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为什么说“天堂往左，深圳往右”？_风闻

　作家余华在他的长篇小说《兄弟》后记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这话在深圳体现得尤为明显。

　　40年前，深圳的前身叫做宝安县，一眼望去，荒烟蔓草，尘土飞扬，而就在不远处的对岸，香港恍如另一个世界，高楼耸立，灯火辉煌。

　　一年只能挣270元的宝安农民们，纷纷心向往之，逃港浪潮应势而生。

　　此后，对标香港，成为深圳最大的使命。

　　从1979年忽然而至的一阵风，到无数人如过江之鲫涌入深圳，它的传奇就这样开始了。

　　深圳人见面时，常会用一句话开场：“你是哪年闯深圳的？”

　　他们当中，有迫于无奈时的一次次铤而走险，有陷入泥潭时的一次次人困马乏，也有勇敢决绝下的南下异乡。

　　1984年跟着父母来深圳的马化腾，毕业后和几个小伙伴创办的一个软件公司，未曾想这个小公司成了全球500强；

　　被一家大型国企开除的任正非，在中年危机时创办了华为公司，如今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

　　技术狂人王传福，当他从生产手机电池转向生产电动汽车时，举世全是嘲讽，但他硬是让比亚迪成为纯国产汽车代表品牌。

　　他们的成就毋庸赘述，一个个不凡的名字早已写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上。

　　金钱与资本在这座城市里汪洋恣肆，不断洗刷着旧日的土气与简陋，南中国最耀眼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但一个人走得太快了，也难免心浮气躁。

　　当人们感叹“深圳在左，天堂在右”时候，巨大的鸿沟将人活生生撕裂，竟有一种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悲伤。

　　古人说，四十不惑，深圳四十岁，也到了最疑惑的年纪。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曾经心气满满，志在四方，如何到了后来，开始汲汲营营，面目可憎？

　　四十年，深圳的故事里写满了辉煌，但也有一些阴影。

　　就在整个中国都在巨大的十字路口的当下，也许，深圳也需要思考思考，重新再出发。

　　1

　　关于《春天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已经耳熟能详，它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代名词。

　　歌词里，春潮滚滚，万紫千红，美景如画。其实，当时的现实，与歌词相去甚远，甚至有些残酷。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如火如荼召开，邓小平主持工作，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出乎意料的是，一场“逃港”潮的风潮席卷而来，而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最大的一次逃港潮。后来，人们称这次事件为“大逃港”。

　　那时，封闭的国门开始露出一丝缝隙，在深港边界，深圳有个叫罗芳村的地方，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

　　这不是巧合，因为这两个村本就是一个村，许多人还是亲戚，新界的罗芳村，是20世纪60年代，深圳罗芳村的人跑到了香港建的。

　　过去，这边人都以为那边处在水深火热中。

　　现在两边通了信息，人们得知深圳罗芳村的人，收入才百十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一年收入高达万元，两者相差100倍。

　　一河之隔，收入差距竟如此悬殊。

　　于是，深圳的人，选择了用脚投票，或者说用生命做选择，冒着被大海吞噬、子弹击毙的风险，偷渡到香港。

　　除此之外，由于文革结束，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民间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情绪。

　　不止是困难群众，基层干部、知识青年、异己分子，都加入了逃港大军。

　　仅1979年，从深圳河偷渡外逃累计29万多人次、成功逃出人数7.6万人。形势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几乎无力防守。

　　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

　　港英政府对中国外逃反应强烈，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外逃偷渡之风，称中国“政局不稳”，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广东省干脆向中央提出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并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一搏。

　　邓小平回应：“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的深圳

　　深圳经济特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说起颇为神奇，这个消息刚刚放出，逃港的风潮就戛然而止了。

　　1979年10月，《纽约时报》刊文称：“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兵贵神速，说干就干。1979年9月，解放军工程兵一支先头部队奔赴深圳。

　　基建工程兵第1支队深圳指挥所某连队营房

　　此时，深圳还是南粤边陲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街道狭窄，建筑破旧，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

　　现在的罗湖火车站，原来是一片洼地，一下雨就汪洋恣肆，连大便都浮在水上，恶心至极。香港来的女士下了火车，就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

