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 |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70年综述_风闻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70年综述

　　宋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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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摘要：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的70年，日本史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间是奠基布局阶段:第一代学者探索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论说日本历史，培养日本史研究人才;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与科学院学部相辅相成。从1966年开始的10年“文革”期间，日本史研究受挫，教学科研一度荒废，研究机构停止运转。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各研究机构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20年，日本史研究爆发式推出大量研究成果，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各地竞相成立研究机构;第二代学者充当了主力，学术水准令日本学术界刮目相看。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20年，第三代、第四代学者成为研究主力;第五代学者展现风采，实现了年轻化、高学历化和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同时也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作者简介： 宋成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章原刊：《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9年辑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在曲折中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革”10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等三个发展阶段中，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至2019年的70年间，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突如其来的挫折，更有全方位的巨大收获。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取得进展，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展望未来，持续推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一改革开放前的奠基与挫折

　　1. 奠基与布局: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1949～1966)

　　1949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凯歌行进，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加盟新政协。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包括自然科学、理工学科，也包括接管不久的原中研院的考古研究所、语言研究所等人文学科研究机构。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专家、包括历史学教授应邀赴华援建。同年4月至6月，中国科学院增设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研究所，扩展人文学科的建设。1951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改称中国史学会，郭沫若为首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各地设置分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史学会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等一系列的活动，影响广泛。

　　1949年，《光明日报》《新建设》等创刊，与此前一年创刊的《人民日报》一起，增添了史家论文发表的窗口。中国历史悠久，治史传统深厚。国家甫建，即大力推进史学的兴旺发展。1951年，专门的史学杂志创刊。其中，天津历史教学社创办分成高校、中学两个版本的《历史教学》，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主办的《新史学通讯》(1957年改称《史学月刊》)，为发表史学论文提供了最早的三家平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述报刊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开展学术争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6月，参照苏联的高等院校专业布局模式，全国高校实施院系大调整。除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还保留历史系之外，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转为单一的工科院校，对高校人文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燕京大学等撤销，历史系主任周一良教授转至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担任中国古代史、亚洲史研究室主任，讲授以古代朝鲜、日本、印度史为主的亚洲古代史课程，日本古代史首次进入大学讲堂。后来，其讲稿正式出版，书名《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1954年，模仿苏联设立的国家学术秘书处，筹办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刊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史学杂志《历史研究》。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声浪中，学部增设哲学所、经济所、世界经济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历史所、世界历史所、民族所、法学所、世界宗教所和情报所等研究所，机构愈加齐备。同年，参照苏联历史专业教学体制，制定高等院校的历史系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教学计划，着力培养历史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

　　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回国，中国尖端科学与社会科学获得自主发展的机会。哲学社会科学部直属中宣部，加强党对人文学科的领导。1961年，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周一良、吴于瑾教授主持编写《世界通史》，翦伯赞、郑天挺教授则出面邀集学者们编写《中国史纲要》。吴廷璆教授发表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主张“本着不破不立的精神”，“打破了欧洲中心说的世界史体系，保证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1一年后，两部通史教材均付梓。《世界通史》中的明治维新一章由周一良先生撰写。高校历史学科发展显著，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招生人数成倍增长。

　　由于冷战骤发而导致的营垒划分，中国外交“对苏一边倒”，国际学术交流限于苏联东欧或前殖民地国家。在战后日本，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内阁推行“对美一边倒”的方针，敌视新中国。中日两国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国无邦交，长期对立。官方文化学术交流阙如，民间学术交流极端困难，学术访问、图书资料交换、留学生培养等全面中断。尽管如此，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承续民国时期的学术业绩，凭借各大图书馆的日文藏书，仍取得若干开创性成果。

　　哲学社会科学部刘思慕研究员率先推出专著《战前与战后的日本》(新中国书局，1949)，生动记述了战败后初期日本社会风貌。南开大学吴廷璆先生的论文《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运用社会经济形态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他认为“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制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终于使日本古代社会越过了奴隶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而“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21956年，周一良先生在论文《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中，采用唯物史观和矛盾论的研究方法，提出明治维新性质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他认为，“明治维新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它是一场未完成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3

