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的一天：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小细节（上）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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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为国人所熟知，“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高潮更是让多少人为之兴奋不已。然而，亲历其事的田炯锦为何会发出如此感叹？难道历史看似宏伟壮观，待细观时却又显得模糊不清？

　　五四运动纪念碑

　　五四运动半个世纪后，曾亲身参与那场运动的田炯锦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一通感慨：

　　五四运动当天游行的人，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行动，会被称为“五四运动”。而以后侈谈五四运动的人，……不少的人甚至将文学改良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在一起；于是随其心之好恶，将“五四”以前数年的某些事象，与“五四”以后许多年的某些事象，都记在“五四”的功劳簿上或罪过册上。以致后之人对五四运动的真相不易明瞭，更不易对其功过有持平的论断。

　　五四运动为国人所熟知，“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高潮更是让多少人为之兴奋不已。然而，亲历其事的田炯锦为何会发出如此感叹？难道历史看似宏伟壮观，待细观时却又显得模糊不清？在这里，笔者试图从诸多亲历者的记载中，一窥当天的一些细节碎片。

　　1

　　那天的天气，那天的人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在当天的日记中，鲁迅先生对天气的记载是一个字：“昙。”

　　“昙”指的是云彩密布的多云天气，也可引申为阴暗、天阴。当年32名被捕学生之一的杨振声说得更详细：

　　“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

　　另一位北大同学范云则回忆说：“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队伍浩浩荡荡从红楼向天安门前进

　　5月初的北京正值春夏之交，那天的天气也被各方人物记载如下：当时已经北大毕业而留校任讲师的梁敬錞回忆说：“北京四五月的天气，多半燥热。”当天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王统照说：

　　刚入五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颇烦闷，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热尘黄土的飞飏腾扑，……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那天，我预料午后的天会热，外面只穿了一件爱国布的单长袍，可还觉得格外沉重。一顶呢子礼帽不时摘下来当扇子遮着阳光，扇扇尘土。

　　当天有些发烧但仍参与其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陈其樵在日记中记载：“前日着棉，今日着单，北京气候之不定如此！”次日，他又记载说：“天气忽然大热，如在伏天。”据许德衍回忆，当时北大的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那时的学生风气，穿西服的偶有一二，短装者则绝无仅有，中学生穿制服者颇多。由此，在王统照的回忆下，“从‘九城’中到天安门内的学生几乎十之八九是长衫人”。

　　“五四”传单

　　那么，那天在天安门下究竟聚集了多少人呢？这个却是说法不一。

　　如北大学生范云称，当天上午十点吃饭，北大集合的学生约一千人，到达广场后约有五六千人，王统照也持相同看法。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则认为，当天的人数在六七千，而同校学生夏明钢认为，人数在万人左右。

　　当然，也有认为少于此数者。1919年6月出版的《章宗祥》一书中，作者“大中华国民”提到，“各校相继而来，北京大学最后到，各校学生总数约在三千以上”。官方文件中的说法则人数还要再少一些，如警察总监吴炳湘在致直隶军务帮办王怀庆的密电中称学生“二三千人”，而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在呈文中报告称，当日午时二点时，天安门处“聚集学生约千余人”。

　　对此问题，北京法政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法专)学生王抚洲的回忆较为客观，其认为：各校整队到达天安门多在二时以后，“天安门集合开会时的人数，有人记载二三万人，有人记载为一万多。据我当时的估计，最多不过二千人”。

　　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队伍

　　王抚洲的理由是：“当时学生人数，每校都不及今日大专校十分之一二。国立农专、医专不过三几百人，法专较多，只有五百多人，北大人数最多，是二千还是三千，我不记得，总之将北京一切国立私立大专学校合起来，学生数不过万人，所以不可能集会超过万人，况且时值星期日仓促集合，有的学校远在城外，无法赶来参加(如清华)，有的学生星期日外出，不及参加。所有当时整队而来集合者能有二千人已不为少。不过游行出发后，闻风赶来或路上遇见而加入游行队列的，可能有一千人以上，所以走到东长安街时，总数应在三千人以上了。”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向无集体行动传统的国家，在天安门这种有明显政治意义的地点，两三千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而聚集在了一起。此情此景，在北京高师学生于力的描述下就是：

　　“天安门的杰阁巍阙、朱垣飞甍代表着祖国的庄严气象，在春光明丽的广场前，聚集着这个祖国的大群蕴怒的儿女，阖城数千个各大中学校青年学子，发出震天的吼声！”

　　2

　　广场上的交锋

　　说来也巧，新闻嗅觉敏锐的《晨报》某记者当天正好路过天安门，他立刻跟随学生行动并做了如下报道：

　　“昨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

　　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样。

　　此外，各人所持小旗上书‘复我青岛，不复青岛毋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勿作五分钟爱国心’‘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记不胜记(亦有用英文法文书者)。”

　　标语：杀千刀的曹汝霖，还我青岛来！

　　据罗家伦回忆，在决议5月4日发动游行后，北大学生代表花三百元买了许多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此外，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总共印了两万份，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宣传品。

　　应当注意的是，当时的这些旗子横幅等都是白的，不存在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情况。北大学生杨亮功回忆说：“各校即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同校之陶希圣也说：“每一学生，各自手执白旗，或大或小，没有一定的尺寸。”王统照则描述说，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白旗舞动”。如此，整个队伍形成了一种刺眼、晦气、诅咒、不吉祥的白色调。

　　游行示威的女学生

　　至于广场上那幅高高挑起的“挽联”，无疑是所有道具中最醒目的。

　　据北京高师学生宋宪亭回忆，“五四”前夜他到同学张润芝屋里去串门，“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白布，笔墨俱全，说是要写挽联。……第二天出发时，张润芝用一根大竹竿将挽联挑着扛在肩上，他的身材较高，眼又近视，摇摇晃晃颇惹人注意”。此外，张润芝还带了一把斧头和几颗钉子，打算将此挽联钉在曹家门上，后来挽联没有钉上，这把斧头在破窗时倒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生们的游行有如给“三贼”出丧，这其实也非偶然。此前章宗祥从日本回国时，留日学生就给他来了这么一出，当时章的车厢里被塞满了各种“送丧”的白旗。如此做法，也是对卖国行为的一种憎恨吧！

　　据北大学生朱一鹗回忆，京师警察厅事前即得知学生的行动，并于当天上午派员向他(其自称总代表)接洽阻止。警察厅的意见，是认为学生示威运动大可不必，如有意见，尽可由书面呈请政府办理，但其提议被拒绝。

　　据《晨报》记者报道，学生在广场聚集后，教育部也派司长某君前来劝阻，后者请学生们从速解散，如有事可举代表，由其传达。对此，学生们当然不予理会。

　　接着，步军统领李长泰也很快率随从赶到。据报道，李长泰还险些与学生发生冲突，因为他一上来就操起北方官话：“汝们现在可以解散，今天公使馆是不见客的，汝们就到那里也没有益处，有话可以由我转达。”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群众大会现场

　　由于大多数学生不识这老头啥来历，听了他的话后立刻高喊“卖国贼”。所幸有学生代表出来转圜，表示学生都是为国，今日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的后盾而已。李长泰听后，摘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说：“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须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

　　言毕，李长泰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