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于大地的人们——写在《拍摄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应注意这些问题》后面_风闻

写文章最大的幸运，就是碰到能读懂并且真心认同你的人。

我那篇“拍摄抗美援朝影片要注意……”，是我在观察者网对别人的一篇《金刚川》影评的回复。

没想到这篇回复引起的关注和点赞，使得它被小编单独摘出来成了一篇主帖，题为《拍摄抗美援朝影片要注意这些问题！》

有几位网友是这样评论我这篇文字的：

David：直击要害，写得真好！

星际旅人：你说你这个为什么不是第一高赞呢？完全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回事！

而网友leroichat则引用了文中的一段话“而八连上去前，师政委因为炮弹不足而忧心忡忡的一句“怎么得了啊，我们和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则道出了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的辛酸与无奈。当向八连运送给养的后勤战士在敌人炮火中一批批倒下，张连长在电话中恳求师长（注意：此处记忆有误，据网友逍遥居士“提醒，应为通过炊事员老王给师长带的口信。感谢逍遥居士）不要再送东西了，师长坚决地说：“要送！要送！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这才是真正的战友情。”

并评论道：

“我居然光看这一段都要泪目了。果然这些故事导演只要把过程原汁原味还原就足以打动很多人了，瞎编乱造一些场面来强行煽情反而让人感觉吃了一只苍蝇。”

而我的好朋友W博士，则在朋友圈里转发了这篇文章，并评论道：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估计（肯定）又有一些以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出现了。我的好朋友驱逐舰博士为此提了一些建议，我完全赞同！特郑重推荐大家一阅！

驱逐舰博士的建议毋宁说深刻而全面地指出了我们目前大部分所谓“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通病。特别是他说的“反思人性”的问题。—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们的导演们喜欢起“深刻”来了，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没“深刻”，反而费解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顺便说一下，驱逐舰博士是哲学博士，毕业于名校名师，英语极好，研究的是以《人性论》为代表作而闻名于世的大哲学家休谟。”

这些鼓励让我很欣慰。

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写得多好，而是因为我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了很多和我一样的观众要讲的话，或者说它引起了不少人的进一步思考。

既然这样，我就把它作成一篇日志，以备感兴趣的朋友阅览和指教吧。

我是一名教师，希望它也能引起我的学生的思考。

尤其是W兄所说的“反思人性”问题，我在文中是这样写的：

“比如电视剧《三八线》表现了被美国飞机炸成废墟尸横遍地的朝鲜村庄，结果去村里借粮的志愿军反而把自己的干粮留给了幸存的朝鲜老乡——要再强调一遍，这是为了谴责侵略者，表现我志愿军人民军队的本色和抗美援朝的正义性，而决不是为了无病呻吟地“反战”、“反思人性”（西方的“反战片”是因为西方确实发动了很多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又不便于明确承认，只好笼统地谴责战争，说凡战争都不好，参战双方都不人道，这样反而借着“反战”而推卸和掩盖了真正的战争责任：反正战争都是这样，何必单单怪我呢？这就像你谴责某人打人，他说反正你也还手打了我，所以谁也别说谁）。”

W兄认为写得很好，其实听过我课的同学就会知道，这就是我在课堂上引用德国伦理学家鲍尔生的话讲过的一个观点：

“普遍的错误宣告自我无罪。掩盖你的自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宣称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人性是自私的；掩盖你的侵略战争罪责的最好办法，就是宣称所有战争都是这样的。”

西方拍了那么多“反思人性”、“反战”的影片，但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干涉别国的战争和战争威胁一直没有停止过，反而愈演愈烈，其奥秘正在这里，就在于这些影片其实告诉你：

“人性”就是如此啊！难道你能够反对或改变“人性”吗？战争就是如此啊，你所谓的反侵略战争也是要血肉横飞死伤惨重的啊，哪有什么正义非正义呢？！

——这种观点，我们通常叫做“善恶不辨，是非不分”，但在W兄所批评的那些人看来，这就叫“深刻”，叫“反思”，叫“人道主义”。

既然如此，侵略者当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把“符合人性”的战争打下去；而被侵略者如果用武力来反抗呢？那对不起，你这也是战争，也是“人性的恶”，与侵略者不分轩轾。

当然，如果公然这样讲出来，没有几个正常人会接受。

但如果换一种说法呢？

比如：

“哎呀，八路军当年的游击战是军民不分，拿老百姓当炮灰呀！”

“哎呀，什么解放战争，当年国共内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苦的都是老百姓呀！”

“哎呀，当年美国打朝鲜，并没有意图要打中国，抗美援朝我们是白白牺牲了几十万人呀！”

这些论调大家是不是有点耳熟呢？是不是觉得“好像也有那么几分道理”了呢？

作为思政专业同学，有没有想过怎么反驳这些错误思潮呢？还是束手无策，任其泛滥，任其影响你的同学、学生和周围的人呢？

其实，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都是人民群众热情参与的反侵略或反剥削压迫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发动群众是赢得战争的前提，而这不是让群众去送死，恰恰相反，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训练群众，正是对群众利益的根本保障，因为这正是敌人所最为惧怕的东西——这才是真正深刻的认识，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习总书记引用毛主席的话说的，要用帝国主义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说话，要让帝国主义懂得“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不管美国当时有没有打算立即进攻中国，让它压到鸭绿江边，就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这就好像一只老虎，你不能说“它暂时好像不想吃人”就任它盘踞在你身边而不把它赶走或锁进笼子里——这个道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当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胃口。让美帝国主义压到中朝边界，它要发动对华战争，随时可以找到借口，向它让步是不行的。”