　　1962年，周一良先生的论文《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认为明治维新是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日本人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认为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4此说虽然已提出数十年，却仍为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之一。1964年，吴廷璆先生在论文《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中提出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说。5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朱谦之教授出版《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日本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等，对日本近世思想史与哲学史开展研究，堪称开拓之作。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日本史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均为有分量的精品，启迪了有志于新史学的年轻学子，发挥了奠基的作用。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史学理论的政治属性，普遍采用阶级分析研究方法，固然突出了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特色，但成为思维定式或教条化，也使当时和此后相当长时期的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落下了“病根”。概括起来看，即看重理论、突出阶级分析，轻视史料、史料学，排斥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年代学、目录学等基础性史学方法论，对培养学生、学科建设等产生了消极影响。史料匮乏的世界史，包括日本史的研究，依据程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宏观的“理论分析见长”而聊以自慰。实际上，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既需要广阔的理论视野与论述框架，也需要扎扎实实的史料支撑，具备两个轮子，学术之车才跑得起来。

　　2. 挫折与希望:“文革”10年(1966～1976)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大学与科研机构均陷入内乱，正在发展中的日本史研究断崖式地跌入谷底，处于停顿状态。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等第一代学者无一例外，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美日“特务”而靠边站，甚至被关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二代学者虽值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际，却卷入无休止的“路线斗争”之中，难觅日本史研究的用武之地。他们或者参加某个战斗队，书写张贴大字报;或者进入学习班，检讨反思;或者走“五七道路”，到农场参加体力劳动，有的甚至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被关进“小黑屋”。总之，没完没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旋涡横扫一切，学者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无缘日本史研究。1970年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又去“以社会为工厂”，奔波于工厂、农村，与日本史的教学科研不搭界，蹉跎岁月。

　　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为文化学术交流开辟了道路。1974年，首批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人员交流和资料交换的渠道不断拓宽。上述新进展，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的《日本问题研究》(1964年创刊)、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日本问题》(1964年创刊，1972改称《日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日本研究论丛》(1972年创刊)等提供了发表日本研究论文的平台，打破了“文革”以来，日本或日本史研究整体沉寂的冷清局面。基于“立足现实，追溯历史”或者“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维模式，抨击反华反共的右翼团体“青岚会”或投入批儒评法等政治运动。课题服从现实需要，屈指可数的研究成果，距离政治很近，但距离学术研究甚远。从总体上看，“左”的思潮依旧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仍然举步维艰。

　　就在“文革”行将结束的前夕，1976年1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应邀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日本近现代史讲座。听讲者二十余人，来自学部世界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大学、天津民航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第二代学者或青年教师，均为所在单位日本史教学科研的骨干。在“路线斗争为纲”的声浪不绝于耳、讨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汹汹而来、不遗余力地追究政治谣言来源的“文革”末期，参加讲习班的学者们不为所动，不被打扰，能够坐下来研讨日本近现代史，堪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预示了中国日本史研究高潮的到来。

　　二焕发生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2 0 年(1978～1998)

　　1976年“文革”结束，百废俱兴。1977年，经党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1978年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涌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1979年两国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定的签署，扩展了学术合作、人员往来与交流的渠道。天时、地利、人和，举凡日本研究，其中包括日本史研究，均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发展期。

　　1. 研究机构的发展

　　1980年，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后称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天津社会科学院成立。全国的日本史研究力量汇聚起来，阵容可观。吴廷璆出任首任会长，与周一良、邹有恒副会长树立了专注学术、通力合作与奖掖后进的学风，余泽远被。学会成员约300人，通过举办年会或专业讨论会，发行《日本史研究》《中国日本史学会通讯》，前后出版《日本史论文集》2辑，对推进全国的日本史教学和科研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6年12月，国内日本研究机构多达98个，日本研究学会43个，参加两个以上研究团体的会员万余人，其中研究学者1260人;各类日本研究杂志和学术刊物33种;1949年至1993年，出版著作、译作3529种，发表论文19456篇。6其中，绝大多数为1978年以后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机构中，冠以“史”字的研究机构有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苏州中日关系史学会、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北京大学或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等。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大、复旦大学、河北大学的日本研究所、研究中心，以及各级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等，未必冠以“史”字，仍以日本史为主要研究内容。

