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与红军（三）_风闻
民生文旅-为民而生，与文同行。2020-10-23 20:06
长征是这样开始的
一、莫雄“莫大哥”
莫雄
莫雄与薛岳跟随张发奎两次反蒋失败后，都流落在香港。
一次两人在香港相遇，薛岳告诉莫雄，桂系、粤系、南京都有人来联络，邀他前去军中效力，自己举棋不定，请莫大哥指点指点。
莫雄告诉他，广西地贫，广东地狭，南京才是鲲鹏展翅的好地方。
薛岳就到南京投奔了蒋介石，从此开始一路腾达，薛岳对莫大哥更为敬重，感恩得不要不要。
莫雄无业，宋子文在财政部给他挂一闲职，月领300大洋。莫大哥衣食无忧，闲着也是闲着，就在上海滩逛马路，逛着逛着碰到了一个熟人。
这个熟人叫刘哑佛，鲁迅笔下刘和珍君的哥哥，五年前经老同盟会员的介绍，投奔到国民革命军11师师长莫雄麾下，莫雄见他胸有大志，谈吐不凡，下笔有神，就让他担任师政治部主任。
只可惜蒋介石借廖仲恺案设计废黜了许崇智军长，莫雄所部被缴械，两人就此天各一方。
故人久别重逢，各叙衷肠，分手时留了联络地址。
一来二去，“刘哑佛先后带了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袁良刍、何文风等人来我家作客谈天。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人”。
这些人不但是共产党人，而且都是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
莫雄也常去刘哑佛家谈天，晚了就“在刘哑佛家的地板上睡觉”。十九路军上海抗战时，宋子文连夜派人去找莫雄担任税警总团团长时，就是在刘哑佛家的地板上找到莫大哥的。
与刘哑佛、严希纯等人接触时间久了，莫雄向严希纯提出入党申请。严希纯请示后，向莫雄转达了李克农的意见，称莫雄是革命的老前辈，留在党外对党更有利，凡对党有利的事就请莫大哥尽力帮着去做。
二、“国师”杨永泰
杨永泰
宋子文、张学良被送到欧美“考察”，莫雄又失业，就转到南昌薛岳军长那里去“吃闲饭”。
闲着也是闲着，莫大哥便到百花洲踱步闲逛，一辆小汽车在他身旁停下，走下来一个人，张开双手热情的走向莫雄，嘴里喊道“莫大哥，真的是你，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来人正是政学系代表人物杨永泰，杨经黄郛推荐，以《削藩论》得蒋介石信任重用，他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新生活运动”、“军官训练团”、“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保甲制”等一系列政治主张都成为蒋介石力推的国策，杨永泰也因此被称为“国师”，先后担任南昌行营、武汉行营兼“剿总”的秘书长，目前正与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一文一武谋划着“铁桶围剿”大计。
据莫雄的回忆录，杨永泰此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大角色”。
莫雄向杨永泰说了自己目前的处境，杨听后，一句话没说，把莫雄拉进汽车，直奔他的家，让莫大哥在他家里住了下来。
一生传奇的莫雄“莫大哥”，他的两次闲逛，几度让红军绝处逢生。
几天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推荐莫雄担任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获准。
当杨永泰将两份蒋介石签名的委任状交给莫雄的时候，还把两张空白的组织表同时交给莫雄，让莫雄自己放手去找手下人员。
莫雄说，我在南昌一个人也没有，要到上海去找。杨永泰又递给莫雄一张3000大洋的支票，说这是路费，你去上海找吧。
到上海后，莫雄叫来刘哑佛、严希纯和项与年，拿出委任状和空白的组织表，对他们说，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王世英得知后，真是喜出望外，睡梦中都笑出了声来！
他派出了阵容强大的特科成员，刘哑佛、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贾绍谊、邱吉夫、阮退之、薛代旦、傅肖先、丘镛、胡毅等几十人，两个机构里除莫雄外，所有重要岗位都是共产党员，莫雄也放手让他们去干。
不但如此，莫雄还“介绍了好些地下党同志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中共上海地下党）又委托我介绍了10多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这批人今后发挥的作用也是当量巨大，无法估算。
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城第一次密谈，亮相的第一句话是“我做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此处可见，莫雄做的也是整销批发业务。
莫雄此时及以后送给红军、共产党的“大礼”，堪比之前的范石生、之后的张学良、杨虎城。
三、国士卢志英
卢志英
莫大哥与刘哑佛在上海马路上偶遇的时候，卢志英与项与年都被周恩来从北平调到了上海的中央特科。
项与年分配到行动科，参与了多次惩治叛徒的行动。卢志英则被派到西安，在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担任少校参谋，他的直接上级是参谋长靖任秋。
南汉宸与杨虎城是生死之交，是杨接触最早、最为信任的共产党人，目前被杨虎城正重用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上海共舞台案发生，100多名地下党人被捕，黄埔四期生王世英身份也在此际暴露，不宜再担任中央军委南京特派员，卢志英到南京接任。王向卢交接了郭春涛、李捷年、贾绍谊，左恭、王孟浪等内线关系，在王世英工作的基础上，卢志英后来又把王昆仑、胡济邦发展为党员。