　　当时在东门的新园招待所，集中了全国108个建筑工程师，招待所都是平房，雨天水漫金山，第一件事就是抢救图纸。

　　工程师向市委书记吴南生建议，问他敢不敢搬掉罗湖山。

　　中国军人发挥了战天斗地的钢铁意志，将罗湖山移走，用它的土将罗湖填平。以后这一带再没有洪水了，还凭空多出来大片土地。

　　这也回答了初到深圳的人可能都会有的一个疑问——罗湖为什么没有湖？

　　罗湖第一栋高层建筑“国商大厦”、深圳第一幢高档酒家、第一座大型商场，都出自工程兵之手。

　　1981年正在建设中的深圳电子大厦，该楼高20层，是深圳特区第一栋高层****建筑

　　很快，五年过去。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来到了深圳。

　　站在深圳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邓小平见到了一个今非昔比的城市。

　　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汇报了特区建设情况，满以为小平同志会有一番指示，但是邓小平听完汇报后，一语不发。

　　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别墅备上的宣纸，直到邓小平同志离开深圳，仍是一片空白。

　　邓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在珠海考察后，邓小平提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人倍感压力。

　　直到大年三十，邓小平终于为深圳题词，是一个长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至此，关于“要不要办特区”以及“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一锤定音。

　　而深圳也开始一路狂奔。

　　然而，随着时间的继续，一度平息下来的质疑声，也慢慢变得公开。有人说：

　　“深圳除了口岸的国旗还是红的，其他都已经黑了，变天了。”

　　“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

　　1992年1月19日，9点整，一列没有车次编号的列车缓缓驶进。南国春早，此时却尚有寒意。

　　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家人的搀扶下走下火车，到了宾馆，大家想让小平先休息一会儿，但老人只在庭院里散步了10多分钟，就急迫地要求出门。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

　　“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老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深圳，这一次与八年前显然不同，他不再沉默，而是一路走一路说。也许，老人是觉得有些话需要抓紧说出来，不说就来不及了。

　　《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跟随在后面，用心记下了老人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表情。

　　3月26日，他写下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

　　文章披露了老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这就是后来对中国未来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南巡讲话”。

　　第二天，全中国报纸都在转发这篇通讯，而另一本叫《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的书，很快被抢购一空。

　　举国目光都投向南方，各地考察团奔赴深圳。

　　最后一天的行程结束时，邓小平慢慢地走向停候的小巴，在即将上车时，又转过身来，对送他的人们说：

　　“你们现在是个好机会，你们要抓、要抓，我们国家已经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我们对国家要爱啊，对人民要爱啊。”

　　天地转，光阴迫。在这个转身里，自然是一个老人的殷殷嘱托，也是一个关于盛世的美好希冀。

　　1992年，深圳按下了加速键。从此，开弓再无回头箭。

　　2

　　一句不争论，让人们面对“改革姓‘社’还是姓‘资’”拷问时，不再纠结。因为大家心中悄然明白一个道理：发财才是硬道理。

　　邓公南巡讲话后，“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豪言壮语传遍中国。其中的人，有一多半是冲着深圳而来。

　　想去深圳的人很多，但不是人人都能去的。

　　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央一开始如果摊子铺大了，担心收不了场，如果只在小范围内试验，万一失败可以立刻刹车。

　　一道长达84.6公里高3米的铁丝网，将深圳分割成两部分：特区内、特区外。也叫关内、关外。

　　国内其他地方的人到深圳去，必须办一个。边防证其实就是一张纸，上面手写着姓名、籍贯、年龄。

　　每天在南头、小梅沙等几个关口，除了人头涌动的排队验证进关者，还聚集着大量无证的人，他们心急火燎地四处设法搞证，也就是花钱买证。

　　据说，某房地产大亨，当年曾徘徊在深圳特区外，因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而且边防证也卖脱销了，他只好花50块钱，找了一个当地人，被带到铁丝网中段的偏僻处，找到了一个缺口，偷偷溜进了深圳特区。

　　1990年10月，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开业。盛况空前，麦当劳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

　　来自大洋彼岸的风吹遍了大街小巷。

　　琳琅满目的商店次第而开，很多人第一次目睹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鲜玩意儿。

　　更吸引他们的是，深圳对外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声音，很快，百万民工下深圳，创业者同样络绎不绝。

　　南方燥热的空气里，透露着魔幻与现实交错的味道。

　　1991年，电视剧《外来妹》爆红全国。

　　在资本的冲撞下，守在田地上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农民，终于放下了镰刀与锄头，满怀兴奋与不安，走上了南下的道路。