　　日本史研究的刊物，除前述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的《日本问题研究》、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日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日本研究论丛》之外，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的《日本情况》改名为《外国问题研究》(1980),1998年再改为《日本学论坛》，2009年重新变为《外国问题研究》。新增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的《现代日本经济》(1982)、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日本学刊》(1985)、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日本学》(1989)、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中日文化论丛》(1991)、复旦大学日本研究所的《日本研究集刊》(199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南开日本研究论集》(1996创刊，2010年改为《南开日本研究》)等。此外，《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也常登载日本史研究的论文。

　　2. 学术成果的出版

　　(1)断代史、通史成果。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万峰撰写的新中国成立后首部日本断代史专著《日本近代史》，提出明治维新“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说。1984年王金林的《简明日本古代史》与吕万和的《简明日本近代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赵建民、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均为创新之作。1994年，吴廷缪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为古代、近代和战后3卷，共计10篇、35章，百余万字，由国内学者通力合作撰成。该著观点鲜明，表述严谨，史料丰富扎实，为国内研读日本史的案头必备之书。

　　(2)古代史专题研究成果。汪向荣的《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与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伊文成与王金林等编《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张声振的《中日关系史》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990年出版周一良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王家骅的《儒学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以及蒋立峰的《历代天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1)等，展示了学者们的治学功力。

　　(3)日本近现代史专题研究成果。刘予苇的《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十五年(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2)，开启专题研究的出版“热”。1984年，刘天纯的《日本产业革命史》(吉林教育出版社)、万峰的《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高兴祖的《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禹硕基的《日本大化革新》(商务印书馆)、南京图书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1987年，伊文成、马家骏主编的《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的《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出版。1988年，米庆余的《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与《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求实出版社)、金明善、宋绍英、孙执中的《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航空工业出版社)等出版。1989年，陈本善主编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禹硕基、杨玉芝、邢安臣主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等出版。1990年，宋绍英的《日本崛起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吴学文主编的《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时事出版社)等出版。1991年，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等出版。1992年，吴杰主编的《日本史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出版。1995年，宋成有与李寒梅等合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徐康明的《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日报出版社)等出版。1996年，冯昭奎与刘世龙等合著《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振锁的《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张传杰等合著的《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史》(大连出版社)等出版。1997年，推出新作甚多，包括俞辛焞的《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吴廷璆的《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骆为龙及徐一平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章伯锋等编著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等。1998年，南开大学成果累累，出版王家骅的《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米庆余主编的《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俞辛焞《黄兴在日活动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等。

　　(4)第二代学者的成果。藤军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1992)、武寅的《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出版。1997年，武寅的《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卓的《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王新生的《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8年，杨栋梁的《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与薛敬孝合编的《日本经济现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颂伦的《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宋志勇及祁建民合著的《近代日本在华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李卓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以中日文化比较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尚会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齐红深编著的《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展示了新锐力量的整体冲击力。

　　若干日本学者的专著被汉译出版。丸山真男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董果良等译，商务出版社，1997)，有助于了解近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厉以平、杨宁一等译计量史学的8卷本《日本经济史》，包括速水融的《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新保博斋藤修合著的《近代成长的胎动》、梅村又次和山本有造的《开港与维新》、西川俊作的《产业化的时代》(上下)、中村隆英等合著的《双重结构》、中村隆英编的《“计划化”和“民主化”》、安场保吉的《高速增长》等著作，1997～1998年由三联出版社陆续出版，推出了史学研究的新理论。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20年体现了三个特点。其一，短时间内大量涌现研究成果。在外国史研究中，唯独日本史的古代、近代、现代史、通史乃至历史词典全部出齐。专题史研究“热”也在持续升温。其二，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古代史领域，约为其10倍，比例失衡。其三，第二代学者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冲击力。之所以形成以上几个特色，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20年，学术研讨进入最佳时期，累年积累的学术能量得以集中释放果。

　　3. 中国学者研究水平得到承认

　　毋庸讳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准，历来不被日本学术界看好，评价不高。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得到日本学术界的承认与好评，构成第一个20年的一大亮点。

