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选择，会把所有努力化为泡影_风闻

　　10月8号，迅雷的高层内讧进一步加码，迅雷发布公告，称迅雷公司前CEO陈磊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目前深圳市公安局已经对涉嫌职务侵占的陈磊等人进行立案侦查。然后陈磊向《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回应了，说迅雷控告他背后，还另有隐情，迅雷是想把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全推到陈磊头上。

　　这个瓜其实没啥意思，还没有当当《庆余年》的剧情精彩，但是我从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正确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陈磊本科毕业于清华计算机系，又在德克萨斯州大学拿到了硕士，毕业后又先后就职于谷歌和微软两家大厂。2010年，陈磊加入腾讯，做了腾讯的广点通，业务实现突破性发展。2014年6月，腾讯云计算公司成立，陈磊担任腾讯云计算的总裁，当然那时候的腾讯云体量还非常小，远远不是今天全国排行第二的地位。

　　结果到了2014年11月3日，陈磊应雷军的邀请加入迅雷，担任迅雷CTO，以及迅雷旗下的全资子公司网心科技的CEO；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个非常错误的选择，等于陈磊放弃了中国第二大云计算厂商总裁的位置，跑去迅雷这样一个小公司做CTO再到后来的CEO，后来又卷入迅雷高层内讧，直到现在被迅雷向公安报案，自己跑到美国，事业遭遇重挫。

　　如图是迅雷CEO陈磊和迅雷高级副总裁董鳕，陈磊和董鳕两人没结婚，但有一个孩子。董鳕以前在腾讯做PR，后来跟着陈磊去了迅雷，也是一路高升。

　　而云计算是如何发展的？2006年8月9日，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搜索引擎大会（SES San Jose 2006）上首次提出“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概念；同一年里，Amazon Web Services （AWS）在2006年 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将云计算推向了商业化之路。中国仅仅晚了3年，2009年，阿里云在从电商业务中孵化成立，而腾讯云正在游戏服务器托管中继续发育壮大。

　　2015年，阿里云开始突飞猛进，中石化选择了阿里自建云作为易派客平台的底层云平台；12306开始用阿里的公有云做余票查询，将这部分间歇的、突发性的流量，在春运期间分配到阿里公有云上，由阿里遍布全球的CDN节点和120T带宽，来承载广大人民查询余票的需求，当用户完成余票查询开始购票时，再将链路转到12306自有的服务器上，有效降低了12306网站遭遇的并发压力。

　　2019年930，腾讯云的营收正式超过100亿人民币，在中国云计算厂商中排名第二；而阿里云的发展更快，8月20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的财报后，阿里云的估值达到10倍市销率P/S（也就是应收的10倍）1238亿美元。

　　按照这个市销率比例，腾讯云2019年营收170亿元，那么腾讯云的估值，应该在1700亿人民币左右；陈磊作为这种规模的公司高管，你说收入和地位又是怎样？如果陈磊在2014年没有离开腾讯云，不管是个人事业，还是个人财富，肯定远远超过在迅雷的收益了，光年薪就得500万以上吧，绝对不会沦落到被抹黑为任用私人、职务侵占，吃几个人头的空饷这种破事了。

　　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了一个可怜的人，刘连仁，他是被日军掳走的中国劳工。自1937年开始，日军便在中国占领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抓劳工”行动。当时的《抗战日报》曾对此作过报道：“顷据伪‘华北劳工协会’宣称，从1937年到1942年，华北壮丁被敌捕去有559万。”（《抗战日报》 1943年2月9日第2版。）而其中，有4万人被送往日本本土，刘连仁就是其中一个。

　　刘连仁是山东高密人，在1944年八月被伪军抓了壮丁，变成了日本劳工，被逼着上了开往日本北海道的轮船，从此在日本开始了矿山挖煤苦力的工作，吃不饱，穿不暖，干不完活要挨打，受伤了不给治疗，活生生的把华人当成消耗品，仅仅8个月，200名劳工就只剩下70多人。

　　于是，在1945年7月31日，刘连仁和四个同乡邓撰友、陈增福、陈国起和杜贵香吃完晚饭，瞅准机会冲进厨房抢了干粮，然后翻墙跳进粪坑，随后爬出逃走。他们之后开始了在日本北海道山里的流亡生活，白天在山里转，夜里下山挖土豆充饥；北海道9月就开始飘雪，他们到了冬季，就要搜集各种过冬的口粮，还要在蜷缩在洞里过冬，多睡觉少活动。

　　关键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时间只差15天。日本投降后，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日本从1945年10月开始分批将掳走的38935名中国劳工中的幸存者送回中国。比如前游击队员李全富，也是在1945年4月被抓捕，送到北海道去当劳工的，等到815光复之后，劳工们恢复了自由，12月10日，李全富搭乘美军军舰，返回了祖国。

