出现这种自己“加码”的情况，就不“增体”，那“增加体育”以提高后生们健康水平的目的就能达到吗？恐怕是未必。

应该看到，“减负”和“增体”政策的初衷和目标，都没有错。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不主要在这两个政策的目标上。问题的产生有多因，其中一个的主因，还有人们培养后代，普遍有“人往高处走、就高不就低”、争先恐后的社会心理。虽然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且不容易改变，但是，这样解析一下，我们就可能对应该谁“背锅”？是不是政策目标本身就该负主要责任乃至应该放弃？就清楚了。

三、怎么办？应该全面解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逐一析因寻解

如果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配套、动态跟进保障，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有贯彻力、利益纠葛乃至惰政，乃至还有“歪嘴和尚”）有不足，这要管理部门结合实际加强管理，动态跟进，保证落实。

——这里还想说个大实话：若与增加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的强度相比，增加学校教育中体育的分量和考核，其作用和意义可能大于“减负”。这会直接有利于用考核的“指挥棒”，切实提高后生们的健康水平。因为，多读书、多背书、多刷题，未必就能提高学生的“智育”水平，也还可能多造就了一个乃至一些“书呆子”。

——当然，“增体”，也要防止走偏。有人已经担心“以后会出现体育考试磕兴奋剂”。这也是应该切实注意和防止的。

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大众化的体育教育，不同于精英化的体育竞技。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完全不需要通过分数和竞技体现体育的价值，其目标是强身健体、磨砺意志。体育的目标，是身体健康。而身体健康的指标，应该不仅是通过“磕兴奋剂”才能考的项目得分来体现的。考核学生健康水平，不是、并不同于体育竞赛，也未必要用动态量化指标来表现。考核体育（身体健康程度），未必全部都要用动态的“跑多少米用多少时间”这样的考试来证明吧？身体健康的指标，也可以有相对静态的指标，例如：肺活量，就不是临考磕兴奋剂可以提高的吧？

——同时，对培养后代有“人往高处走、就高不就低”、“争先恐后”的社会心理，也要加强正面引导和疏导。

见有人担心，“增体”，“最终培养的有可能是具有综合能力但水平不高的凡人，以及少数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天才”。这里以为，如果是这样，可能倒并不算很糟糕。或许还可以稍稍改变一下此提法，如果能“最终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但知识、技能水平未必相同、或各有所高的凡人，以及少数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天才”，可能要算不错。因为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本来就是“金字塔”，难道真能培养所有的人成为“爱因斯坦”？人人都能有拿“诺奖”的水平？

其实，人的能力和天赋，确有不同，培养的结果、水平会有不同、高低。但行行出状元，卖油翁和庖丁，不是知识深广的探索天才，是技能高手，社会同样需要。

如果全面的看，或许还应真确的看到：其实人人都可以、可能成为不同方面的“引领者”。只是，这些引领者所引领的范围、项目不同而已。卖油翁、解牛的庖丁，也是有专长者，只是其所专长的领域是操刀、举勺，而他们的操刀解牛、举勺注油的本领，也能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平。

民众，乃至所谓“普罗大众”，其实是参加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项目、任务的直接、间接的具体操作、行动者，也是对成果、成功出力最多、最必要、最不可缺者。

振兴中华，我们需要“科学巨匠”，也需要“大国工匠”，需要“爱迪生”，也少不了无数身怀绝技的“解牛的庖丁”和“卖油翁”，以及亿万的基层劳动者。

这里也还想提请过于迷信“名牌高校”的人们，也还可以注意一下现今人才成功的一个新现实：2020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八位科学家只有一位本科毕业于全球顶尖高校；有三位本科学位在新兴院校取得：其中毕业于巴黎大学解体后于1971年开办的；有1959年才获得大学地位和1963年才开张的。还有两位，是在小型大学或文理学院获得本科学位。

也就是说，八分之五的诺奖获得者，不是来自名牌高校。据此，有人认为，“未来诺奖得主的教育背景可能与过去大不相同，将更加多样化”。这是因为“新兴大学往往不像老牌大学那样拥有众多学术权威，这可能更有利于学术自由和创新。此外，小型大学提供更紧密的师生互动机会和本科生科研项目，有无与伦比的奇特作用”。

如果人们全面的看到以上这些方面，对孩子就学时“争先恐后”，升学时“就高不就低”，是否能再“看得开些”？从而在后代培养上不跟风，不盲目攀比，而更有主见、更现实并更有效？从而在培育后代上不增加不必要的过多负担、“性价比”更高？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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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资料：

雷望红：体育进中高考，为何教育政策常惹争议？  https://www.guancha.cn/LeiWangHong/2020_10_22_568916.shtml

上海《报刊文摘》2020年10月23日：《诺奖新启示：得奖不问“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