文艺界的很多场合都是小资当道，这些人想不清楚或不愿意想清楚这些问题。而我们思政专业的同学则一定要有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来认识这些问题，并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引导，才不负自己的责任。

刚才提到的点评和推荐我的文章的W博士，是我在H大读博时结识的同窗好友，现在是某知名大学哲学教授。他思想学问之深湛自不待言，而且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给对我那篇文章的评论中原来是这样结尾的：

“顺便说一下，驱逐舰博士是哲学博士，毕业于名校名师，英语极好，研究的是以《人性论》为代表作而闻名于世的大哲学家休谟”。

我转发时觉得这些评语我实在愧不敢当，就删掉了这一段。

谁知W兄见了，又点评道：

“可以把最后一段补上啊。那可不是恭维啊。言下之意是你是研究《人性论》的专家，为何却说不要随便“反思人性”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却原来W兄并不是随便写这话夸我，而是把我当作了一个论据——如此微言大义，不是他亲自提点，我还真是驽钝未解呢。

于是我只能将W兄的原话一字不少地补到日志里。

W兄又对拙文继续评曰：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每一条建议都很好，本想一一点评，只是时间紧张，只写了关于“人性”的那条。

比如第一条（志愿军战士不要有匪气、痞气和哥们儿义气）我就完全赞同。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须知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大多是忠厚朴实的从农村出来的人，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平时连开个玩笑都害怕别人说“嬉皮笑脸”，哪里还有这些“气”呢？而影视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这“三气”，究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受美国影视作品的影响，也就是你说的戴着“唯洋是从的帽子”缘故。”

不知怎的，W兄这话让我想起了山东作家王润滋（我初中时学过他的《卖蟹》一文）。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学术界一派声讨中国农民的“落后”、“保守”、“狭隘”、“自私”，耽误了中国变成西方那样的“文明社会”的声浪中，出身胶东农村的王润滋同志却写出了大批作品歌颂中国农民的革命、劳动、奋斗生活，歌颂他们的美德，反思那些把农民和农民传统美德说得一无是处的观点。——我曾经介绍过其中的一篇《内当家》。

王润滋同志说：

“我们为什么老是要骂农民呢？”

“是祖母与母亲给予我作家的情感与良知。祖母是一个旧农民的典型，狭隘、落后，性格也古怪。可她有一颗爱我的善良的心。”

“中国农民经过几千年的长途跋涉才走到今天，十分不易。他们，那么久远，那么贫穷，那么悲怆，却奇迹般地没有堕落，没有潦倒，没有毁灭，而是迈着沉重不屈的脚步，走过昨天，来到今天，还要赶到明天去。”

“对于这些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不应该关注他们的命运么？不应该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么？不应该替他们发几句心中的呼声么？即使99%的农民都富了，还有百分之一在受苦，我们的文学也应该关注他们，我的同情永远都在生活底层的受苦人。”

我不是农民，但我是共产党员，我能读出这是一位农村来的同志发自肺腑的话。这些话说得并不是疾言厉色，寒光凛凛，而是透着一种中国农民特有的温煦和隐忍，但是它顶天立地，无可辩驳，就像茅盾歌颂的象征着北方农民的白杨树一样，默默挺立在那里，就能反衬出某些数典忘祖绝根忘本的人的卑微、渺小。

我还记得，和王润滋同事的一位胶东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寻找二嫚》。

“嫚”是山东人民对农村小丫头的亲切称呼。

这位作家写的是文革期间，他们这些作家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并体验生活，住在二嫚家里。二嫚是根正苗红的贫农，也是村里的团支部委员，可她从来也不歧视这些“老九”，她不卑不亢，帮助他们劳动，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也向他们学习文化。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正派、俊俏、热情、活泼的农村姑娘。

 

这个作家说，文革结束后，他逐渐淡忘了这段生活，而写了一些为所谓在新中国“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鸣不平的作品，也得到了一些名声。 但是他说，现在回想起来，写这些作品只不过是根据道听途说而写的赶时髦的东西，而当时在乡下写的那些表现二嫚和身边那些农民的劳动与生活的作品，才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只不过它们当时不合某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的口味罢了。

他说：

这些年的社会现实让我明白了很多。我再也不写那种为所谓“右派”鸣冤叫屈的作品了，我要写工人，写农民，也写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劳动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

他说：

我特别想找到二嫚，想知道当年的二嫚现在在哪儿。但是，找不到又怎样呢？不知道又有什么要紧呢？我以后的所有作品，都属于二嫚和她的乡亲们。

我在W兄的这些话里，以及他和我交往的一言一行中，能够看到同样的深情，同样的品质：

对农民的热爱；

对土地的忠诚；

对家乡的眷恋；

还有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魂魄的坚守。

我和人交往，从来不在乎他的头衔怎么样，甚至也不是太看重他的学识怎么样（有学识当然好），而是看他的人品是不是纯正，言行是不是端方厚道，以及是不是像一株挂满稻穗的稻苗一样，对我们的大地，我们的故乡，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往情深。

W兄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骄傲自己有这样的朋友。

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不管以后学识如何，境遇怎样，都成为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