　　抗日老战士梁冠军，在1943年4月被日军俘虏，后来在1944年被送到北海道札幌的矿山当煤矿苦工，在抗战胜利后，梁冠军被送回祖国，建国后在湖北省科委工作，安度晚年。

　　刘连仁他们也被日本人发现过几次，其他四个人后来都被日本人找到，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在识别身份后被送回家乡，而刘连仁幸运地逃过了几次搜索后，却在北海道过了13年的野人生活，过得苦不堪言——直到被日本猎户夸田清治发现他居住的洞口，然后找到刘连仁；1958年4月10日，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帮助下，刘连仁顺利回国。

　　刘连仁当时逃跑有可能是当时正确的选择，因为他有可能被越发丧心病狂的日寇折磨致死；可是不跑的话，有可能在1945年底就能被解救回到家乡。当我们仅看最后的结果，那就是一动不如一静，刘连仁的逃跑，还不如不跑，那13年远离社会、茹毛饮血的野人生活，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易经中，是讲究变化的，一动就有吉凶悔吝。在生活中也有大量一动不如一静的例子，比如《一个北京姑娘移民墨西哥的血泪史》，他们家在2001年卖掉北京二环四套房，共计100多万，举家移民墨西哥，真的是让人看着扎心。

　　当时看，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2001年墨西哥人均GDP7544美元，中国只有1053美元，而且公知一直在鼓吹中国崩溃论，大家都非常悲观；现在的情况我就不用比较了，光这四套房产，也值2000万了吧？而且抛家舍业去当一代移民，去的还是墨西哥这种治安混乱的国家，孰优孰劣？

　　比如1957年12月17日，63师中校副师长张清荣驾渔船叛逃金门，然后在台湾的时候，却还多次发表文章，包括《和平之路》、《谈共产主义社会》等，结果被认为是大陆间谍，在1958年被宪兵抓获，年底被情报局枪决。

　　丁锡功是云南楚雄人，1947年时是民变武装「抗铲队」总队长，中共滇西工委决定争取丁锡功，1947年11月，丁锡功入党，并担任八哨三抗联防总队总队长；在1949年5月接受改编后，陆续担任人民自卫团二支队支队长、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八支队三十八团团长，牟定县副县长。结果这货在1950年5月叛变，继续当土匪，杀害楚雄县长陈海，19天后被击溃，丁锡功逃亡泰国，1953年被仇人所杀。1950年叛党，这智商还真的感人。

　　比如50年代，很多解放军战士在打完仗后，得知家里分了土地，思乡心切，选择回家务农而不是等待转业；这些战士本来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但在做出选择的一刻起，就定格为农民，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贡献了工农剪刀差，直到我国取消农业税之后，生活才有所好转。

　　在人生中，最怕的不是不努力，而是做出致命的错误选择。

　　有的人是因为无法得到足够多的信息，比如被抓捕的劳工刘连仁，他只能盲目做出选择，听天由命；

　　有的人是获得了一定量的信息，但是却被错误的信息误导了，做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叛逃的中校副师长张清荣、滇桂黔边纵八支队三十八团团长丁锡功，还有那些驾机叛逃台湾的飞行员；

　　有的人是获得了海量的信息，但是却没有看懂大势，比如迅雷前CEO陈磊，不知道自己的成功即来自平台，又来自自己的能力；

　　他们本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惜信息获取与整合能力不够，决策能力也不够。我们需要不停地了解最新的信息，复盘新的形势，不断更新自己的决策；信息不足时，千万别盲目决策。比如刘连仁，他逃出去之后，有没有想办法去了解自己在哪里，现在的形势又是怎样，能不能找中国使馆或者同乡会求助？比如陈磊，他得到了什么虚假信息，才会从腾讯云计算总裁的位置离开，跑去迅雷当CTO深陷高层内讧？

　　回想一下，红军在反围剿失败后，是如何决定进发陕北的？就是教员接到聂荣臻送来的《晋阳日报》（缴获的），上面写着「匪首刘志丹、徐海东等率匪众在陕北甘南活动猖獗……国民政府正出动10万大军围剿……」；然后张国华在街边捡到了7月的大公报，上面写着「阎长官（阎锡山）称，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10余县，半赤化者8县」。两个消息相互印证之后——红军从此走上了光荣之路。

　　正确的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但是想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需要获取充足的信息，其次需要进行信息的甄别，然后依赖于信息整合还原真相，最后才要当机立断做出决策。

　　这么一想，觉得迅雷前CEO陈磊真的可怜，放弃了腾讯云计算总裁的职位，跑去迅雷当CTO，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应该跟49年加入国民党的性质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