　　那时的深圳，每逢星期天，邮局就会出现排队汇款的长龙。

　　这是“打工妹”在排队向内地汇款。10年间，深圳临时工从邮局汇往内地的款项多达40多亿元人民币。

　　1992年，任正非北上招人，有人说“人招多了也没事干”。任正非就骂，“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来洗沙子也可以。”

　　那一年，称为创业之年，大家来到深圳只有一个念头，办公室，当老板。

　　“想当老板的人太多，办公楼明显不够，当时繁华地段的写字楼很少出租整套办公室，而是出租桌位，基本上一个桌子就代表了一个公司。”

　　上世纪90年代初，手持大哥大的女老板

　　1993年，揣着400元来到深圳的王文银，出了车站，身上仅剩10元钱。他一度流落街头，以捡废铜烂铁为生。2015年，他的已经身价超612亿。

　　此类例子，不算罕见。

　　空气里金钱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嗅觉，像“我要发了”这样直接粗暴的广告词，街面上四处可见。

　　它告诉我们实现财富自由的另一条路径。

　　1992年8月8日前，易骏鹏还是个深圳的初中生。8月8日这天，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父亲催促叫醒，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

　　“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十分焦急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

　　他们此去是为了早点排上队，人群中，男男女女们都在谈论一个新词 ：“打新。”

　　这一天，无数人的人顶着烈日，躲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快餐盒子等垃圾，扔得到处都是。

　　所谓“打新”，就是指抢最早股票申购的资格。因为有利可图，深圳的300个新股认购发售点挤满了150万股民。

　　8月10日，深交所"1992股票认购证" alt=“500” />　　当时预发认购表500万张，不到半天的时间，一抢而空。售价100元表格，被黄牛炒到1000元。

　　秩序就在人们的质疑中开始崩溃，并发生冲突。深圳市政府当夜紧急协商，决定增发500万张新股认购兑换表，事态才得到稳住。

　　那个夜晚虽然混乱，但却直接推动了证监会的成立，资本市场正在飞速发展起来。

　　当年，全国房地产公司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增加了100倍。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

　　人们见了面，都要说一句，恭喜发财。

　　“下海潮”席卷全国，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投身商海。据统计，当年辞官下海的人超过了12万，而保留职位而去经商的更超过了1000万人。

　　如同电视剧《下海》剧情一样，一夜之间，有人从千万富翁沦为一无所有，也有人从一穷二白到亿万身家。

　　深圳起飞了。

　　卖投影机和录像机的万科，加工电风扇和电话机的中兴，为香港公司代销交换机的华为，此时虽籍籍无名，但很快就会迎来他们的曙光升腾。

　　1999年，深圳最中心的位置，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汇处，竖起了一座华强电子世界。

　　不久后，华强北几乎垄断了全球LED市场的半壁江山。采购商纷至沓来，这里也渐渐变得一铺难求。一个边边角角的铺位，转让费就炒到了50万。

　　再往后，北方掀起一场浩大的互联网浪潮，深圳从表面上，似乎掉队了。

　　实则不然，以小米为例，虽然总部北京，但硬件生产、加工等环节多在深圳。此时的深圳，也有一个新的身份——科技之都。

　　无数人前赴后继，这座小镇，慢慢变成了大城。

　　深圳这样的成就，得益于其一张白纸。

　　在这张白纸上，各地的人接踵而至，没有历史负担，没有文化牵绊，没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深圳的包容性。

　　如果非要给这张白纸作个注脚，那就是在这座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的一句话：

　　来了就是深圳人。

　　但在深圳的辉煌背后，同样也有苦痛和迷惘。

　　3

　　狄更斯写过一部传世之作《双城记》，双城指的是伦敦和巴黎。

　　几十年后，遥远的东方也被硬生生分出了一个双城，香港被从广东的母体上切割下来，而深圳更是与香港纠缠不清。

　　《双城记》讲的是大革命背景下，小人物在风云变幻时代里的血与火。中国的双城自改开以来，亦给世人透露出激荡和迷茫。

　　许多年里，深圳一直是香港的陪衬。今天，当对岸的天通过关口，来到深圳，看到的早已不再是一个旧世界。

　　两边俱是满城灯火，霓虹闪耀，各自璀璨。

　　的确，深圳和对岸越来越像了。

　　而且，是全方位地像，好的与坏的，都被复制了。

　　年轻的作家慕容雪村写下《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似乎说这里一阵躁热，一阵寒冷，忽冷忽热，令人难以适应。

