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自由，疫情前我用“半夜街上撸串”打比方，现在用“十一黄金周”更有冲击力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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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我的认识其实是这样的：

人能够取得的资源和外部规则的限定决定了人能够获得多大的自由。一定程度的规则限定是获取资源的必须，不加约束的自由意味着人吃人的自由。

但是西方自由只提到了消除规则的限定，却没有指出资源的获取和分配问题，甚至不会告诉人民没有足够的资源就没有自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西方社会在资源非常丰富的时代，每个人都能获得相对其他国家更多的资源，也就取得了更大的自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首先是西方社会获得的资源减少了，其次是资源的分配越发不公平。所以普通人在法律上仍然自由，但获得的资源不允许他们获得自由。然而由于制度上的自由仍然存在，所以他们并不理解自己实际上失去了自由。

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对于社会来说，最大限度的获取资源和资源的合理分配，都需要良好的组织和秩序，也就需要对个人自由进行外部限定。所以，规则上“不够自由”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多的资源并且能够更加公平的进行分配，于是这里的人民能够取得事实上更大的自由。

在中国，首先因为我们社会的组织度更高，生产成本更低，所以同样的投资能够产生更大的产出。这里纠正一下，一说中国的优势，一般会说我们工人便宜。这是不对的，事实上应该说是我们的教育便宜，生活便宜，社会保障便宜。加上产业链完整，基础建设完善，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高，价格低。而质优价廉的公共服务，又是建立在高效的国家组织管理水平之上的。因此国际投资愿意来中国，国际产业链愿意来中国，中国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资源。

其次，中国的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中国是一个对精英阶层十分不友好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分配更加倾向于普通人——无论是有形资源还是无形资源。这就造成我国的精英事实上站在了人民和国家的对立面，在舆论上造成了大量的问题。但结果就是我们的普通人能够分配到的资源更加丰富一些。

中国的优势就是西方的劣势。自由主义指导之下，国家对社会的组织管理水平低下（美其名曰：小政府，其实就是屁事不干的庞大公务员群体），公共服务质次价高，劳动力素质下降而价格高昂，资源在低效的流动和分配过程中发生无谓的耗损。推高了生产要素的成本，资本的逐利属性得不到约束，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西方社会获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低下。

社会福利越来越高，但社会下层人民分到的资源却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指导之下，分配机制丧失了均贫富的基本职能，号称“劫富济贫”的税收制度，事实上却是富人可以合法的“避税”。大部分国家财政通过各种渠道转嫁给普通人民，或通过“铸币税”形式转嫁给世界人民。更可怕的是，在自由的旗帜下，资源会自然的流向社会资源更丰厚的阶层，或者在资源流动的过程中更多的被截留。也就是富人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有文化，越来越健康。穷人则被自由牢牢约束在底层。

关于中国人的自由，疫情之前我比较常用“半夜三点街上撸串”来打比方。现在用“十一黄金周”更有冲击力。我们的社会约束了我们的一部分自由，由此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西方社会的人民，没有被制度所约束，却被资源束缚住了，所以他们反而没有我们的自由。

这种自由，事实上也包括了言论自由，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言论自由永远是嗓门大的人更加自由一些的。差别仅在于谁用什么方式发出声音，或者说谁用什么方式控制人民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