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别人，是很难走到1949年的_风闻
西方朔-2020-10-16 11:07
倾听民国史在历史与现实间流连忘返82 人赞同了该文章周恩来找博古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之事。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
17日的会议，博古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与周恩来任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定的负责人等。
2月5日，周恩来找博古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关印章，同时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确实是一个颇具“霸气”的人物，在政治、军事谋略等大问题上，他更是自信十足、坚持己见，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敢于违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命令。德军侵入苏联后，斯大林唯恐日军夹击，要求中共主动发起对日军的攻击以形成牵制，而毛泽东就是不出兵。
对中共党史深有研究的学者杨奎松慨叹：“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
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敌视中国人民的白皮书。毛泽东接连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痛斥美国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对美国封锁新中国的企图，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方面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一方面组成“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并将侵略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作战。
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毛泽东为何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他说：“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愤然回击：“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介石给他安排做了军统研究室主任，在戴笠手下做事，风风光光一阵后，很快就被冷落了。落寞之余，不免大发感慨。据沈醉回忆：张国焘有次对他说：“我要是过去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会是第三第二了。”
张国焘说自己不够泼辣，确切地讲，是嫌自己不够独断，尤其是在与人发生冲突、受到外界压力时不能坚持己见。在回忆录中，他也多次对这一性格表示不满。如，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张国焘曾反对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会使中共丧失独立性，而且会让那些老国民党员感到共产党人去抢位子，势必导致国共交恶。
在他看来，国共合作的方式应当是“两党联合”，“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和权势”。
但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他屈服了，最后还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又如，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失败后，他带领红四军进入川北，打算抛弃过去的苏维埃政策，建立“四川人民政府”。他认为苏维埃政策是失败的，政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
但中央来电严令不得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要求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时，他又屈服了。
但他心中却愤愤难平，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政策。”由此他感叹道：“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
张国焘缺少一种“一意孤行”的泼辣劲儿。他不仅不敢违抗共产国际的命令，甚至对与自己积怨颇深的王明也俯首帖耳。
这就不难理解，张国焘在1924年被北京政府抓捕后会变节，供出李大钊等党内同志的名单。
同样也不难理解，在投降国民党后，张国焘竟然会接受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的安排。其委曲求全至此，岂偶然哉？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最直接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很害怕。
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你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当然，“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于是，他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对他的评价则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逃离延安了。
应该说，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王明断言其虽不是托派却也是帮凶，则是促使张国焘出走的直接原因。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挽救工作，在武汉张国焘住的旅馆里，周恩来对其彻夜劝说，但张国焘去意已定，最后他提出见在武汉的蒋介石。
1938年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向蒋介石汇报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一来事先没有准备，二来他并不是为汇报工作而来，所以语无伦次。蒋介石见到这种场面，也不便多说什么。
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时奴颜婢膝的态度。
晚年张国焘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
“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到了张国焘的问题：
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小差”，现在在组织上也“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历史上不“左”就右。
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右倾。
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到西藏去建立根据地。以后，又另立“中央”。
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西安事变后，他半夜敲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毛泽东用手比画着在脖子上一割）处以极刑。
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
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张国焘没有看到。张国焘在革命的道路上从头到尾是机会主义，沿途开小差。
他最后勉励学员：“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张国焘的悲剧，多少与他的“不够泼辣”有关。不够泼辣，意味着性格中存在软弱的成分，在关键时刻往往缺乏血性，缺乏一种宁为玉碎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张国焘在党内一直被他的政敌斥为“老牌的机会主义“。若以能够坚持己见、抵制外来压力而论，张国焘的确不如毛泽东“泼辣”。
历史人物的性格，颇值玩味。因为它所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浮沉，而且往往关系到历史的大事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