卢志英后在南京被捕，受尽酷刑也坚不招供，被组织营救后到了上海。
王世英把卢志英等几十人派往江西南昌、德安去的时候，卢志英刚刚养好南京狱中所受的刑伤。
曾在蒲城劫狱营救卢志英、现已成为其妻的张育民，在南昌开立西医诊所作为情报联络点，邱吉夫明面上是药剂师，实际担任南昌与上海之间的交通。
其他一部分人员留南昌，在莫雄的后方办事处掌管电台，大部分人员到德安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就职。
华克之带陈成等人上庐山刺蒋前，专程绕道到德安去看望莫大哥，莫大哥带华克之参观保安司令部，随莫大哥的指引，当华克之看到身着戎装的项与年，惊得目瞪口呆。莫大哥对华克之说“绝密，绝密”。
项与年也是军人出身，南洋回来找不到组织落难时期，也曾投奔过王亚樵，与华克之一样，是王亚樵的骨干干将。
卢志英在德安假剿红军真剿匪，把个德安地区搞得稳稳当当、太太平平，大受陈诚、康泽的信任赏识，上庐山参加了军官训练团。
莫雄在各区中“考绩第一”，成为“模范专员”，后来破格出席庐山牯岭的军事会议。
四、“剿总”刘陈潘
这里的“剿总”特指鄂豫皖三省“剿总”，刘指刘思慕，陈指陈绍韩，潘指潘文郁。
刘、陈的故事参见《汉口的蝴蝶 上海的巨浪》，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潘文郁。
莫大哥一行在江西刚安营扎寨停当，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来了。蒋介石马上任命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坐镇武汉行营，东北军9个师也相继开到河南安徽。
历经世事，出国又见了世面，张少帅想换了个人，变得好学上进。对变节分子黎天才说他想学马列主义，有没有好的老师。
黎天才向他推荐了李立三的“大秘书”潘文郁，专门给他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就像后来的刘思慕给冯玉祥上课一样。
这是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运作的结果。
潘文郁是留苏回国人员，党内理论水平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齐名，李立三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时候，潘文郁是党刊《红旗日报》的主编。王明刚从苏联回国，三爬两爬才到《红旗日报》担任编辑，是潘文郁手下一小编。
王明被捕，让一个牢中巡捕送信到潘文郁的办公机关，要潘文郁报告“家人”筹钱去保释，潘文郁向李立三报告，该办公机关只能迅速搬家。王明被营救出狱后，因他暴露中央办公机关的行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王明记恨在心。
王明上台掌权，将潘文郁调到河北省委宣传部任干事。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平被捕后，长长的的招供名单里就有潘文郁。
潘自然被捕入狱，为求出狱，潘文郁在自首自新书上签字画押，从此郁郁寡欢，意志消沉。
吴成方经过甄别，发现潘文郁虽自首，但没有出卖同志，决定重新发展潘文郁为党所用，当黎天才需要理论人才时，吴成方暗中推荐了潘文郁。
潘文郁任张学良中校秘书兼管“剿总”文件档案，吴成方指定杨青林作为潘文郁的单线联系人，来往于平汉线，将潘文郁提供的情报传送到设在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联络点——春秋书店。
五、第五次“围剿”
1933年盛夏七月，国军10万人开始进攻留在鄂豫皖地区重建后的红25军。
九月，国军50万人进攻中央苏区。
李德的阵地战、堡垒战，让红军损失惨重，彭德怀骂娘，刘伯承顶撞。
冬季来临之前，红军才缓了一口气，因为福建发生了“闽变”。
李济深及19路军的“祖孙”三代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反蒋人士在福州发动兵变立国，国号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在此之前，福建方派了几拨人马前往中央苏区进行联络，希冀能与红军联合反蒋。
不知是“高佬蔡”在南昌城外的不辞而别或是19路军“剿共”卖劲等原因，红军没有与其有实质意义的联合和配合。但还是派出了潘汉年、黄火青等人前往福建做双方的联络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与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交，黄火青被任命为驻漳州领事馆的领事。
戴笠率郑介民、沈醉等人携带大量空白任命状进入厦门鼓浪屿，重点策反了19路军参谋长范汉杰，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应军事部署就没有秘密可言，后来范汉杰更把19路军的全部无线电密码本交给了戴笠，使19路军指挥系统失灵瘫痪。
号称国军“飞将军”的蒋鼎文率中央军自南平攻陷延平后，19路军土崩瓦解。
没到三个月，福建事变平息，头头脑脑全部逃亡香港；19路军被改编，凡广东籍的全部缴械后遣返原籍，福建到广东的道路上，满眼都是靠行乞要饭走回老家的粤籍士兵。
1960年，中央人民政府对战犯首次大赦，最先的名单中有范汉杰，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政协讨论会上极力反对，范汉杰在首次大赦名单中被撤下，第二次大赦，周恩来提前向众人做工作，范汉杰也得大赦出狱。这虽是后话，也说明范汉杰对19路军的破坏之大，众人对他的怨恨之深。
中央苏区由此又成为“围剿”主战场。
东路蒋鼎文、西路何键、北路顾祝同、南路陈济棠，四路大军对中央苏区形成围攻之势时，红色特工出现在“南天王”陈济棠那里，三言两语后陈济棠就有小九九了，红军一旦被“剿灭”，其他三路大军就会乘势进入广东，自己就会成为假途灭虢、唇亡齿寒中的虢和齿。
