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科学家拒绝FBI后的2473天_风闻

　　译 | 玉林罗美兰

　　我们最近讨论了律师行业，

　　也关注了美国新闻，

　　但有些问题过于庞杂，

　　不精确且不具体。

　　今天分享一篇《纽约客》的近期稿件，

　　这篇稿件引起了美国国内广泛讨论。

　　希望我们能在这个故事里，

　　看到美国的法官、律师、官僚、记者的一个侧面，

　　期待你可以有所收获。

　　2017年6月21日，肯尼迪国际机场。

　　阿斯加里和妻子法塔赫走下飞机，准备去探望自己在美国生活的儿女。

　　先于接机亲属出现的，是两名机场的工作人员，夫妻二人被他们带进一个小房间，等待他们的，是一群联邦调查局（FBI）特工。

　　见面之后，FBI当场宣布逮捕阿斯加里，并提供了一份长达12页的起诉书。

　　起诉书上陈述了对阿斯加里十一项罪名的指控，包括但不限于盗取商业机密和签证欺诈等。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屡见不鲜。

　　01**.**

　　永不败诉的机构

　　阿斯加里，伊朗人，56岁。

　　九十年代，他曾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读研究生，并就职于某顶级实验室，两个孩子都出生在美国，是美国公民。

　　阿斯加里此次入境美国前，任职于德黑兰的谢里夫科技大学，是材料科学系的教授。

　　面对长篇累牍的指控，这位英语流利的伊朗教授陷入困惑，他想当然的认为，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FBI的工作人员打破了这种猜测，他们坚称阿斯加里涉及帮助伊朗政府窃取美国制造商的核心技术，会被判处多年徒刑。

　　在证据清单里，阿斯加里发现自己已经在五年前开始被窃听，并被扫描了全部电子邮件。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起诉我，它将不可避免地在法庭上败诉」。阿斯加里当时说。

　　「我们从来没输掉过案子」。一位特工告诉他。

　　「这将是你们第一个」。阿斯加里回答。

　　02**.**

　　五年前的拒不合作

　　2012年11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当时51岁的阿斯加里获得一份工作邀约，雇主是制造企业凯斯（Case Western）的材料科学实验室。

　　工作不到半年，阿斯加里就在公寓门口收到一张卡片。

　　卡片的主人名叫奥尔森，联邦调查局（FBI）雇员，卡片背面附有一张字条，要求阿斯加里给他打电话。

　　作为一名伊朗科学家，阿斯加里了解自己身份的敏感，他按照要求联系了对方。

　　奥尔森约他几分钟后在马路对面一个咖啡馆见面，聊了为什么来美国工作等问题。阿斯加里简单介绍了家里的情况，表达了伊朗材料学科在封锁下的困境。

　　愉快而轻松的氛围下，一纸协议出现在桌面上，FBI想发展阿斯加里为线人，预付酬劳为五千美金，并许诺帮他处理工作签证问题。

　　年过半百的阿斯加里拒绝成为告密者，他离开咖啡馆后，很快收尾了凯斯实验室的工作，回到伊朗。

　　这次拒绝，为五年后的那场被捕埋下伏笔。

　　03**.**

　　伊朗科学家被起诉后

　　阿斯加里的牢狱生活从2016年年底正式开始。

　　他离开肯尼迪机场后，短暂见了家人，并在被联邦法院提审后去到莱克县成人拘留所，那是潘恩斯维尔的最高安全监狱。

　　到达拘留所之初，看友们表现出紧张情绪，他们私下传播说：这个人是伊朗科学家，可能会炸毁东西。

　　僵局很快被打破，阿斯加里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犯人，通过打牌和下棋。

　　熟悉之后，他定期开设物理知识小课堂，给部分看友解释红外探测仪的工作原理，以及彩虹是怎样产生的。

　　除此之外，阿斯加里热心收集杂物店食物，提供给晚餐后到达的新犯人；不久之后，他开始成为犯人中间的纠纷调解人，甚至还帮一名犯人缴了保释金。

　　一周之后，他的家人就为他找到了公共辩护律师爱德华·布莱恩。

　　在布莱恩的陪伴之下，阿斯加里被暂时释放到一间旅馆，并见到了俄亥俄州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