　　这种复杂的滋味，体现在网上的一个段子上。

　　在XX街道办办公室内，甲乙两人正喝茶闲聊，讨论深圳的未来。

　　甲：“上一个十年我们飞速发展，一个粤海街道的税收可以顶一个青海省，那么下一个10年，我们应该如何保持优势？”

　　乙：“采用人肉干电池模式即可。”

　　甲：“哦？愿闻其详。”

　　乙：“我们不生产年轻人，我们只是年轻人的搬运工。梦想是很便宜的，我们用梦想来吸引外省的优秀人才。”

　　甲：“但这些人涌进深圳，基础设施跟不上啊！他们在这里生孩子了怎么办？全市中小学教育资源缺口巨大，更不用提养老了，医疗设施连许多二线城市都比不上。”

　　乙：“我说了，深圳只需要年轻人。只要生了孩子的，超过35岁的，电池空了，就请他们回老家即可。”

　　甲：“哪里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

　　乙：“房价。30岁前年轻人租房子，好好拿那一万两万的月薪，开心享受都市生活。**30岁之后要考虑结婚了，一平米贵的房子10万。**想一想，不如回老家舒服，生娃买房子都便宜，爸妈还能帮着带。”

　　甲：“内行啊，房价简单，我们只要不批地就行了！而且市里都是些互联网企业科技型企业，是吃青春饭的，他们也不欢迎35岁以上的员工，本来就有一万个理由把他们‘对行业输送出去’，都不需要我们动手了。”

　　甲：“这么一想，上几代留下的口号真是精妙啊！‘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们欢迎你来，但没说欢迎你留下，除非你能证明你是有用的人。”

　　段子总是冷俊不禁的，而现实总是来得更残酷。

　　2015年开始，深圳引领了新一轮全国房价普涨。楼市均价从前一年的2.39万上升到3.34万；2016年继续上涨到5.34万。

　　深圳房价高位翻倍，仅用了两年时间。

　　更早前，深圳出台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划定了 974 平方公里不可开发，占去了将近一半的面积。

　　剩下的1023平方公里中，在2016年已经建成的面积达到了923.25平方公里。如果不考虑旧改，深圳能够使用的新增土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公里。

　　《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土地拥有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市场价格。”

　　土地越少，越易内卷。

　　内卷问题的根源，就是在城市诞生了一批以房地产食利者为首的新地主阶级。

　　城市化浪潮中，掉队的人越来越多。

　　网上有个很有有意思的问题，问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深圳是什么都？

　　有人说是“福都”，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福报的降临；有人说是“加德满都”，加班加得满满的都市。

　　最有趣的回答，当属**“戾都”。**

　　“戾”由户和犬组成，源自深圳两大著名现象：房和狗。

　　房，自然说的是房价高，年轻人接盘不易盘。狗，则代表禁止吃狗肉，以示与国际接轨。此外狗还代表畜牲，即社畜。

　　南山必胜客、龙岗无敌手的对抗，吃狗肉人士与不文明养狗人士的对抗，以及城市新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产生出了严重的戾气。

　　一个“戾”字，既指出了原因，也道出了结果，不可谓不精妙。

　　有人行走在巍峨高耸的写字楼间，一掷千金，谈笑风生；有人住在经年不见阳光的握手楼，白昼如夜，无端凄凉。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后面，其实有一句鲜有人提及的话——来了就做志愿者。

　　深圳今年40岁了，“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荣誉加身，却止不住人们在茶余饭后的窃窃私语。

　　这就是终点了吗？

　　冷战后期到现在，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都在搞改革。苏联把自己改到猝然长逝，东欧如今已七零八落，朝鲜尚在在艰难尝试中。

　　对中国自己来说，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老师了，而美国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摇摇欲坠的灯塔，再也无法让兔子摸着过河了，中国再次来到了抉择的路口。

　　以“窗口”著称的深圳，背后藏着无数双目光，十几亿人密切注视，每迈一步，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扬鞭向前，毋庸置疑，因为火车不能停下。但朝哪个方向出发，不仅是深圳，也是关乎我们所有人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这一趟远行里，请别忘了我们当初的承诺，要请所有人都登上列车，跋山涉水后的黎明曙光，应该打在所有人脸上。

　　40年后，我们重新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