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现代化城市和农村的冲突？让我们先来看看华揽洪先生的《重建中国》吧_风闻

从飞机往下眺望只能了解中国的概况，我们再来深入到中国的乡村看看。在浙江富庶的稻田或在内蒙古大草原，在河北出产粮食的大平原或在陕西的黄上高原，我们看到的景象显然是不同的。无论到何处，贫穷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只有地主和富农的房子是好砖好瓦盖起来的砖瓦房。威廉姆亨顿（WHinton，即韩丁，寒春的哥哥，阳和平的舅舅）在《翻身》一书中对陕西（应该是山西）一个村庄的描述(他曾在那里住过多年）证实了我的亲身感受。

“多少世纪来，虽然村子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到处都是。在好几个地方，人们可以穿过土墙上的大豁口，从街上直接进入院内。人们还不断发现新的捷径，开辟新的途径，连接各家。只有富户才有能力使自己的院墙保持光洁方整，抹上草桔石灰。只有这样，才经得住几个寒暑的风吹雨打。”

南方民居的状况略好些。至少在南方用不着考虑抵御严冬的寒冷，但那里雨水多。雨透过不怎么防水的屋顶，潮湿的印记爬上防潮很差的墙面。处处显得潮湿，蚊子也多，总之到处都破败不堪，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城市里的条件是否能好些呢？城里穷人的状况更糟。总的来说，城布分为两类，沿海工业城市和内陆城市。

1949年以前仅有的一点点工业，除了在东北以外，大多集中在港口城口，特別是上海。能住上欧洲19世纪矿工所件的简易楼房，对中国工人来说，就算得上是“小康人家”了。他们大多是从农村闹饥荒逃难出来的，当时这种悲惨的劳动力几乎取之不尽，等待他们的命运也同样悲惨。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居住条件必然是很差的。他们不得不住在废弃的破房子里、用旧席子搭的草棚里，还有成千上万的上海工人就住在拖到陆地上的舢板里。舢板的木头都已腐朽，与夏天雨季浸泡过的淤泥搅和在一起。只有极走运的人才能住上一间不透风的房子，睡在“炕”上，哪怕这炕只是一块木板而巳。

这就是沿海城布里“中国区”的贫苦人的居住情况。因为还有另一部分，光鲜的部分，那里有柏油路、铺砌的人行道、林阴大道，但这不属于中国人，这是欧洲人的、美国人的或日本人的。没有哪个殖民帝国能抢先把整个中国独吞，于是他们之间就签订了瓜分协议，每个国家获得一部分利益，开滦煤矿归谁，京汉铁路归谁，邮政归谁，海关关税归谁，都规定好了。城市和街区也被瓜分。这就是有名的租界，租界里所有的权利都被让予99年。维多利亚式的城堡耸立在无可挑剔的草坪上，这是英国人的地盘。一排整齐的法国梧桐后面几幢路易十三式的房子，这是法租界。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警察穿的制服却不一样，因为已经从一个租界到了另一个租界。毎个租界都有自己的排水系统、电站、街道网络，跟宗主国的设计一样。租界之间有主干道连接，这么多租界并列，其纷繁的景象可想而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富裕。这和中国人居住的郊区的悲惨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郊区洋大人是轻易不敢进的。还要再明确一点，这些租界虽然属于某个殖民国家，但里面住的也不全是殖民国家的公民，也有不少中国人住在那里，他们都是富足阶层或中产阶级。

最强烈的对比莫过于在20世纪初最大的浮华奢靡的城布——上海了。这个城市汇集了当时中国60%的工厂工人和现代企业。劳苦大众的疾苦反衬着南京路和外滩高楼大厦里的浮华，外滩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轮船停靠，这个“花花世界”不知为多少著作提供了素材。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云集于此，伺机掠夺这个大国的财富。上海是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一面镜子。其他的港口城市，如天津、大连、汉口、青岛，是上海的缩影。

——华揽洪《重建中国》

民国时有现代化城市吗？没有，有的只是一个个住着富有洋大人及其随从的现代居住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