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企参会，温州为什么拒超“一年30次”？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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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趋势是，城市与企业家正越走越近。

前有武汉聘用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雷军等企业家为“招才顾问”，在当地召开的各类会议上，少不了雷军为家乡揽才摇旗呐喊的身影；

后有厦门为新落户的趣店集团创始人兼CEO罗敏颁发“投资顾问”聘书，他本人更是不停组局开会，将唱吧创始人陈华等一波又一波企业家引荐到厦门。

企业家充当了政府对外形象的名片，也为政府牵起了与外界沟通的纽带。

前不久，70万“温商”遍天下的温州，却主动提出要与企业“保持距离”。根据温州出台的《关于规范涉企工作 推进民营企业精力减负的实施方案(试行)》，提出要解决服务企业“过繁”“过度关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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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企业家履行责任义务或参加特殊性会议等情况外，对有频次限定要求的企业，邀企参会应尊重企业意愿，年度频次最高不超过30次（含入企调研频次），不同频次间隔原则上不小于7天。

”

为什么让政府与企业家互利的大小会议，会被温州视为“过度关爱”？

“陪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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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有相关部门打着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企业痛点的旗号，频频要求企业负责人‘陪会’。一些号称给企业减负、提气的会议，结果成了企业新负担。”去年，《半月谈》有关政府会议的一则调查文章引发关注。

文章中的一个现象，足以显示“矛盾”的尖锐程度：一位光伏行业企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满足地方对公司高管参会的要求，甚至专门招聘了一名专门的高管“陪会”。

为何企业“陪会”变成了“家常便饭”？

对于优化营商环境而言，让企业家进入涉企政策决策过程成为共识。去年，国家发改委还印发《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保障企业家的意见能真正传递到政府耳中。

座谈会是政府获取企业家声音的一种普遍方式，比如在温州有关民营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程序的暂行办法中，就点名“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企业家意见。

初衷是好的，但执行层面，一些地方却出现了偏差。

《半月谈》采访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在召开会议时并未充分考虑企业诉求，只重视开会的过程，并不重视实际效果。邀请的企业与会议主题未必相关、点名邀请的企业主要负责人也未必熟悉情况，企业若提出异议，还可能被扣上“架子大”“不给面子”的帽子，甚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原本解决实际问题的座谈变成了宣讲，个别企业为了保障日常生产活动开展，不得不请专人“陪会”。

事实上，在温州此前召开的一次企业座谈会上，企业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

“我们知道政府部门的培训，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但对象是否可以更广泛？”“每次培训都要企业负责人参与，各个部门都有组织，我们没有精力……”

会议给企业带来了过重的“精力负担”，反而可能会影响政企关系。

“开会依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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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工作惯性，或许可以解释政府“好心办坏事”的原因。

2013年，新华网披露，一个沿海省份某厅局负责人因不堪忍受会议过多，让人统计涉及其厅局相关工作全年的开会数量，得出的数字是1068个——若平均到全年248个工作日，每天至少要开4个会议。

同一时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的一则评论对政府“开会依赖症”给出了几个理由：由于常常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情况，通过简单的发文或者电话会议难以推进政策执行，不得不一层一层地开会、不同领导三令五申，最大限度提高责任落实落地的概率。

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工作思路下，“会浮于事”的状况自然难以避免。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带头大幅精简会议、坚决把文件压减三分之一以上”后，同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各地亦相继出台文件，确定会议压减比例、甚至推出“无会月”“无会周”等制度。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振超等人指出，

“ 

有的地方用会议规模来体现对工作的重视，把一些与会议内容无关的人员拉来陪会。有的地方把召开会议的次数当作政绩，时不时地召开交流会、研讨会、座谈会。

”

在其看来，本身具有实效的会议也沦为形式主义。

在《半月谈》的采访中，有民营企业就表达过类似的感受：似乎领导不开会发表讲话，就是对某项工作不重视。然而，实际上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可能只有在会议现场才能领到，政府网站上却很难找到，会议的落实情况可想而知。

请还是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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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是所有会议都是“无用功”。

在近年来各地纷纷举办国际企业家咨询会的潮流下，城叔曾在一座城市见证几次会议的全程。

在每年会议上，都会有一个例行的流程：主办方在汇总当年各企业家建议的同时，也会简要公布前一年建议的落实情况。从程序上来看，会议内容而非开会本身，已经成为城市关注的重点。

但武汉市社科院副院长吴永保此前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评论，也为观察这种会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口：城市邀请企业高管参加咨询会，最容易被看到的明显价值是招商引资。

这在一些会议主办方的经验中得到印证：在咨询会上，市长和参会企业高管通常会换一圈名片，便于地方政府走出去，也有利于企业第一时间与这些城市取得联系。

事实上，在会展经济1：9的经济带动力愈加为人所知的当下，会议本身早已有了更多的意义。在任何会议现场，都不乏希望借会议平台达成合作的企业，而通过此方式与政府加强联系的企业也大有人在。

温州的政策，提供了一种对政企关系的思考契机。

究竟政府在开会时应该邀请怎样的企业？温州的答案是需要“分类讨论”——

有关“一年不超过30次”的精力减负措施主要对象是“四上”企业，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贸易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资质建筑业企业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该政策与企业的一种声音恰好吻合——“经常‘陪会’的企业往往是地方重视的新项目、大项目、标杆项目。而当企业身处困境，真正需要政府部门帮一把的时候，可能未必能得到邀请。”

开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好的营商环境绝非来自座谈会的数量，企业的感受度更多源于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政府政策是否足够有针对性。

去年，杭州市发布“新制造业计划”，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重点企业担任政府事务代表。在外界看来，这是从企业“陪会”到政府入企的一次理念转变。

当然，更深层次的变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要从根源上杜绝“文山会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引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终真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字 | 杨弃非

来源：城市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