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潘进的私盐走私故事_风闻

出身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百西乡村头村的潘进，童试屡次不过，转学法家言给人做师爷，但后来觉得师爷只能参谋做不了决策，于是下海经商，在乾隆年间靠盐商起家，之后给李可蕃做了数年幕僚然后退休。子孙有广东巡抚潘斯濂，户部郎中潘誉征、京师大学堂教授潘伯镛。

根据收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潘氏家乘》记载，潘进在乾隆、嘉庆之交涉足盐业，与许拜亭合伙经营靠近盐场的番禺沙湾盐埠，成为沙湾埠的专营商。这个地方靠海私盐泛滥，官盐销售不好，但门槛低好入手。

之后他与邓氏合股，去乐昌与桂阳之间的乐桂埠，在总商孔文光名下经营盐务，负责粤北、湘南十余县的官盐销售，乐桂埠是嘉庆、道光年间广东食盐外运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盐埠。当时沿海私盐泛滥，官盐卖的好的地区只有靠近湖南的乐桂埠，实际上是官盐化私盐去湖南地界，为此淮粤之间的高层官员扯皮很厉害。

之后，他儿时同学李可琼的二哥李可蕃在1816年出任湖南粮储道，履约招潘进为幕僚，于是潘进回信说他很想当师爷，但是有俗务未尽。希望得到湖南官方照顾，在回信中颠倒黑白忽悠李可蕃，把“乐桂埠官盐化官为私，越境湖南埠地冲击当地官盐销售”说成相反，并把湖南官吏过来调查说成滋扰，希望李可蕃说服负责缉私的官员彭应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扩大广东官盐走私进入湖南的规模。在此之前，1809年李可蕃还是监察御史的时候，潘进就忽悠过他，促使他向衡永道道台彭应燕写信关照潘进。

为什么彭应燕给李可蕃面子呢？因为当时湖广淮盐不以州县专营，而是通销，考核盐务官员时不以州县为地域来考核。所以中下层地方官和盐务官员与粤盐商人暗通款曲，放广东官盐走私进入湖南，走私规模非常大。

1815年的时候，淮粤之间爆发熬锅之争，原因就是粤北官盐走私入湖南，因为军费开支大对盐引销售压力越来越大，作为唯一卖盐引卖的好的乐桂埠，广东官方对走私是支持的。两淮盐区地方官面对广东的以邻为壑开始打击走私，湖广总督为禁盐地方法规和两广总督在嘉庆帝那里扯皮。广东方面为了合法走私，于是找了潘进这样在湖南南部有人际关系的盐商来操作。

这个官盐化私盐就是一种双轨制，由于官盐制度塑造了一个成熟的市场路径，解决了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需求培养等市场形成需要的制度环境，然后潘进这种人利用制度机制的漏洞，借着官盐贸易的路径实现套利。私盐市场成为地方官府借助商人私下里占同僚便宜制造的市场，而为什么占便宜就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产生了财政问题。

这个故事的本意在于说明制度性市场源于官方建设（为了降低国营成本），而市场的化公为私产生了更自由化的市场，这个制度性市场的私有化开始于内部破坏共识互相占便宜（制度不科学导致的财政矛盾），官商利用人际关系进行挖墙脚，用着公家的基础设施赚自己的钱，俗称摘果子。简化一下就是建设的时候喊着群体一起植树建公有果园，然后建好了没几年开始有管理者的亲属摘果子，最后果林权属私有化。

成熟的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建设成果，它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物。凡是开拓市场的群体最终都不得不与他人共享建设成果，因此做生意一定要“拆墙摘果子”，没有保护果园的能力就不要去种树。

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建构者，但是有些事不方便自己做，于是交给独立商人和商业系统来处理，寻找并接过这样的分工就是商业如何发家致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