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民国黄金十年？_风闻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三十八年光怪陆离的“中华民国历史”里，一桩常至今“圈粉”的建设成就，当属“民国黄金十年”。

民国黄金十年，即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华民国”，那叫多少“民国粉”仰慕不已的十年高速发展时期。如果单看账面成绩，那确实是业绩骄人：十年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振兴工业”“鼓励垦荒”“流畅货运”等八个响亮口号，各个产业成就都看似“实为巨大”。资本超过百万千万的工厂“均甚多”。“炼钨业”“桐油业”“猪鬃业”等产业高速发展，公认“工业史之新局面。”

同样叫好些“民国粉”神往不已的，当然还有“黄金十年”时期那琳琅满目的文艺作品，如雷贯耳的“大师们”，更有小资情调的风雅，少爷太太小姐的悠闲生活。甚至更有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喧嚣，“夜上海”的纸醉金迷。如此美轮美奂的图景，也叫好些人一阵阵怅然：倘若1937年日本没有全面侵华，就凭这“黄金十年”的发展态势。“中华民国”早就进入“世界大国”行列了。

那如此沉重的历史期待，这被日本全面侵华打断的“黄金十年”，是否真担得起？这事儿，首先可以看看“黄金十年”最拿得出手的一项成就：工业发展。

如前文所说，“黄金十年”的工业成绩，数据十分好看，但仔细一看，却是槽点满满：虽然看上去成就“实为巨大”。但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除东三省地区外，只有工厂三千多家，等于是平均每十五万中国人才有一家工厂。除了纺织品产业和桐油产业大幅度增长外，大多数工业品依然完全依赖进口。

而且，就算是看上去高速增长的工业数据，细细对比却问题严重。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钢铁产量。“黄金十年”期间，中国的铁产量到1936年，缩水到1927年的十分之一，钢产量一度下滑到1927年的一半，到1933年才艰难回升到1927年的水平。就连机器面粉的产量，1936年都比1927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在诸位重要产业里，“黄金十年”要么是下降，要么是原地踏步，连“小有增长”都常是奢求。

以这个意义说，“黄金十年”就是一场表面“高速增长”下的畸形繁荣。中国的制造业能力并没有质的变化。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工业看似强大，但许多关乎抗战战局的技术装备，依然要指望买买买。哪怕日本侵华的脚步日益逼近，中华民国海军的装备水平依然裹足不前。十年间主力战舰仅仅增加了三艘，海军作战飞机只有十架，面对磨刀霍霍的日本海军，几乎好似“小不点”。

海军尚且如此，陆军空军也差不离，除了生产枪械迫击炮外，几乎没有任何自造能力，从重炮到飞机就靠买买买。可以说，畸形的“黄金十年工业”，活活拖住了中国备战的后腿。

而比起产业的畸形来，“黄金十年”里同样值得一说的，还有民国另一桩“传说很强大”的成就：教育。

多年以来，“民国教育很强大”的说法，在很多场合都深入人心。那大学教授们动辄每月几百法币的高工资，那一位位“大师”们指点江山的风姿，叫多少人恨不得站在民国的讲台上过把瘾。可民国的教育，真有那么受重视？放在号称“文化繁荣”的“黄金十年”里，“强大民国教育”背后更有真相：占民国教师人数近百分之九十的小学教师，基本生活在贫困里。

比起民国大学教师们“工资基本不动”的滋润生活，民国的小学教师有多苦？比如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等地，小学教师最低月薪竟是五元法币，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年薪也就七八十法币。放在北方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小学教师一个月能拿到十几元法币，就算是高工资。

如此一来，在“黄金十年”那“繁华优雅”大学生活的背后，却是遍布中国南北的惨淡小学教育，以及千千万万小学教师的贫寒生活。比起对大学的慷慨拨款来，哪怕“黄金十年”时期，民国政府对小学教育的投入也相当的吝啬。其后果也当然不止是几位小学教师的“吃饭问题”，而是此时中国触目惊心的真相：“重视教育”的民国，在“教育发达”的“黄金十年”时代，文盲率竟高达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文盲率一度逼近百分之九十。繁荣的表象背后，是一片知识与国民素质的荒漠。

而最能验出“黄金十年”成色的，则是这个时代里，普通老百姓的民生。

首先看工人，哪怕是在“黄金十年”公认最繁华的上海，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多在10到25元之间。这些钱每月除了吃饭交房租，基本就是捉襟见肘，甚至“十家之中，亏短的有四五家之多”。为了省钱，工人们都是能省则省，居住的房子大多是四五家合租，一家四五口挤一个屋里，厨房都是共用，以至于“苍蝇遍地，臭气熏天”。这，还属于当时工人里“条件好的”，更多的工人，甚至连屋子租不起，都要搭草屋居住。

而北方地区的工资水平，比起上海工人来也要差一大截子。比如在山东济南，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七块钱。而在当时公认工资高的铁路系统，铁路工人的最低工资也是在每月六到二十元左右。入不敷出是常事。

更能见证“黄金十年”民生的，则是“黄金十年”时期农民的生活。可以说，哪怕比起北洋时代来，“黄金十年”的农民都堪称苦到家。首先，整个这十年，恰是中国自然灾害的高发期，1928到1937年，中国10万灾民规模的灾荒，竟爆发了118次之多。包括了水灾旱灾等各种灾害。灾难如此频繁，农民本来就不堪重负，但南京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横征暴敛，更把灾荒变成了人祸。

整个“黄金十年”时期，在工业“高速发展”的背后，南京国民政府却把广大农民变成了“提款机”，农村的田赋附加税滚雪球一般增长，在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农田的附加税，比“正税”暴增了五倍。广东省的田赋五年里增加了三倍。1935年中国的田赋税额，比1931年就增长了三分之一。这增长的田赋，地主们当然巧立名目转嫁到农民身上。“重赋病民”成了普遍现象。

于是，且不说原本就贫困的北方农村，就连公认富庶的南方农村，在“黄金十年”时期也呈现出肉眼可见的衰败。浙江地区“农家贫困，农民破产”。以产米著称的江南地区，多次爆发米荒。湖南地区八成的人口“完全沉于饥饿线下”。经济发达的广东，农户更是大量破产，正如学者翁有为的叹息，那个时代里，农村“哪有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工业“瘸腿”，教育落后，民生日益艰难的中国。看懂这样的艰辛，也会看懂接下来的抗战时代，中国的国运遭受到的残酷考验。

所谓“黄金十年”，又哪里是什么惹人神往的荣耀？分明是发人深思的警钟。

参考资料：翁有为《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王先明《民国黄金十年的历史真相》、邵俊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业经济分析》、王运明《民国小学教师待遇初探》、谢庐明《1930年的强迫识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