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亮剑》到《金刚川》，文人们为何热衷于矮化解放军的文化水平_风闻

从亮剑开始，文人们就开始矮化解放军的文化水平，李云龙就是大老粗，楚云飞就是高材生，到了《金刚川》甚至进一步发展，解放军战士变得连名字都没有，或者说，起名水平已经退回到古代。

那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

我们看看英美那些真正的文人如何记载。

“我（毛）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 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着作，斯宾塞的《逻辑》和盂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他（周）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徐特立）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这二十以下！”

——斯诺《西行漫记》

“千百年来，文人和有钱人垄断着汉字，以便统治这个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浑身粪臭、迷信鬼神的农民不愿意学这种字，没有这种字，日子也混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往他们的脑瓜里灌进一堆汉字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国民党尽管有那么多优秀教师，有那么多从英国、法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对此却束手无策。前些年，有个叫晏阳初的留美学生出了一阵风头，因为他在蒋管区的定县办了示范性的平民教育。但问题是要教几百万人读书写字，那些示范顶什么用呢？而且要教的是成年人，不是儿童。

共产党的办法很简单，容易推广。他们把教育与生活结合了起来。农民并不在学校里学习（冬天除外），共产党教他们认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有关的字。例如，羊倌学认“羊”、“狗”、“棍”、“草”等宇，农民学认“地”、“谷”、“麦”、“骡”等字。教学法很巧妙，也很有趣。一个学童在午间休息时要串五六家门，在门上、桌上、灶台上贴上代表备该物件的字。这样，家庭妇女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认字。第二天，学童又会带来三个新的字。

我还见过农民耕地时，在地两头的大牌子上各贴一个字，这样来来回回认它一天，头脑再简单也能记住那笔画复杂的方块字。

不论我走到哪个村子，到处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还与教育无缘的泥腿子们在聚精会神地做功课，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或者在场院观看乡村剧社的演出，或者倾听人用号筒读报上的新闻，或者研究刷在墙上的标语并费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读出来。

共产党在儿童的学校教育上也有建树，虽然不象群众性成人教育那么有声色，但影响却深远得多。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教地理没有地图，老师有时就凭记忆画，这就免不了出错。由于缺乏课本，老师既要为学生，也要为自己准备讲义。在山区，差不多所有的材料部是油印或石印的。毛笔要由学生自己制做。纸张也很缺，不过由于手工业的恢复，还不至于使学生做不成作业。教授在大学教物理没有仪器，教化学不能做实验。然而，考虑到边区教师在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条件，我认为他们已经创造了奇迹。”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甚至连不大关心政治的英国贵族理工宅班威廉也注意到：

“但是最可叹的一点，就是这许多成就并没有真实用处。做成的这些东西根本很少销路，因此，所做的数童只是一件或是两件，作为展览会的陈列品，并不是千千万万件推销到市场上去的。老百姓当然不是不要这些东西，但是大家太穷了，买不起！ 换句话说，人民的经济能力不够消纳这许多奢侈品。

在共产党地区之内则不然。每一个小小的改良，虽然大部是很简便单纯的技术，都是直接和大家的需要有直接关系，所以立即普遍传到各处，大量为人民所采用。在重庆这里，共产党所认为反动的中心的地方，谁知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到如此迅速程度，竟超过了人民所需要的地步！自由中国工业界贡献于中国人民的生活资料实在太高超了，整个社会还不曾准备好接受它的条件咧。展览会上的东西，在一般四川土人看来，非但和日常生活都无关系，简直可以说是做梦也不曾想到过世界上有这些东西。所以说，重庆科学家虽然对于工业革命的进行快过了共产党，远景未尝不很美丽；但是实际上，对于国家进步的影响反而是极端微小的。

如何把这些技术和人力用到支援战争上去，就是那时最切要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当局对此似乎束手无策。第一，就因为战时经济困难，无法办理交通运输事业，因此要大量发展工业就成为不可能。第二，更坏的情形，是中国的资本家在中日战事开始时早已失掉信心，所有大量资金并不用来开发内地工业，反而汇到意大利、德国、和英美去买股票。国民党的经济根基在欧美，根本就不在中国。”

——班威廉克莱尔《新西行漫记》

所以可见，解放区才是真正注重文化，注重科技，注重教育的，那么为什么从都编剧到管导演，一系列文人都矮化我们的教育呢？斯诺也早已给出了答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