　　FBI再次提出以情报作为撤诉交易，并提出了关于伊朗核能力的具体问题，阿斯加里拒绝回答，只讲了一则波斯寓言作为回应。

　　初次会见之后，律师布莱恩认定这是一个伪造成商业秘密案的反情报案。

　　04**.**

　　美国律师与法官的反击

　　会见后第二周，布莱恩为阿斯加里争取到了保释。

　　伊朗教授被释放后到克利夫兰联邦大楼报道，并安装电子脚铐。

　　意想不到的是，阿斯加里在联邦办公楼下再次被逮捕，这次来的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

　　逮捕理由，是他的签证没有在肯尼迪机场加盖印花，这也是FBI的手笔。

　　在此之后的一年半当中，阿斯加里反复被假释、提审、逮捕，ICE甚至在他刚刚被联邦法官无罪释放后，将其拖入拘留所。

　　那次庭审当中，地方法院法官格温顶住了检方和FBI的压力，采纳了辩方的动议。

　　法庭裁定，检方以供职于公立大学为由，把阿斯加里和伊朗政府联系起来，是无稽之谈，起诉书中的罪名不成立。

　　面对自己当事人莫名被ICE带走的情况，执业超过22年的公共律师布莱恩当场暴跳如雷。

　　「那些人只会胡说八道」。他对着检察官大吼。

　　05**.**

　　泥潭里的伊朗笑话 

　　ICE像一个巨大的泥潭，阿斯加里在其中不断下陷。

　　移民律师提出的各种申请，在海关边境保护局（CBP）、FBI和ICE之间流转，办公室电话经常不通。

　　「我只是在向墙上丢屎，他们再不定期弹回一点儿什么」。移民律师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

　　ICE偶尔派代表与被拘留者见面，并讨论他们的案件。工作人员都声称自己只是遵循程序，无权评估执行措施的逻辑性或公正性。

　　阿斯加里向代表们讲了一个伊朗笑话，作为回答。

　　一个人看到两组工人，一组在沿路挖沟，另一组则在后面追赶，将其填满并掩盖。

　　旁观者很困惑，问工人在做什么。他们说，政府雇用了三名承包商：一个负责挖掘，一个负责安装管道，第三名负责掩盖。

　　一名工人说，第二个承包商从未露面，“所以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

　　「说的就是你们」。阿斯加里对ICE的雇员总结说。

　　06**.**

　　绝处逢生2020

　　转机出现在今年3月。

　　阿斯加里在被转移到德州的惩教中心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开始戴上口罩。

　　此时，他刚结束第六次更换监所，美国到伊朗的航班已经因疫情中断。

　　面对40人共用一间的惩戒环境，阿斯加里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巨大的感染风险包围。

　　为了尽快让他离开监狱，律师们也冒着感染风险，在庞大的司法系统中间奔走。

　　直到4月25号，阿斯加里正式被检测出covid -19呈阳性，监狱里糟糕的医疗环境，让年老体弱的他几乎命悬一线。

　　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为这个伊朗人发声，他的名字屡次被报道，记者们把笔锋对准各级官僚体制。

　　他的妻子法特梅也在不断向伊朗外交部求助。

　　五月底，阿斯加里出现在了美伊交换人员名单上。

　　六月初，他回到了位于德黑兰以北山区塔勒根的乡间别墅，健康开始恢复。

　　2020年的疫情，帮助他在绝处逢生。

　　回到伊朗之后，阿斯加里得到政府高级领导接见，当地媒体蜂拥而至。

　　他们把这位伊朗教授作为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代表，期待他发出痛心疾首的控诉。

　　阿斯加里再次拒绝了，他陈述了自己不同的想法。

　　我在每个监狱，都可以拿起电话，与律师和记者交谈，写我的稿子能够不受审核就发表在各家媒体。

　　我的律师拿政府工资，但他四处为我奔走；法官不畏强势的FBI，公正地判决我这个伊朗人胜诉。

　　这些人和ICE与FBI一样，都代表着不同侧面的美国。如果忽视他们的存在，一味形而上地控诉，那是对正直良善之人的辜负。

　　总有一天我还会再去美国，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站在陪审团面前，彻底拿到胜诉。

　　因为我自始至终没做错过任何事情。

　　这是伊朗人阿斯加里在美国的故事。

　　《纽约客》的评论区里，美国的网友为教授的坚强勇敢，高风亮节而感动；新浪微博上，我们的网友把这个故事作为「美国之暗面」样本。

　　这都是每个普通人最真挚的感受。

　　作为法律人，阿斯加里的故事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角度：我们很清楚，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没有一颗星球只有亮面。

　　如果有一天，简体中文版的阿斯加里故事被书写出来，那这个行业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决定了主人公命运的走向。

　　愿我们能一起，做法治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