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昌：基因编辑不能重蹈转基因覆辙_风闻
鹰击长空-黑名单专治乌贼、反智、喷子、谣棍和杠精2020-10-11 19:14
**摘要：**任何一项技术都应该接受规范管理，拒绝无理纠缠；但基因编辑技术目前事实上正在接受与转基因技术一样的“过度”管理。
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和詹妮弗·A·杜德纳因“基因编辑方法”获得2020诺贝尔化学奖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花落基因编辑。当许多人在讨论华裔科学家张锋是否应该获奖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似乎被忽略了：未来这项技术是否会如同其 “兄长” 转基因一样遭到不公正待遇，从而迟滞其发展和应用步伐？
至少在基因编辑育种这一领域，这一苗头已经显现。
整 40 年前，美国科学家保罗 · 伯格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其获奖理由是“对核酸的生化研究，尤其是对重组 DNA 的研究”。用通俗的、今天大家更熟悉的话翻译，就是他因发明转基因技术而获奖：那之前的 1971 年，他在两种微生物之间完成了科学史上第一次转基因实验。
基因编辑与转基因，两项技术在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在分子水平上改变目标生物的遗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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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技术，一套管理
历史惊人相似。
从成果诞生到获颁诺奖，转基因技术经历了 9 年时间。在这 9 年中，科学家借助于这项技术改造细菌，合成胰岛素、生长素、生长素抑制素和干扰素等重要药物，这在后来挽救了亿万人的健康和生命。之后，科学家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出今天人们接种的绝大多数疫苗。在农业育种领域，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的抗虫、抗除草剂作物一一面世。
基因编辑技术也一样。等待诺奖的 8 年中，这项技术开拓进入包括肿瘤、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先天性眼部疾病在内的各类疾病治疗领域，部分研究已经走到临床试验阶段。农业应用方面，国内包括高彩霞在内的众多遗传工程专家正在以这项技术培育小麦、水稻和玉米等各类作物的新品种；杜邦公司宣布，他们将在 2020 年前后以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出成熟的玉米新品种。
与技术的飞速发展不相协调的，是这两项技术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推进速度。
转基因技术所受阻力无需多言。在农业育种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推出抗虫棉之后，20 余年几无寸进，大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被锁死在实验室和试验田中；而在医药、环保、化工等领域，各种依靠基因工程生产的产品均不敢冠以转基因之名。历史上从未有其它事物，以如此高效的方式造福人类，却如此不可思议地不能以真面目示人。
而基因编辑技术，目前事实上正在接受与转基因技术一样的管理。并且是在更低风险、相对可以更快出成果的作物育种领域，技术被控制得最死。
这项技术诞生之初，国内一批科学家（主要是从事转基因育种的科学家）就呼吁，由于基因编辑不涉及外来基因，在农业育种方面，政府应该网开一面，尽早出台法律法规，以更宽松的方式对它做管理。然而数年过去，政府管理部门仍未给出明确说法，依然是在 “农业生物技术” 大框架之下对它进行管理——也就是以对转基因同样的方式管理。
相比之下，美国的行动要快速得多。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农业部就着手修订法律，意在放宽针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管理。2018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新规，撤销对基因编辑作物的严格管控，鼓励基因编辑植物的种植试验。2020 年上半年，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更进一步，强调将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新性状本身，而不是用于创造新性状的技术上，无论它是何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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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具有自净能力
针对一项技术，管理措施的出台总是会落后于这项技术本身，这并不奇怪；但我们不能因管理措施未曾跟上，就一刀切地把这项技术死死关在笼子里面。受转基因无辜株连，基因编辑育种技术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要接受这种命运。
这样说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项技术不能失控。早在转基因技术诞生之初，就有分子生物学家担忧：这项技术可以改造微生物，那么就可能以此合成一种全新的、具有致命毒性的微生物。出于这种风险考虑，科学家们决定暂停这项研究，先商量清楚防范措施。1973 年和 1975 年，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两次齐聚加州阿斯洛马举行会议，讨论重组 DNA 技术的潜在风险。1976 年，美国和欧洲各国相继出台重组 DNA 研究规则。
阿斯洛马会议说明，绝大多数科学家具有足够的风险意识，他们不仅先于公众、媒体及政府看到风险，还能主动付诸行动，给出防范措施。
基因编辑技术诞生后，出现了贺建奎事件，这是一波逆流，足以让管理者更加紧张；但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此事件。
当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生殖细胞（这涉嫌违背伦理），并且敲除的还是具有正常功能的基因（这是反人类行为），他遭到了科学界与媒体人一边倒的讨伐，并且最后还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这证明两点：既有的科学伦理约束是有效的，逆流者会成为众矢之的；既有的法律已经够用，足以惩罚违规者，我们无需等待新法规出台再放开技术。事实上，对于类似贺建奎这样的“偷猎者”，出台更严格的新法规也未必能提前防范他。
在这个前提下，笔者期望这次诺奖能成为一阵东风，为中国基因编辑管理方式的转变开启破冰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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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与管理都不应该用绥靖策略
笔者还对当下另一种现象表示担忧。
前文说过，基因编辑技术诞生之初，国内从事转基因育种的科学家们曾呼吁政府以更宽松的方式对它做管理。这无疑是他们高风亮节的表现：转基因已经被困死，他们希望作为 “兄弟连” 的基因编辑成功突围。然而这几年，科学界过分强调基因编辑“不需要外来基因”，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绥靖策略。
——因为 “外来基因” 本来就未必增加目标作物的风险；并且，正因为不能引进外来基因，基因编辑技术有其巨大局限性，它远不能替代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未来一定是互为补充同步发展的两项技术。
更重要的，是反对转基因的人士，从来都不是要反对外来基因。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反对转基因的几大理由，在基因编辑技术中都可以同样存在：
转基因（基因编辑）不自然（这是一种舶来的主张）；
转基因（基因编辑）是美帝阴谋，目的是让我们断子绝孙（阴谋论，不解释）；
虫子不吃，人怎么能吃？（基因编辑未必能做到抗虫，如果做到了，疑问会同样存在）；
吃了转基因（基因编辑）食品，会 “动” 我的基因（这本来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带有迷信性质的谣言。但在基因编辑这里，“动”你的基因，贺建奎还真做到了，尽管不是通过吃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针对基因编辑的妖魔化行动尚未展开，但这并不等于它永远不会出现。在笔者看来，基因编辑拥有目前还算不错的舆论环境，与之前十几年转基因大论战中的科普工作分不开。
无论是科学家的知识普及还是政府的管理，都应该秉承科学的方式，对于这两项技术均无必要厚此薄彼，更无必要让一方踩着另一方上位。
——我们要做的，是让任何一项技术正常化，接受规范管理，拒绝无理纠缠，尤其是基于迷信与谣言基础上的纠缠。无论是对已经造福人类近半个世纪的转基因，还是对即将全面服务人类的基因编辑，都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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