　　(1)对等交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1988年8月，中国日本史研究会邀请日本著名古代史学家门胁祯二、铃木靖民、佐藤宗淳、鬼头清明、吉村武彦等来华访问，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日“大化改新国际学术讨论会”。两国学者围绕着大化改新观、社会矛盾、东亚形势、改新诏书真伪、班田制、改新性质和意义等问题热烈讨论，彼此受益颇多。门胁认为中国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内容“非常丰富，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原先担心无法展开对话交流的鬼头清明则感慨说:“中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化改新进行探究，是很有启发性的。”7

　　(2)日本出版界推出中国学者的系列研究成果。1988～199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与日本六兴出版社合作，推出日文版的“东亚之中的日本历史”13卷研究专著系列。其中，沈仁安的《倭国与东亚》、张玉祥的《织丰政权和东亚》等两卷突出了东亚研究视角;王金林的《奈良文化与唐文化》、任鸿章的《近世日本和日中贸易》、王家骅的《日中儒学的比较》、吕万和的《明治维新与中国》、周启乾的《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马家骏与汤重南的《日中近代化的比较》、俞辛焞的《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万峰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易显石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武安隆与熊达云的《中国人的日本史研究》、沈才彬的《天皇与中国皇帝》等展开中日比较研究，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元老级学者远山茂树评论说“最近十年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惊人”，中国学者“谦虚地学习日本学界成果的真挚态度和站在历史大潮流前列坚持尖锐且率直的批评”，使之“深受感动”。8

　　(3)中日学者合作，出版了成系列的研究丛书。1995年，两国学者通力合作，推出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法制、科技、人物等10卷本的日文版《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大修馆出版社)。1996年，大系获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图书金奖，浙江人民出版社将其汉译出版。大系的各卷均由相关领域的中日学者共同撰写，其中历史卷由王晓秋与大庭修撰写，文学卷由严绍璗与中西进撰写，宗教卷由杨曾文与源了圆撰写，艺术卷由王勇与上原昭一撰写，等等。大系用中日文出版，见证了两国学术的对等交流。以上三个事例，表明第二代中国学者以扎实、创新的学术成果，赢得日本学术界的认可。

　　三硕果累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2 0 年(1999～2 019)

　　世纪之交，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日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国民感情由暖趋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野田佳彦内阁擅自将钓鱼岛“国有化”与中国有力反制、中国网民的街头抗议游行、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事件接踵而至。中国社会在重新打量日本，要求学者从历史上做出探源性的解释。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经费投放力度，为推出多卷本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日本史研究阵容增强，学者勤奋努力以及出版行业内的竞争等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形成合力，再次推出成果井喷的盛大场面。据统计，2001～2010年，各类日本史著作共出版1305种;2011～2018年，出版665种。9按出版先后，列举如下。

　　1. 通史与断代史

　　(1)通史。刘建强编著的《新编日本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日本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王新生的《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等。2006年，王保田的《日本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孙秀玲的《一口气读完日本史》(京华出版社)出版。2008年，王仲涛、汤重南的《日本史》(人民出版社)，冯玮的《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王雪松编的《简明日本史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出版。6年间，8种日本简史或通史出版，反映了中国读者的强烈需求。

　　(2)断代史。宋成有的《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王海燕的《日本古代史》(昆仑出版社，2012)、王金林的《日本中世史》上下卷(昆仑出版社，2013)，王新生的《战后日本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李卓、许译兮、郭丽的《中世史》(昆仑出版社，2016)等出版。学者们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新观点，一些著作弥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

　　2. 日本古代史

　　沈仁安的《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等涉及课题广泛，不乏深度。王金林接连出版《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等专著，近年来，又推出《日本历史与文化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日本历史基本史料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7)等，可谓宝刀不老。夏应元等推出新作《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笔耕不辍，孜孜以求。

　　第三代学者也在日本古代史研究领域，显示活力和实力。1999年，李小白的《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李卓的《传统文化与家族文化———中日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刘毅的《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和《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赵德宇的《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王勇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年，王宝平的《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等出版。2004年，李虎的《中朝日三国西学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王维先的《日本垂加神道的哲学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等出版。2005年，王勇的《书籍的中日交流史》(国际文化工房)、王宝平的《清代中日学术交流之研究》(汲古书院)等出版。2006年，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日本东京堂出版)、李卓的《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健的《神体儒用的辨析》(大象出版社)等出版。2007年，王宝平等的《邻交征书》(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8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0年，陈小法的《日本书法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3年，娄贵书的《日本武士兴亡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者们在以上专著中对日本古代史展开或微观或宏观的探讨。