所以陈济棠就有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
前方大打，后方抓紧做“铁桶围剿”计划的准备工作。现在应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迫使红军长征的“围剿”计划了。
该计划以瑞金为中心、以150公里为半径形成一个包围圈，总共动员150万正规军、别动队、保安队、民团等武装力量，每天缩小包围圈1公里并编扎一圈铁丝网，每推进5公里修筑一道交叉火力能覆盖的碉堡掩体群。
在碉堡掩体群旁边修筑能通行美制10轮军用卡车的道路，如遇红军突围，则用进口的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投放兵力，配合碉堡掩体群的交叉火力网对红军进行堵截剿灭。
计划详细到哪个点布铁丝网哨卡，哪个点设碉堡、瞭望哨，哪个点建兵营、军需库都标明的一清二楚，一等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与红军作战的50万正规军全部撤到指定位置或兵营驻扎，形成大包围圈，然后各点齐头并进，边剿边进，围而剿之，半年即可大功告成。
打到1934年的7月，第五次“围剿”反“围剿”已经打了整整一年，红军控制的地盘和机动余地越来越小，配置到各地的铁丝网、军用卡车已经陆续运到，国军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更新，庐山军官训练团连续办了几期，康泽的别动队进驻江西，“铁桶计划”的实施进入倒计时。
六、红军大突围
1956年，项与年（左）与莫雄重逢时合影
200多名军政要员参加的牯岭军事会议在庐山召开，莫雄和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也参加了该次会议，他们到达庐山的时候，山上已下了雪。
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重达三四斤的会议材料，这个材料就是“铁桶计划”。
“国师”杨永泰作为“剿总”秘书长，对接下来的军事政治行动作了全面部署动员，蒋介石最后也在会上说“图使江西从此再无匪患”。
会议刚开了两天，莫雄已后背发冷、坐立不安了。
七天会议结束，莫雄匆匆下山，一回到德安，急召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三人，将会议材料交给他们看，没过一会三人俱脸色巨变，急问“莫大哥，怎么办？！”
莫雄说还能怎么办，我找你们来就是让你们把这个东西送出去。
刘、卢、项三人即辞别莫雄，驱车风驰电挚般赶到莫雄设在南昌的后方办事处，先用无线电将计划的重点内容拍发到了中央苏区，又分头连夜将计划的所有内容用密写药水分写在四本字典上。
项与年对另二人说，我是客家人，熟悉这里的地形、道路、方言，送情报的事你们就不用跟我争了。
项与年化装成教师，背一个装有洗漱用品和字典的布袋就出发了，随着关卡检查趋严，项与年在树丛中用石头敲掉了四颗门牙，装成一个乞丐继续向苏区走。
嘴部膨肿、满身污垢，布袋中的食物散发着浓重的馊酸味，让项与年混过重重哨卡，顺利到达中央苏区。
此时的中共中央已有放弃中央苏区的打算，一东一西派出了两支队伍，一方面起到调动牵制国军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侦察探路的作用，并向共产国际作了请示报告。
第一支派出的部队是寻淮洲的红7军团，六七千人的红7军团自瑞金向东北出发，与方志敏的部队会合后，合编为红10军团。
转战中，红10军团被王耀武部追击包围，一万多人仅粟裕率领400多人突出重围，寻淮洲战死，方志敏、刘畴西在怀玉山被俘，被押解到南昌百花洲关押。
刘鼎在突围中也被抓捕，押到南昌时巧妙的联络上了张育民诊所，在他们的协助下成功逃到上海，史沫特莱为他安排了藏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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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派出的部队是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9700人的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进行西征，转战四省到达黔东的印江县与贺龙的红2军团会合。
继项与年的情报后，另一条情报线也送来了相同的情报。
这条情报线就是卢志英发展入党的王昆仑和胡济邦。
王昆仑让胡济邦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打入了俞大维家，担任俞大维公子的英语老师，并深得俞大维一家的信任，俨然如家庭中的一员。
俞大维从庐山开会回来，胡济邦在俞大维的书房中找到了“铁桶计划”这些绝密材料，并用微型相机拍摄下来。
事后，王昆仑与胡济邦假扮情人到上海度假，将情报交给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世英通过电台、交通员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
两份一模一样的绝密情报坚定了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心，红10军团和红6军团的两种结局，向西就成为中央红军撤退的方向。
决策层秘而不宣的做着撤离前的准备工作，中高级将士按命令懵懂的做着准备工作，心细的第4师政委黄克诚从蛛丝马迹中判断出红军要撤离，赶到医院动员轻伤员们立即出院返回前线，这当中就有伤口还在化脓的张震。
张震后来撰文回忆，“当年如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我走上长征路，哪里还会有今天。”
西征（长征）的出发时间，
现在就等共产国际的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