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比收入更能决定社会福祉？_风闻

　　编者按：现有文献表明，信任和社会网络对社会福祉具有积极影响，在发达国家，社会资本比收入更能决定社会福祉。本期推送探讨了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作者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研究了中国信任、社交网络和主管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深入分析了信任和社交网络的内部本质，以及这些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主管幸福感的。

　　这是社论前沿第S178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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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在许多文献中，社会资本已经与包括信任、社会网络或社会纽带在内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元素，并验证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然而，关于社交网络对福祉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关于信任和社交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福祉影响的经验证据有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扩大我们对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的信任和社会网络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认知。具体来说，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信任、社交网络和福祉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尽管现有研究清楚地概述了信任与福祉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迄今为止尚未考虑到信任与福祉之间以及社交网络与福祉之间的潜在内生性。更具体地说，福祉与社会资本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幸福程度较高的人信任度更高，而信任度较高的人通常会报告较高的幸福感。这种可能性也同样出现在各种社会资本度量中，即信任度更高的人更有可能形成社交网络，而社交网络较广的人则更有可能信任他人。这些相互作用会引起内生性，并可能使结果产生偏差。作者使用Lewbel（2012）提出的异方差调整工具，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并作为对我们主要结果的稳健性检查。

　　Cox（2000）提出了一种内在机制的可能性解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资本为何影响幸福感。当个体不得不处理冲突和问题时，社会网络的好处就发挥了作用。社交网络促进了社会资本，而那些拥有较高社会资本水平的社区/个人将更好地管理冲突。鉴于冲突会对幸福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认为，社会资本（牵涉到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社会资本在缓解冲突或适当管理冲突中发挥潜在作用的结果。用这些术语来说，社交网络在个体可能不愿合作或聚在一起解决冲突的情况下很有用。

　　一些文献也对社交网络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进行了概念化，其中有人认为社会关系可能使个人的资源紧张，并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可能会受到损害。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可以通过内在地影响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联系来影响生活质量。

　　Elgar等（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是女性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在男性，老年人和年轻人上则没有这样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具有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有可能增加身边其他人的生活满意度（Helliwel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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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与变量

　　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第二次到第六次调查。因变量是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感。受访者回答问题“总的来看，您最近对您的整体生活满意吗？1表示“完全不满意”，10表示“完全满意”，您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如何？”

　　自变量。社会资本，使用Putnam（2000）的定义，即“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和可信赖性规范。”将社交网络作为对社会资本的第一个度量，用个体参与社会群体的程度作为度量，包括宗教、运动、教育、政党、专业组织六个团体参与度，以及这六项的平均值，作为社会网络的七个测量。

　　信任度量选择广义信任，包括七个方面。首先是一般信任水平，“通常来说，您是否会说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或者您在与人打交道时需要非常小心？”；除此之外，还包括对家庭、邻居、受访者认识的人、陌生人和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及其他国籍的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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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结果

　　信任和社交网络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信任和社交网络对幸福感呈正向影响，信任对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并且该结果在所有信任度量中都是一致的。除宗教组织外，社交网络的参与也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在中国，宗教信仰并不会有助于个人的福祉或生活满意度。

　　与其他控制变量相比，作者发现信任和社交网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弱于诸如收入和年龄等控制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但是，与诸如婚姻状况、金钱、自由和不安全感之类的控制变量相比，信任和社交网络的作用相对较强。控制变量表明，收入和自由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与收入相比，信任和社交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弱。

　　结果还表明，像比于单身或离婚的人，已婚的被访者倾向于报告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女性受访者相比，男性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此外，由于犯罪和缺乏财务自由而感到不安全与幸福感也存在负相关。

　　在这项研究中观察到的年龄效应与现有文献一致，年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年龄平方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38岁是U型关系的最低点。

　　作者使用Lewbel（2012）提出的一种新的方法来识别模型的内生性。对于无法使用其他识别源（例如工具变量）或识别能力很弱的应用程序，此方法特别有用。识别的先决条件是回归变量与异方差误差不相关，其中误差相关性是由于未观察到的共同因素引起的。因此，只要数据中存在一定的异方差，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识别。Lewbel的2SLS估计结果与OLS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具体来说，OLS结果低估了一般信任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夸大了社交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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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信任作为福祉的重要决定因素可能是中国采用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自从经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就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增长，因此对社会福祉的关注减少了。有些作者认为，自从中国严重依赖社会网络和社区互动的合作医疗体系崩溃以来，现在严重依赖家人和朋友的贷款来支付医疗服务。这些贷款只能以信任为基础，因此，间接地，个人的健康和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任。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中国，正式组织可能很少存在。就宗教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的，因为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相对较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宗教参与对幸福的影响也与一些研究相矛盾，有些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参与宗教活动可以增进个人的幸福。那么，对中国而言，这种微不足道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该国对宗教的认识和边界所致。例如，在中国、佛教、道教和中国当地民间宗教习俗等宗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或区分。因此，虽然其他多元宗教社会的界限是相对明确的，但中国的宗教界限并没有那么明显。因此，就宗教而言，团体内和团体外社交网络之间的差异水平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