　　21世纪之初崛起的第四代乃至第五代学者，开始在日本古代史领域推出新作，展现着中国日本史研究未来发展的希望。陈文寿的《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王海燕的《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与《日本古代史》(昆仑出版社，2012)等各有所长。2010年，江静的《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商务印书馆)，吴玲、江静的《日本茶道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郭万平的《日本人文地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8年，钱静怡推出《战国初期的村落与领主权力》(吉川弘文馆)等，显示了作者的治学功力。

　　相形之下，新一代学者日本近现代史的成果远超古代史。其中，有孙立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崔岩的《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胡澎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与《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向卿的《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姜春洁的《企业文化之中日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张晓刚的《东北亚开港与早期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2009)，安成日的《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戴宇的《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王蕾的《旧金山媾和与中国(1945—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与《日本政府与外交体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王键的《战后日台经济关系的演变轨迹》(台海出版社，2009)、《日据时期台湾米糖经济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0)与《战后美日台关系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程永明的《裕仁天皇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管秀兰的《日本的反省:走向没落的经济大国》(东方出版社，2013)，张跃斌的《田中角荣与战后日本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文春美的《二战前日本农业问题与政党内阁的农业政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张东的《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以及湛贵成的《明治维新期财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等，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进入21世纪，德川时代史研究成为一大亮点。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韩东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等具有启发意义。韩立红的《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等着重儒学思想研究。2008年，叶国良与陈明姿的《日本汉学研究续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炜的《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宝三等编的《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2018年董澋智的《“四书化”与“去四书化”:儒学经典在“近世”中日两国的不同际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等专著，均不乏新意。

　　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陆续出版，包括刘琳琳的《日本江户时代庶民的伊势信仰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周爱萍的《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李永春的《19世纪50—60年代日本和朝鲜封建政权改革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等。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则有朱玲莉的《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樊建川的《明治前启蒙教材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郭丽的《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江新兴的《隐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等，展现了第四代学者的功力。

　　3. 日本近现代史

　　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可分为以下若干专题。

　　(1)近现代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王振锁的《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蒋立峰主编的《21世纪日本沉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合著的《日本政府与政治》(台湾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高洪的《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著作对该领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徐思伟的《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新华出版社，1999)、郑毅的《铁腕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等著作，从多角度研究了吉田茂。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和《辛亥革命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东方书店，2002)，米庆余的《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与《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论述明晰，史料丰富。黄大慧的《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以及刘世龙的《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李凡的《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乔林生的《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2006)等著作，开拓了对日本外交研究的视野。

　　(2)日本近代化与日本社会研究。刘金才的《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杨宁一的《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祝曙光的《铁路与日本近代化》(长征出版社，2004)、吴光辉的《转型与建构: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和出版，2007)、唐利国的《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姚传德的《日本近代城市研究(1868—1930)》(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等著作，探讨日本近代化进程的特征。

　　201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由杨栋梁主编的10卷本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其中，包括宋志勇与田庆立合著的《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赵德宇等合著的《日本近现代文化史》、李卓的《日本近现代社会史》、臧佩红著《日本近现代教育史》、米庆余的《日本近现代外交史》、杨栋梁著《日本近现代经济史》、王健宜等合著《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刘岳兵著《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王振锁与徐万胜合著的《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彭修银的《日本近现代绘画史》等，共约500万字，研究不乏整体性、系统性、学术性，展示了日本研究院的群体力量。

　　(3)近现代日本经济史研究。王振锁主编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杨栋梁的《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中华书局，2007)等著作，探讨了日本经济改革与东亚经济发展等问题。张健的《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突出了日本外交的经济特征。白雪洁的《日本产业组织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张玉来的《丰田公司企业创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雷鸣的《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研究深入且具体。温娟的《关于明治初期地租相关事业推进过程的基础性研究》(せせらぎ出版，2004)，展示了地税改革的历史面貌。

