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嘴里吐出了“你国是1984！”_风闻

（上星期公众号“向问地”首发）

9月5日，美国国务院的推特转发蓬佩奥的言论：中国正在利用5G技术，创造奥威尔笔下的“1984”，并将其输出到21世纪。

去年10月，蓬佩奥就造谣说，中国新疆就像奥威尔笔下的“1984”。

1984，在西方是个骂人的词儿，它的意思是“极权、专制、黑暗的国家或时代”。可是，在咱们国家并不是个常用词。

咱们国家也有骂人的数字，全国人民都会骂250, 2，上海人会骂13点，南京人骂25，香港人骂38。用这几个数字骂蓬胖，都蛮合适的哈。

“1984”这个说法，来自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在小说里，英国变成了极权国家，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很压抑，渴望自油。他的反抗手段是：跟着感觉走，享受日常生活的点滴快乐。

奥威尔还写了小说《动物庄园》，说的是一群猪发动革命，赶走了农场的主人，聪明猪成了独裁者，普通猪却发现革命后的生活没有那么好。

这两部小说其实都是影射苏联。自然而然，有人误以为奥威尔是鼓吹西方优越性的作家，是英国的福山。其实不是的，他也批评西方。可以说，奥威尔是个双重反对派：既批评苏联，也批评西方。

你可能感到奇怪吧。这和乔治·奥威尔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性格有关。

奥威尔他爸是英帝国的“基层干部”，在缅甸负责种植罂粟，还把鸦片出口到上海。呵呵，这可是罪恶的工作哈。

1903年，奥威尔出生在缅甸。1904年，跟母亲回到英国，而他父亲继续留在缅甸。

他家是统治阶层的最底层。这决定了奥威尔的命运。

1911年，他上了寄宿学校，有时候因为尿床挨打，这个可怜的小孩只好祈祷：不要尿床不要尿床。

奥威尔讨厌历史课，他认为，那不过是洗脑而已。从那时起，他就厌恶英国教育。

1917年，他考上伊顿公学。虽然上了贵族中学，可是他知道，自己前途无望。所以他愤世嫉俗，蔑视一切，对人冷漠，觉得什么都无所谓。

1921年，他没有机会上大学，只好去了缅甸，当了5年大英帝国警察。他看透了殖民主义罪恶，同情底层民众，不愿当帮凶。1927年，他就辞了职，想当作家。

1927年，奥威尔回到英国，他当过洗碗工、教师、店员、农场零工和码头工人。

1930年，奥威尔来到巴黎，希望实现作家梦，可是作品发表不了，钱也被偷了，他成了流浪汉，后来只好回到英国。

1933年，奥威尔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在这部作品里，奥威尔批判了拜金的资本主义社会风气，同情失业的流浪汉们。教会向流浪汉们施舍面包和水，趁机诱导他们信教。对此，奥威尔很反感。

他还亲自下矿井，了解矿工生活，去调查失业矿工的生活。他认为，矿工们是绝望的，并不是左翼鼓吹的无产阶级英雄。

1934年，奥威尔出版了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

主人公弗洛里是英国木材商人，他厌恶英国的殖民罪恶，同情缅甸人，欣赏缅甸文化，可是英国人和缅甸人都蔑视他、排斥他。

他和缅甸女孩的情人关系暴露后，向英国女孩求婚，遭到拒绝，最后迷茫的他只好开枪自杀。

小说里有个印度“公知”维拉斯瓦米医生，这家伙坚信英国人是高等民族，印度人是低等民族。他认为，英国给殖民地带来了和平和进步。哈哈，跪族，很多国家都有。

1935年，奥威尔出版了小说《牧师的女儿》（A Clergyman’s Daughter）：牧师的女儿失忆后，和流浪汉混在一起，为了生活只好出卖体力，尝尽底层生活的苦涩。

恢复记忆后，她得到父亲的原谅，回到家中，不再信奉宗教。

其实，我觉得，奥威尔表达了他的反宗教情绪。他认识到，宗教对于解决底层的问题并没有多大作用。

奥威尔切身感受了底层生活的绝望和痛苦，对社会贫富分化不满，1930年起，他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他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甚至反感所谓的宗教信仰。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

1936年底，他去了西班牙，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他的警察经历发挥了作用，他训练了一些志愿者。

四个月后，在和法西斯分子的战斗中，他脖子中弹。当时西班牙左翼力量内部在搞肃托（托洛茨基分子）运动。他也面临危险，受到监视，房间被搜查，有的战友被自己人杀害或逮捕。

这件事刺激了他，这就埋下了厌恶苏联的种子。

1937年，出版了《去维冈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描述了矿工生活，成为畅销书。

二战期间，他支持丘吉尔，反对法西斯，在BBC从事一些宣传工作。和丘吉尔的英雄史观不同，奥威尔佩服那些为战争做出牺牲的普通人。

1950年1月21日，奥威尔因病去世，只活了47岁。

早期他写了几部批判西方的作品，它们的知名度不是很高。《1984》和《动物庄园》却不一样，在冷战期间被西方利用，用来攻击、抹黑苏联。

奥威尔是个理想主义者，敏感，有正义感，路见不平一声吼。这种人其实很多，各行各业都有。

奥威尔认为：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抵抗暴力，承担苦难，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奥威尔的个人体验和经历，免不了有些片面、有些肤浅，没有全面深入地观察苏联社会，仅仅因为“极权”和“缺乏自油”就否定了苏联的一切。

事实上，苏联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二次大战的赢家，普通人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等等。

他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主义，既没有苏联的极权，也没有西方的不公正，既公正又自油。这是他内心的渴望，他并没有提供清晰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也许今天的欧洲国家是他的理想国吧。

可是，新冠疫情期间，几个欧洲国家撒手不管，要搞群体免疫。如果奥威尔在世，一定会骂资本家贪得无厌、没有社会责任感，一定会为普通人遭受的不公待遇大声疾呼吧。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1929年到奥威尔病死前（1950年1月21日），他是英国军情5处和伦敦警察厅特别科的监控对象，因为当局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联。

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吧。他以为西方有自油，这自油其实是有限的、表面的。

斯诺登和维基网站揭露了美国的种种监控手段，这些手段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要是他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惊呼：大佬正在盯着每个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他在《1984》里写道：自油即奴役。在当时的英国，这句话真地应验了。

理想主义者，对社会或个人生活预期过高，在任何社会都会碰壁。历经起伏和沧桑，多数人会放弃理想主义，不再痴迷于最好的、最完美的。

也许这是理想主义的最终归宿。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