　　(4)日本近现代思想文化。王中田的《日本人学思想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崔世广等合著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李文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对日本近现代思想文化展开了宏观研究。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张哲俊的《吉川幸次郎研究》，为深入的人物研究著作。刘岳兵著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与主编的《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三联书店，2007)等，追踪了儒学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踪迹。韩立红的《日本文化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纪廷许的《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提供了日本文化及战后日本社会思潮演进的若干重要信息。

　　(5)中日关系史研究。周维宏等编译的《永远的忏悔:归国日本战犯的后半生》(解放军出版社，1999)、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孙雪梅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纪亚光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相继出版。蒋立峰等合著的《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徐静波与胡令远合著的《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刘天纯等合著的《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石云艳著的《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冯昭奎与林昶合著的《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刘江永著的《中国与日本:变动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4年，陈奉林的《战后日台关系史(1945—1972)》(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张耀武的《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出版;2008年，龚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与台湾关系研究(1972—2003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日本与中国台湾的关系展开了探讨。

　　为适应重新审视日本的社会需要，2012年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6卷，近200万字，杨栋梁著第1卷总论，赵德宇、向卿、郭丽著第2卷(1603—1840)，刘岳兵著第3卷(1840—1895)，王美平、宋志勇著第4卷(1895—1945)，王振锁、林乔生、乌兰图雅著第5卷(1945—1972)，田庆立、程永明著第6卷(1972—2010)。全书总结了古代，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杨栋梁的《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力求对日本人的中国观做出理论性的新审视。

　　(6)侵华战争研究。苏智良著的《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日军性奴隶》(人民出版社，2000)，主编的《罪孽滔天———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2000)，以及与荣维木等合编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商务印书馆，2005)，集中揭露了性奴“慰安妇”问题。时广东等著的《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2001)、郭汝瑰等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韩永利著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以及徐康明著的《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合著的《飞越驼峰:二战中规模最大的战略空运》(解放军出版社，2005)、著的《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相继出版，积极评价正面战场的贡献。王真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胡德坤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蒋立峰、汤重南主编的《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雷园山的《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学林出版社，2006)，李洪锡的《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领事馆警察机构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对日本展开了新的探索和审视。

　　(7)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史研究。金龟春主编的《中朝日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李昌植的《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较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安成日的《东亚国际关系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刘德斌主编的《东北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等著作，提供了多视角观察日本的新思路。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撰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与《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的出版，力图揭示东亚近现代史的真相，达成历史记忆的共识。

　　(8)资料集的新进展。2001年，黄纪莲编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黑龙江省档案馆编辑的《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2005年，金宇钟主编的10卷本《东北地区朝鲜人抗日历史史料集》(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2004年，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5年，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前8卷(江苏人民出版社)、李晓方主编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出版社)、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等资料集出版，有助于深入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

　　近年来，搜寻日文档案资料并影印多卷本的资料集堪称一大亮点。2005年，吉林省档案馆编的《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率先出版。2014年，吉林省档案馆两次公布500多件日本宪兵队原件影印档案。由张宪文主编、关捷副主编，王希亮、苏智良等百余位研究者编著的《日本侵华图志》25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收入图片25000余张，配以说明文字，图史互证，生动具体。

　　汤重南主编的《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线装书局，2015)59册，选用了近万份密电、密件，其中多为首次公开。2017年又出版了《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线装书局)51册，收录了1931～1941年日本军政部门的往返密电密件。上述资料集均超千万字，完整、系统地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的全过程，史料价值高。徐勇、臧运祜主编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46册影印件史料丛书，资料来源于不同国家、中日学者共同编著与解说，是其特色。沈阳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等编《九一八事变机密军事档案关东军卷一》20册(线装书局，2018)，收录1931年9月至12月关东军的影印件原始档案，史料详尽。

　　(9)工具书

　　200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李玉与汤重南等主编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以及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作为索引书，可谓开卷有益。2010年，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9)》，介绍了1997年之后12年的研究状况。其内容涉及1997～2009年中国日本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对政治外交、经济、日本史、日本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加以评价，附有中国主要的日本研究学会和机构，信息量大。

　　4. 国外日本史著的译介

　　翻译国外学者的日本史研究著作，始终受到重视。其中，日本通史类著作，至少有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周一良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李忠晋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等。另外，有关历史人物的译著颇多。小森洋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三联书店，2004)、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14)等出版。山冈庄八的《织田信长》(杨世英译，重庆出版社，2007)、《德川家康》(第一部)(岳远坤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丰臣秀吉》(郭宏达译，重庆出版社，2013)等历史小说有助于形象地理解日本近世史。

　　专题研究方面，1999年，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梅原猛的《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卞立强、赵琼译，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依田熹家的《近代日本与中国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卞立强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五百旗头真编的《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5》(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等各有专攻。2008年，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郭伟强译，新星出版社)、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三联书店)出版，2015年马场公彦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苑崇利、胡亮、杨清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开沅编译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2005年又推出《南京难民宣教师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等。《拉贝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东史郎战地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等，构成国外人士提供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佐证史料。限于篇幅不再逐一列举。

　　5. 改革开放后第二个20年日本史研究的几个特点

　　(1)研究梯队实现了世代交替。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等老一代学者先后谢世;第二代学者退休，但仍笔耕不辍。2008年，研究梯队中各年龄段学者所占的比例是:30～39岁占26%,40～49岁占30%,50～59岁占22%,60岁以上(含退休者)占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10至2018年，60岁以上者继续降为6%,51～60岁者上升至38%,31～50岁者占44%。11上述统计数字，证实第三代学者为领军人物，发挥着核心作用;第四代、第五代学者崭露头角，展现着日本史研究的希望。(2)研究重点变化不大。总的看起来，日本近现代史依旧是着力最大、成果最多的领域，与改革开放后第一个20年的研究格局相同。(3)科研团体的属性决定了自身的兴衰隆替。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20年，实体型或虚体型的日本研究机构竞相成立，场面火爆且难分伯仲。进入第二个20年，两者之间的优劣立判。无编制、无经费、无固定办公地点的虚体科研团体逐渐萎缩，并被边缘化。相形之下，实体型的科研单位经费、编制有保障，人才济济、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明朗前景，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结论:新世纪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展望

　　1.进入21世纪，推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21世纪，中日关系日趋结构性的复杂化。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配合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对华遏制方针，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与“价值观”外交，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致使中日关系再陷低谷。2017年10月，自民党大选获胜，安倍内阁继续执政。在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同时，颇感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压力的安倍，为稳定日中关系和获取对华经贸利益、对美交涉的筹码，提议开启“竞争转为协调”的对华新方针。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10月，安倍晋三首相正式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达成若干共识。中日双方签署20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货币互换协定以及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协议，两国关系重回正轨。12事实表明: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互伤，谁也离不开谁。中日关系的竞争与合作转换不定，但日本史研究的动力并未缺位。随着日本进入令和时代，中日普遍关注两国关系的走向，日本史研究的力度只会进一步加大。

　　2.伴随着中国进入信息时代，日本史研究与网络结缘

　　1993年9月，中国公用分组交换数据通信网(ChinaPAC)开通，标志着中国进入信息时代，网络用户仅有2000余名。经过跳跃式的发展，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达8.0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升至98.3%。13网络化，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的爱思想、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百度、搜狗、360搜索等50多个中文搜索引擎，可供查询各种资讯。

　　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科研单位竞相建立网站，借助其传播的便捷，走出象牙塔，面向国内外大众开放，另辟一片广阔的新天地，扩大研究的社会效应。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社会人士搭建网络平台，相互交流、切磋，形成网络版的在野史学。例如，日本古代史论坛(www.ribenshi.com)创建于2005年8月，至2012年，发展为具有日本古代历史讨论、历史剧译制、相关资源共享、文化交流讨论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网络社区，入群者6600余人。加入其中的网民来自国内外，具有非专业性、兴趣第一、生动活泼、来去自由等特点，显示了草根史学的旺盛生命力。

　　3.今后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其一，日本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21世纪，社会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全球史观、世界体系论、突变论、博弈论等国外的理论的影响力在增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继续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方法已深度融合。马克思史学理论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思维模式，构成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的显著特点。史学研究方法则以不尚空谈、周密细致的中国式、日本式实证研究为基础。时至今日，理论思维薄弱的中国日本史研究，难以在国际学术界成大气候;日本史研究缺乏真实、丰富、新的史料支撑，也同样苍白无力。在新世纪，尽快推出日本史研究理论方法的研究著作，为当务之急。迄今为止，由中国学者撰述的专著仍告阙如。21世纪呼唤着中国人的日本史学史问世，当有堪当重任者，毕竟“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

　　其二，如何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即形成中国人的日本史解说体系，可谓见仁见智。其实，中国古代正史《二十四史》里的“倭传”“倭国传”“日本传”，已经形成古代中国人的日本史解说体系，具有连续性、历时性等特点，相对客观、翔实，毕竟是在日本人尚无文字之前中国人代记其国家初建的历史，史料价值不菲。

　　甲午之战、马关缔约后，中国成了被日本宰割、蔑视的对象。清末民初，虽日本史成果不少，但得到日本学术界首肯的，不过戴季陶的《日本论》而已。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第二代学者多年奋斗，日本学者改变了看法，展示了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群体的风采。进入21世纪，围绕日本文化、中日文化交流、日本近代化、日本人的中国观等重要研究课题，推出多卷本的系列研究丛书，以及好太王碑研究等得到日本学术界好评的专题研究专著。实际上，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俨然成形，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三，中国日本史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固然可喜，其质量如何，尚需冷静评价。日本史属于外国史，研究课题在国内创新较易，国际创新很难。若满足于国内创新或照搬国外成果、傲视本国同行，出息不大。消化吸收需要时间，要耐得住坐冷板凳。现在是研究者坐不下来、急就篇累出、成果名不副实的现象屡见不鲜。说到底，名实相副是出精品的基本要求之一。经过创新努力，提升学术水准足可预期。

　　其四，中国形成研究日本史的传统仍需光大。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史研究的70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悠久的学术传承史。从纵向来看，《二十四史》正史的“倭传”“倭国传”“日本传”记述一脉相承。近代中国骤遭未见之大变局的被迫东游学艺，包括民国时期戎马倥偬的日本研究，以及台、港、澳的日本研究，均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日本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横向来看，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研究，也可为扩展或深化日本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史识滋养。纵向继承、横向汲取，开创21世纪日本史研究的新局面。

　　近代以来，马关缔约后，中国人的研究均离不开救亡图存的现实观。诚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的编著原则所说:“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14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堪称“期适用”的失败尝试。延至民国，乃至今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依旧关注近现代日本，此一传统利弊兼有，如何发挥正能量，依旧值得思考。如何调整日本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研究比重的失衡问题，也值得关注。

　　其五，调整研究姿态仍有现实意义。在中国正史中，约两千年前的《汉书·地理志》燕地条首次记述日本:“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5但说到研究，至少到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3)，备受“北虏南倭”之苦的明朝人，才放下身段，面对面地考察、研究日本，于是有胡宗宪主编的《筹海图编·倭国事略》、郑若曾的《日本国考》、李言恭等的《日本考》等问世。明清更替，又重复了忽视日本吃大亏的历史性错误。甲午战争后，出现学习、研究日本的热潮，以至于今。与此同时，也存在唯日本学者马首是瞻、学术“精日”的现象。有必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利21世纪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健全发展。

　　注释

　　1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

　　2吴廷璆:《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创刊号。

　　3周一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2期。

　　4周一良:《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5吴廷璆:《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南开大学学报》1964年第7期。

　　6骆为龙、徐一平主编《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23~25页。

　　7王金林:《六十年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南开日本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第359页。

　　8王金林:《六十年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南开日本研究》，2013，第358页。

　　9杨栋梁、郭循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基于“大数据”统计的分析》，《历史教学》2019年第3期。

　　10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等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1997~2009)》,2010年5月。

　　11杨栋梁、郭循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基于“大数据”统计的分析》，《历史教学》2019年第3期。

　　12《安倍访华:中日关系按下“重启键”》，《新京报》2018年10月30日。

　　13《CNNIC:2018年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8月20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762773.html。

　　14王宝平主编《晚晴东游日记汇编·日本国志·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页。

　　15《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